广西钦江故城采集鎏金铜佛像初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黄登奎

　　摘 要：钦江故城是南朝至隋唐时期以钦州为主要根据地，掌管北部湾沿海一带政权，管理钦州对外贸易活动的宁氏家族的统治中心。1977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故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在地表采集到一件鎏金铜佛像。通过初步考证，该鎏金铜佛像的制作年代应在隋朝，极有可能是摩诃迦叶尊者的塑像，并且应该属于某个包含“一佛二弟子”组合雕塑的组成构件。这为将来研究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在北部湾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关键词：钦江故城;鎏金铜佛像;摩诃迦叶;一佛二弟子
　　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作为连接西南各省的出海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交通要道之一，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通往东南亚、南亚、东非各国的重要节点。隋唐时期，由于合浦港逐渐淤积，钦州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南海地区沟通内陆与海外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港口。因此，钦州有着丰富的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这其中也就包括了当时以钦州为主要根据地，掌管北部湾沿海一带政权，管理钦州对外贸易活动的宁氏家族的统治中心——钦江故城。1977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故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在地表采集到鎏金铜佛像、莲花瓣纹瓦当、席纹陶片、绳纹砖等遗物。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钦江故城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为配合钦州市加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名录”申报城市的相关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钦州市博物馆组成联合工作队，对包括钦江故城在内的钦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及试掘。笔者有幸作为工作人员之一，参与到了2015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当中。
　　1 钦江故城概况
　　1.1 现状简介
　　钦江故城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城东北25千米的久隆镇上沙田村东北处，东临钦江，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80米，总面积3.6万平方米，城址方向95度。城墙主体用黄土板夯而成，夯土墙体保存现状较好，墙体横剖面呈下宽上窄的梯形，现存城墙高出地面4～10米。南城墙中部、北城墙中部偏西及城墙西南、东北角各有一缺口，其中南北城墙之间的缺口由现代机耕路连接。南城墙缺口可能为城门的所在位置，其余缺口的性质暂难判断。墙体上发现城墙倒塌堆积，最厚达1米，其中夹杂有大量瓦片、红烧土和石子等。推测城墙上原有城楼建筑，后因城址废弃倒塌叠压在城墙之上。城墙的南、西、北三面均发现有护城壕。城东北处开凿有码头和人工河道连接钦江，通往南海。与隋唐时期内地州县相比，钦江故城面积较小，城门布局也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城市布局。因此可以推测，该城的主要功能应该是作为一处专设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地，用以巩卫地方政府，以及方便作为俚僚渠帅的宁氏家族实施对钦州地区与周边内河、外海航运贸易的监管之职。
　　1.2 历史沿革
　　钦江故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钦州废县（亦即钦江故城）是“刘宋时宋寿郡治也，齐梁因之，隋废郡为宋寿县，开皇十八年改曰钦江县，为钦州治，唐因之”[1]。而据钦州地方志《钦县县志》记载，南梁天监四年（505），梁武帝置安州，辖宋寿郡、宋寿县、安京郡、安京县（以上郡县在今市内）、宋广郡、宋广县（今灵山县境内）等3郡3县[2]。隋开皇十七年（597），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便宜行事，恩信感服，州刺史宁猛力乃诣府请约束，于是改安州为钦州，取钦顺之义也。开皇十八年（598）改安州为钦州，至唐贞观十年（636）移治灵山[3]。由此可见，钦江故城作为安州与钦州的州治共延续了131年。
　　2 钦江故城采集鎏金铜佛像
　　2.1 佛像描述
　　在钦江故城遗址地表上采集到的鎏金铜佛像目前收藏于钦州市博物馆。铜像高5厘米，是呈立姿状的僧人，头部、面部、肩部及足部略有残损，主要用简单的阴刻线条来描绘形象。僧人光头，头部圆润，眉毛粗厚浓密，双眼低垂略呈八字，鼻梁高挺，嘴唇紧抿，双耳巨大垂肩;内穿偏衫，外披袈裟，双手抱拳置于胸前;背部平直，通体鎏金，但背部的金漆脱落较为严重，基本不存，裸露出青铜本质。
　　2.2 佛像年代
　　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以及文献记载，钦江故城最早建立于南朝时期，并最迟在唐朝中期以前被废弃。因此，该鎏金铜佛像的制造年代，也应处于这一时间之内。从其造型、面相及服饰等风格方面分析，可以得出此鎏金铜佛像的具体制造年代。
　　首先，从整体形象看，鎏金铜佛像圆头大耳，头大身小，体形消瘦，比例尚欠匀称，不尽合理，明显与河北曲阳修德寺[4]和山东云门山、驼山[5]以及广西博白宴石山[6]隋朝造像有相似之处。其面相虽然圆润丰满，神态端庄，看似体现了唐朝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但肌肤不丰，体态修长，尚不能完全摆脱北魏晚期以来“消瘦型”的造像风格。同时，鎏金铜佛像立姿笔直，几乎没有曲线，具有明显的隋朝风格，与后来唐朝塑像丰满健壮、腰部稍有曲线的形象有所不同。
　　其次，从服饰上看，鎏金铜佛像的穿着比较简朴，衣纹极为简单，衣物表面几乎完全光素、无褶纹，只见疏朗、简洁的阴刻线。这种简化的作风是自北魏晚期一直到隋末所常见的，体现了早期造像的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这个鎏金铜佛像的具体制造年代应为隋代。
　　2.3 佛像原型
