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阅读经历及“国人导师”定位对胡适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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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少年便有当“国人导师”的志向，在留学时期，“导师”意识影响着他的自我角色定位。本文从其阅读经历、“国人导师”定位等方面研究胡适思想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胡适;留美;阅读;国人导师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32-04
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曾写下这么一段反思：“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吾所不能，人其舍谁？”[1]字里行间，通露出他“国人导师”的大志，而“国人导师”的志向选择，对其留学时期的阅读发挥了导向作用，而这些有选择的阅读，同时也反作用于其“国人导师”角色定位。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直至目前，学界对胡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对其文学改良观的批评、对其改良实践的批评、对其作品价值的评价、对其研究方法的评论、比较研究以及对其进行综合论述等。其中，将其阅读史与思想相联系作为切入点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研究胡适阅读特点及对其文化观念、文学观以及启蒙思想的影响。例如，胡明的《胡适留学时期的求知之路》，探讨了阅读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马仁杰的《胡适的学术成长生涯与启示研究——以〈胡适留学日记〉为中心考察》则通过研究胡适阅读书籍、阅读习惯对其思想的影响，对当代青年提出建议;马兵的《1910—1917：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文学生活》，侧重研究胡适的阅读对其诗文创作方面的影响;卢建军的《从〈胡适留学日记〉探析胡适早期的文化启蒙立场》，主要对胡适的阅读史与启蒙思想关系进行研究。
可见，目前学界将胡适阅读史研为切入点对其思想进行比照研究的相对较少，尚没有发现对胡适留学时期阅读史与其“国人导师”之理想与定位进行比照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其留学时期的阅读范围、特点及其“国人导师”角色定位展开研究，以期能填补此方面的空白。
二、胡适留学时期阅读特点及其思想研究
对于阅读史，乔纳森·罗斯做出了如下界定：“大致来讲，阅读史就是阐释史……是对于书籍、杂志、报纸、广告、电影、广播、音乐表演、学校课程和成人教育课程的阐释。这种方法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我们只能通过重构一个给定读者的文化食谱，然后通过问他如何解释那些文化经验来理解他的心理状态。”[2]而韦胤宗在《阅读史：材料与方法》中提出阅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阅读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等，第二个是阅读这个动作本身，第三个是阅读对阅读者所产生的影响[3]。这三个方面，分别也对应阅读史研究的三个方面。
胡适在少年时代，便有当“国人导师”之志向，为导师者，需博览群书，对于博学与精进，在他的留学日记中多有阐述。例如在1914年2月25日的日记中，他曾反省自己读书多为涉猎而在专精方面有较多欠缺。而在同年的11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若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譬之能行之书橱，无有生趣矣。今吾国学者多蹈此弊，其学工程者，机械之外，几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这是他对专而不博的反思，他认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既专又博，广大与高深，“两者须相辅而行”。胡适留学时期的阅读特点，以博为主，辅之深研，阅读的书籍主要有兼顾古今、跨越多个领域以及统一于实践目标等特点。
（一）兼顾古今
在胡适留学美国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接受的态度。在留美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古籍，如《左传》《古诗十九首》《诗经》《说文》《水浒传》《临川集》《荀子》《颜习斋年谱》《老子》《墨子》《管子》《周易》《经说》《公孙龙子》《南雷诗历》等，还阅读了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结、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秦观、陈亮等人的古典诗文作品。同时，他也接触了大量的外国著作，例如哈佛校长主编之《哈佛丛书》、狄更斯的《双城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描写俄国官吏现状的《警察总监》以及《友谊论》《侠隐记》《石台传》《理想国》《哀希腊歌》《爱茂生札记》《东方未明》《织工》《獭裘》《安娜传》《丽沙传》《狱中七日记》，还有都德的短篇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甚至还有关于基督教题材的《马太福音》和《天路历程》。
广泛的阅读，古今文化的比照联系，中西文明的融会贯通，使胡适获得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两个视角，两种思维，令他能以更冷静客观之眼光看待两种文化之异同。
（二）多方涉猎
胡适阅读的广博，不仅表现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上，而且在阅读材料类型也表现出多样性，涵盖文学、文献学、政治、社会、哲学、宗教、经济等多个门类。
