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饰品在合浦的发现及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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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浦汉墓出土的饰品数量众多，形状各异，品种丰富。一些学者通过科技手段，对合浦汉墓出土的外来饰品进行了科学技术分析，对这些饰品的原料来源、产地、制作工艺、造型风格都已有了一定认识，认为合浦汉墓出土的外来饰品既有中国本土制作的，也有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舶来品，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技术交往的有力物证。
关键词：合浦汉墓;饰品;海上丝绸之路
对合浦汉墓的考古发掘自20世纪50年代起，迄今为止已发掘了上千座汉墓，考古成果丰硕。合浦汉墓出土了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如胡人俑、莲花形器、金饼、波斯陶壶、香料等，但这些文物出土数量皆不多，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由各种材质制成的饰品。就合浦汉墓出土的饰品来看，其材质除了有贵金属类，还有大量由琥珀、水晶、玛瑙、绿松石、肉红石髓等“奇石异物”制成的饰品。
1 合浦汉墓中出土外来饰品概要
1.1 “奇石异物”类饰品
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贸易往来的物品主要是“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1]。即中国对外输出黄金、丝织品，而带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类。其中“奇石异物”就是合浦汉墓出土的材质多样的饰品，以珠饰居多，材质主要有琥珀、玻璃、玛瑙、水晶、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石等。
1.1.1 琥珀珠饰
琥珀珠饰是合浦汉墓出土珠饰中分布范围最广（约有40座汉墓出土）、形状较为丰富的一类。其形状除了扁圆形、榄形、瓜棱形、耳珰形、纽扣形、珠形、不规则形等，还有颇具特色的动物造型，如堂排汉墓出土的圆雕狮形琥珀珠饰1件[2]，寮尾东汉三国墓亦出土狮形琥珀珠饰2件[3]，二炮厂M4出土鸽子形琥珀珠1颗[4]，风门岭M24A出土有琥珀羊串饰1件[5]，母猪岭汉墓出土小鸭形和犬形琥珀穿饰各1件[6]。
1.1.2 玻璃珠饰
玻璃珠饰是合浦汉墓出土珠饰数量最多的一类。仅母猪岭汉墓就出土了6324粒[7]，九只岭东汉墓出土5200粒[8]。形状多以圆形、扁圆形、长圆形为主，有少量算珠形、耳珰形、榄形、瓜形等。动物形玻璃珠饰少有发现，仅在风门岭M23B∶28出土2只浅蓝琉璃狮子[9]。玻璃珠珠體颜色主要有蓝色、深蓝、浅蓝，也见少量绿色、紫色、黑色、赭色等。这些玻璃珠饰既有单独成串的，也有与其他类珠饰组成的混合串饰。玻璃珠饰出土时，多数位于逝者的头部、颈部、胸部、手部等身体上半身位置，应是逝者佩戴之物。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除了珠饰之外，还有龟形佩饰、玻璃璧、玻璃环之类。
1.1.3 水晶珠饰
合浦出土的水晶珠饰颜色多样，有绿晶、紫晶、浅蓝水晶、白水晶等，以白水晶出土数量为最多。水晶珠饰形状多样，有瓜棱形、圆形、扁圆形、长方形、圆饼形、管形、人物形、狮形、不规则形等。
1.1.4 玛瑙珠饰
玛瑙珠饰是合浦出土珠饰中形状最为丰富的一类，主要有动物形（狮形、鸳鸯形、鸟形）、圆形、榄形、算珠形、梭形、椭圆形、腰鼓形、葫芦形等。玛瑙珠饰的饰品类别主要有串饰、戒指、玛瑙塞、耳珰、剑扣等，其颜色主要有红色、橘红、褐色，也有黑白、褐白、黄白相间的缠丝玛瑙出土。
1.1.5 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珠饰
肉红石髓、蚀刻石髓与玛瑙一样，都属于玉髓类矿物，但相比起来肉红石髓和蚀刻石髓的通透性比玛瑙更强，颜色更为统一。合浦汉墓出土的肉红石髓珠形状主要有橄榄形、算珠形、圆形、扁圆形、瓜形等，动物形在堂排汉墓有出土，有狮形6枚，鹅形5枚[10]。
蚀刻石髓珠饰出土不多，二炮厂M4有1颗深棕色圆榄形出土[11]，M12有2颗，较大的为棕色，较小的为浅茶色，中部有白色条纹或带纹[12]。汽齿厂M7出土的蚀刻石髓珠为“深棕色，也是圆榄形，两端偏乳白色，有纵穿孔”[13]。
1.1.6 绿松石饰件
合浦汉墓出土的绿松石饰件主要有：风门岭M26共出土绿松石饰件5枚，形状有圆饼形、禽鸟形、钺形[14];母猪岭M4有2件管状绿松石出土[15]。此外，在文昌塔生资仓1号墓、凸鬼岭汽车齿轮厂17号墓、风门岭26号墓等有绿松石动物饰件出土[16]，有鸽形和绵羊形，整体光滑，造型生动。
合浦汉墓出土的珠饰除了以上六类之外，还有石榴子石、绿柱石珠饰，由于在目前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并没有这两类珠饰出土的详细记载或根本无考古报告，只是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有所提及，所以此处并不详细论述。但可以明确的是，合浦汉墓确有这两类珠饰的出土。熊昭明、富霞所著《合浦汉墓》一书中，对合浦汉墓绿柱石的出土有所记载：“风门岭10号墓出土1串，共24颗;黄泥岗1号墓出土23颗;盐堆1号墓、凸鬼岭汽齿厂17号墓、望牛岭1号墓均有绿柱石出土。”[17]而关于石榴子石珠饰的出土，此书亦有记述：“合浦汉墓有12座墓出土石榴子石珠饰，这些珠饰形状有圆形、扁圆形、双锥形、多面榄形、系领形以及狮子形，颜色为紫红色。”[18]
1.2 贵金属类饰品
就考古报告来看，合浦出土的贵金属类外来饰品主要为金饰。出土金饰的汉墓主要有风门岭26号墓、母猪岭东汉墓、风门岭10号墓、寮尾14号墓、北插江盐堆汉墓、九只岭东汉墓等。