　　自北魏以降，在佛教石窟和寺庙造像群中，经常出现“一佛二弟子”的造像格局。在这种造像中，释迦牟尼的左、右一般分立着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的雕像。摩诃迦叶尊者通常以满面皱纹的苦行僧形象出现，而阿难尊者则常以眉清目秀的美少年形象出现。摩诃迦叶尊者与阿难尊者合称为“二贤者”，随侍于释迦牟尼两侧。该鎏金铜佛像的形象为光头僧人，不见肉髻或头冠，而且眉毛粗厚浓密，双眼低垂略呈八字，鼻梁高挺，嘴唇紧抿，双耳巨大垂肩的相貌，恰似饱经沧桑的摩诃迦叶尊者。而且，僧人双手抱拳置于胸前，这是摩诃迦叶尊者的典型手势。宋代志磐《佛祖统纪》载：“昔毗婆尸佛入灭之后，塔像金色，少处阙坏。时有贫女，丐得金珠欲补像面，时迦叶为锻金师，既为补治，因共立誓：‘愿我二人常为夫妇，身真金色，恒受胜乐。’”[7]摩诃迦叶尊者抱拳不合掌，就是因为他曾经为佛像亲手装金，所以十指的光明特别大，若是合掌，会光明刺眼，使来礼佛的人眼睛便会睁不开。因此，佛祖开方便，令他抱拳，不必合掌。所以，这个鎏金铜佛像非常有可能是摩诃迦叶尊者的塑像。 　　众所周知，弟子像一般很少单独出现。该鎏金铜佛像体积较小，仅高约5厘米，形象刻画非常简单，不似独立存在的塑像。且佛像足部的残损断面表明此鎏金铜佛像原本足底下还有连接物与之相连。因此，这个鎏金铜佛像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包含“一佛二弟子”组合雕塑的组成构件，并且就是其中的摩诃迦叶尊者的造像。
　　3 初步总结
　　广西虽然地处南疆，被称为南蛮之地，但是自秦汉时期被中原王朝纳入版图以来，便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接纳汉人移民，并依托沿海的北部湾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和交往。《汉书·地理志》中便记载了自北部湾沿岸往返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8]而佛教正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于西汉晚期传入了广西地区[9]。三国以后，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合浦港为代表的北部湾地区港口便开始逐渐衰落[10]。至隋唐时期，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地理变迁、泥沙淤积等原因，合浦港失去了北部湾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心的地位，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也逐渐西移，钦州的重要地位凸显，成为南海地区沟通内陆与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国家和地区贸易联系的重要港口。而以钦江故城为统治中心，控制着北部湾沿海一带政权，管理北部湾对外海上贸易活动的俚僚渠帅宁氏家族，无疑在地区内有绝对的话语权。根据《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记载，宁氏家族来源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侨置冀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在冀州被北魏占领后，随刘宋势力南下，并迅速在钦州地区扎下根来，成为该地区的俚僚渠帅，也就是统治当地俚僚少数民族的首领。隋大业元年（605），宁长真与胞弟宁贙一起，率领本土水、陆部曲，随同欢州道（今越南义静省）行军总管刘方，南征林邑国（今越南平治天省），“南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大业七年（611）二月，宁长真又率领本土部曲数千人，随同隋军东讨高丽国（今朝鲜）[11]。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南朝政权更是对佛教推崇至极，乃至有梁武帝四次舍身出家，被大臣和朝廷先后捐四亿钱赎回的荒唐故事[12]。宁氏家族自南朝以来便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势必会受到上层社会风气的影响，信仰佛教。而且钦州地区航海业发达，海上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让人不得不寻求宗教寄托。更勿论宁氏家族成员会乘船出海随朝廷南征北战，其自身也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所以，作为一处专设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地，作为用以巩卫地方政府，以及作为俚僚渠帅的宁氏家族在实施对钦州地区与周边内河、外海航运贸易的监管之职的钦江故城遗址地表采集到一件鎏金铜佛像，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可以想象作为拥有本地区绝对话语权的俚僚渠帅，宁氏家族的佛教信仰对其治下的俚僚人民有强烈的影响力。宁氏家族的存在，对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在北部湾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应该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也加强了当地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与和谐，为维护南疆的安全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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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民国）陈公佩，曾传仁，孔繁枝.钦县县志[M].陈德周，总纂.钦州：钦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2010.
　　[3]（明）林希元.钦州志[M].钦州：钦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2009.
　　[4]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J].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2）：43-52.
　　[5]阎文儒.云门山与驼山[J].文物参考资料，1957（10）：30-33.
　　[6]廖国一.佛教在广西的发展及其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J].佛学研究，2002（00）：228-239.
　　[7]（宋）志磐.佛祖统纪校注：卷五[M].释道法，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陈波江.佛教传入广西时间考[J].学术论坛，1995（5）：93-98.
　　[10]熊照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11]吳斯俊.“岭南金石首选”之宁公碑[M]//钦州文史（文物古迹专辑）第16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12]（唐）姚思廉.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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