在小说方面，有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等，也有外國小说如《双城记》《安娜传》等。在戏剧方面，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也有关注社会酗酒现象的《东方未明》、描写被剥削者的《织工》。在诗词方面，虽然胡适是新诗的倡导者，但他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如《诗经》《古诗十九首》以及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名作。除了中国古典诗词，他也阅读了许多国外诗歌，例如密尔顿的小诗以及拜伦的《哀希腊歌》等。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阅读了大量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经说》《与元九书》;阅读古今文献学理论，如阮元的《校勘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以及章太炎的《检论》。在政治方面，他阅读了王安石陈言变革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关注国内的《国风报》《神州日报》《亚细亚报》《国民公报》，以及国外的《独立报》《纽约时报》的新闻资讯，甚至留意《彭箕报》之类报纸所登的时事画。他还留心国外大事，如国内各省支出、袁政府“洪宪元年”度预算，哥伦比亚大学年度预算，纽约市选举费用，美国公共藏书楼费用。他曾在日记《自课》中写道：“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可见，他十分重视哲学的学习，在留学期间，他阅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论万物之终结》。而在宗教方面，则读过《马太福音》《天路历程》《木尔门书》等宗教读物。 多种类型的阅读与研究，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更为多维的视野;对他邦社会进行体验，为“国人导师”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统一于实践目标
胡适阅读之中西兼容、多类并容，使国人导师的理想根植于现实。在阅读中，他对古今中外文学进行比较，对其异同优劣进行衡量，例如他读柏拉图《理想国》等哲学著作，感慨中国无类于乌托邦般富于想象的构想;哲学之妙，在于引人前景，敢于梦想，反思中国现时之状况。而在阅读中也发现中外文学共通之处，例如他读《獭裘》而觉其“大似《水浒传》”，读《安娜传》而觉其书结构似《石头记》。
除了在阅读中发现中外文学共通之处，他还将西方的一些理论与东方文学理论相结合展开研究。例如他读了古典词作之后，在日记中如是评道：“词乃诗之进化。”他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与东方的文学理论相结合，提出进化的文学理论，这种得益于他的博览中西，融汇古今。他对于校勘与考证的重视，正是出于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的实证之思想;对学问的较真，实则是对治学的精益求精。他将中方的校勘学与西方的实验法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新颖的学术研究方法;“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将中方的寻找证据与西方的创造证据相结合，为归纳理论提供方法的指导。
他曾于1914年1月25日在日记中所写下：“今日吾国之急需……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他的阅读恰好是对此“三术”的探索与实践，而这些阅读与观点的形成，是立足于国情而进行的，是基于实践，均是服务于祖国发展的。
三、“国人导师”角色的定位与阅读的关系
在留学时期，胡适“国人导师”之角色定位影响着其阅读的内容选择和方法探索，而另一方面，他的阅读，也反作用于他“国人导师”角色的发展。
（一）本土文化的反思者
在留美时期，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广泛涉猎，使他对中国本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在留学期间拜读过罗斯的《变化的中国人》，对其中的重要观点“中国者，欧洲之中古复见于今也”十分认同，认为两者确有共同之处。他在拜读厄西雷《英国历史与经济学导论》的《宗教法规学说》一章后，针对国内存在的“以孔教为国教”的观点，从“中国是否需要宗教”“需要何种宗教”“何为孔教”“如何革新孔教”“如何巩固成果”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厄西雷《宗教法规学说》影响结果。另外，在语言学方面，他对中英文的文法进行比较，认为英文文法分明，而中国作文则不太讲究文法，引起了众多表达歧义和理解困难，提出汉语也应讲究文法。
胡适不仅反思本土文化落后的一面，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文化之间联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孟子》是“儒家言最近民权者莫如孟子”。在读稼轩词之后感叹：“吾国文本可运用自如！”大赞其表达情感的自由度。读《管子》《周礼》，称此二书为“本国古籍中之烏托邦”，叹《管子》：“其政治思想何其卓越，而其经济政策何其周密。”评《周礼》亦然，称其为“世间最奇辟之乌托邦之一也”。他还曾将《老子》与黑格尔的学说相比较，认为《老子》“三十辐共一毂”与黑格尔“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是相通的。
（二）进化之文学倡导者
早在上海新式学堂读书时，胡适便已经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初步了解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但此时只是把其作为一种新观念予以接纳，并未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
在留学之初，他便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他在阅读后于1915年6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词乃诗之进化……吾国诗句之长短韵之变化不出数途。又每句必顿住，故甚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挫之神。”词弥补了诗的短缺处，适应了人们的需要，被选择，是诗的进化。1916年4月5日，他在日记中对中国文学进化的思想做进一步的阐释，认为从《诗经》到《离骚》是一个进步，而从《离骚》到五言、七言古诗再到骈文、律诗再到词、曲、剧本，是一个演变和革命的过程。