合浦出土的金饰主要有戒指、耳珰、带钩、十二面金珠等，其中最具海外特色的当属十二面金珠。合浦汉墓共出土30多颗十二面金珠，其造型基本相同，均为镂空的圆球形。其制法“先是用圆形小金条焊接十二个小圈，然后在这些小圈交汇的三角地带用高温吹凝的堆珠加以固定。这十二个小圈上下各一，中分两层，每层五个，堆珠似叠垒式的四联罐，下面三颗叠垒一颗。堆珠之间以及与小圆圈之间都有焊接，整体稳定牢固”[19]。类似的金珠饰品在广东、江苏、长沙等地的汉墓中也有所发现，而在北方及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并没有发现，说明其极大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 总结合浦汉墓出土的外来珠饰，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单一材质成串的珠饰出土并不多，大多是各种材质的珠饰组成混合串饰。
②合浦汉墓大量珠饰的出土，说明珠饰是较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大宗舶来品之一。
③珠饰所体现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纵观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玛瑙、水晶、琥珀、玻璃等外来饰品，可发现其与各部佛经中的“七宝”有大部分重合之处;且这些各类材质的外来饰品中几乎都有狮形饰物，而狮子亦是佛教思想的体现。从这两点来看，合浦出土的大量外来饰品体现了汉时中国与海外各国贸易交往的繁盛，还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贸易之路，亦是一条文化传播之路。
2 合浦汉墓中出土外来饰品的研究进展
合浦汉墓出土的外来饰品不仅印证了《汉书·地理志》中中国与海外各国贸易交往的情况，推动了对双方贸易物品、路线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亦有利于研究者以出土的外来饰品为视角进一步探讨汉代经济、文化交往、技术革新和发展、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发展样态。
2.1 饰品来源与材质
以黃启善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最先对广西出土的玻璃制品进行研究的。黄启善将广西出土的古代玻璃制品分为装饰品和饮食器皿两大类，并对玻璃制品的造型与纹饰进行了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和化学分析结果，认为广西出土的古代玻璃制品可视为我国的自制产品，但也不排除外来的可能[20]。赵虹霞、李青会、干福熹、承焕生等运用外束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等技术，对合浦出土的一批汉代古玻璃样品进行了化学成分和结构特性等方面的检测，得出合浦出土的汉代玻璃制品绝大多数为K2O-SiO2玻璃这一结论，认为其受到东南亚地区玻璃制造技术的影响，部分制品为外来品[21]。
王亚伟、董俊卿、李青会等运用分析技术科学对九只岭汉墓出土的8枚石榴子石珠饰进行了化学实验检测。判定这8枚珠饰属于紫红色铁铝榴石，采用了旋磨和皮囊球磨两种磨制技术，钻孔工具为双钻石钻头，并结合考古学分析，得出九只岭汉墓出土的这批石榴子石珠饰是舶来品的结论[22]。陈洪波对南海沿岸汉墓出土的金花球等饰品进行了比较研究，简要叙述了合浦汉墓出土金珠饰品的情况，并结合前人研究，探讨了金珠饰品的制作工艺、来源与年代，认为合浦出土的金珠饰品确实体现了域外风格，但其是舶来品还是汉地产品还存在疑问，不排除在合浦当地制作的可能性[23]。董俊卿、李青会、刘松、刘珺等采用科学手段，对合浦红岭头M3和风门岭M10出土的共24颗绿柱石宝石珠饰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这批珠饰采用了钻石对钻钻孔工艺，与南亚地区的宝石特点一致，因而其应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舶来品[24]。刘松、吕良波、李青会、熊昭明等对广州汉墓和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珠饰进行了科技分析、制作加工工艺研究以及产地来源探讨，认为这两地出土的玻璃珠饰体系多样，由多种制作工艺制成，说明这些珠饰品既有本土自制，也有从海外输入的舶来品[25]。
李青会、左骏、刘琦等运用科技分析技术对合浦汉墓出土的石质珠饰、玻璃器、金银、宝玉石串饰和微雕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合浦汉墓出土的石榴子石、绿柱石、水晶、玛瑙等珠饰品大部分是由南亚或东南亚而来的舶来品;②玻璃珠饰的来源较为复杂，既有典型的海外国家器物特征，又有中国传统器物（或原料为进口而制作在本地;或用本地材料仿制外来器物的风格;个别珠饰原料和制作地均在中国，如玛瑙剑璏）;③金饰既有舶来品，亦有中国本地自制[26]。
2.2 外来饰品所反映的思想文化
廖国一认为合浦出土的玻璃珠、琥珀、玛瑙、水晶等饰品，与佛教中的“七宝”互相对应，由此推测西汉时期佛教已经从海路传入了广西地区，并对广西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27]。刘勇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广西汉代环北部湾地区（以合浦为主）进口装饰品的输入时间、途径和构成进行了简要探讨，认为这些进口装饰品的大量出土，“不仅证明了环北部湾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北非等地区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也为研究广西乃至全国汉代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28]。