在此期间，他与朋友梅觐庄、任叔永等谈论文学革命。朋友的意见，也对其进化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其后的《谈活文学》一文中，对中国“活文学”范围——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和元以来之剧本、小说做了进一步界定。他所举例的文本，无一不是通俗的、接近于白话文的作品，这与他“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的观点是吻合的。另外，他主张的“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把进化论与文学相联系起来，形成他独特的以“进化的观念”看待文学，以“进化的观念”改革文学的主张，他后来提出的“文学革命八条件”，也是基于“进化的观点”，基于他的活文学死文学的观点。他创作白话诗的尝试，也是对文学改革身体力行的实践。
（三）教育救国论的发扬者
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张之洞等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并大力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虽未达到救国图存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适在留美期间，他就存有教育救国思想。1914年12月12日他日记中这样写道：“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这是对清末教育救国思想的继承。留美期间，他的教育救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受他的英文教师丹亚先生、歌德和杜威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要想改变国家贫穷、落后、被人欺凌的状态，就要建立自己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1915年2月20日，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丹亚先生谈论中国教育，丹亚提出中国应有自己的大学，而大学应以择良师为重。次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可见丹亚先生的话，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另外一个方面是“执事者各司其事”。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面对学生们的奔走呼号，他在1915年3月3日致张亦农的书信中写道：“吾辈远去祖国当以镇静处之，庶不失大国国民风度耳。”在《致学界公函》中宣称：“吾辈之责任乃是学习，不可让报上所传之纠纷，耽误吾辈之学业。”这种思想，既受到墨子“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尤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4]的影响，也有“歌德之镇静功夫”的思想内涵。胡适曾阅歌德传记，知其有“每遇世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的自言。歌德的“镇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胡适更冷静地看待国难。
在方法论上，他更多的是受古典校勘学的方法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他教育学家的影响。他读伊利鹗教育论著《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后，摘录一段于日记中：“要尽可能采取具体之方法——即采取实验之方法;要让每一个学生做大量的实验，他们在专業教师之指导之下，通过自己之观察，用自己之眼，用自己之手去做实验。”并感叹：“吾国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诵读习字之外，它无所授。”这些见解也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儿童中心”“从做中学”等教育观多有契合。在胡适在哥伦比亚期间及之前，杜威的教育学重要著作如《我的教育信条》《学校和社会》《儿童与课程》《我们怎样思维》《明日之学校》等已经问世，胡适是可以接触到的，何况他来哥伦比亚之前，已经深入阅读过杜威的著作并钦佩有加，决定前往哥伦比亚师从杜威。
杜威的著作涵盖“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经验与课程”“知与行”“思维与教学”“教育与职业”“教育与道德”以及“儿童与教师”等八个方面内容，从而形成完整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杜威的教育思想对胡适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我们怎样思维》一文中，杜威将教学过程分为五个步骤：首先安排真实的情境，其次是在情境中设置可以引发思考的课题，接着要有可利于解决问题的资料，然后要通过活动去证验假定，最后根据证验成败得出结论[5]。而胡适在新诗创作上的尝试，何尝不是一种实验法的实践，而他在校勘、文法上所做的努力，正如他在《〈诗经〉言字解》所说的：“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系统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从对教育救国的认同到方法的探索再到实践，胡适教育救国论较之清末的教育救国论，已有很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6.
〔2〕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6.
〔3〕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8，（03）：109-117.
〔4〕张文治.国学治要.集部，子部[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846.
〔5〕杜威.我们怎样思维 经验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7.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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