综上，目前对合浦出土外来饰品的研究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李青会等人为主力，其主要对合浦汉墓出土的外来饰品的产地、原料来源、制作工艺、形状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研究。认为在合浦汉墓出土的这些珠饰品，既有中国本土制作，亦有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舶来品，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经济交往、文化交往、技术交往等方面的物证。当前学者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珠饰本身的品质特性，对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文化信息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珠饰本身所体现出的时代特性及其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地位和影响注意力不够。目前合浦汉墓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方向与视角，对合浦汉墓出土珠饰的研究既能反映我国汉代民间文化的特征，又能为合浦申遗工作提供助力。
3 结语
合浦汉墓出土的外来饰品形状各异、分布广泛、保存较为完整，从饰品的材质、造型风格、成分体系等方面，可以看出合浦汉墓出土的汉代饰品是多来源的，既有我国本土制作，亦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些外来饰品是合浦与东南亚、南亚海外交往最直接的反映，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海外各国经济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1.
[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28.
[3]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2（4）：530.
[4][11][12]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73. [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7.
[6]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91—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46.
[7]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91—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45.
[8]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91—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53.
[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2.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28.
[13]廣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74.
[1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83.
[15]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91—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46.
[16]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32.
[17]熊昭明，富霞.合浦汉墓[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62.
[18]熊昭明，富霞.合浦汉墓[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26.
[1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6.
[20]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J].考古学报，1988（3）：272.
[21]赵虹霞，李青会，干福熹，等.广西合浦地区出土汉代古玻璃的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J].核技术，2007（1）：32.
[22]王亚伟，董俊卿，李青会.广西合浦九只岭汉墓出土石榴子石珠饰的科学分析[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8（1）：109.
[23]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33.
[24]董俊卿，李青会，刘松，等.合浦汉墓出土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科学分析[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4）：30.
[25]刘松，吕良波，李青会，等.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4）：28.
[26]李青会，左骏，刘琦.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267，337，419.
[27]廖国一.佛教在广西的发展及其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J].佛学研究，2002（00）：229.
[28]廖国一，黄启善.广西北部湾地区汉代的海外进口装饰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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