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论语》看孔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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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哲学界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找不到思辨的哲学知识，孔孟之学只是一些道德哲学。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各家各派说法不一。对此，我的理解是，我们不能以西方的哲学思维标准来框架中国哲学。中国本无“哲学”一词，只是翻译并沿用下来了而已。“哲学”原为爱智慧的意思，西方人后解释为求知识的学问，孔子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难道不能说明孔子很重视知识吗?所以，按“哲学”的语词意思来讲，中国是有哲学的。本文就试以孔子的一套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在内的哲学思想体系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存在。
关键词：孔子；哲学；仁
一、世界观
关于宇宙自然(天)，孔子的基本观点是自按其“道”运行，即“天道”。在孔子哲学中，“天”与“道”是两个重要的范畴。孔子说：“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认为天是宇宙间最神圣的存在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把天说成了第一性的存在，在实质上是天本论。“道”之初义，是指具体道路，其深刻含义，一是指事物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类指规律；二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形而上者谓之道”；三是运动变化的过程。孔子在其晚年，将“道”提升到世界观的境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一生以弘道为自觉的己任，把闻道视为超越一己之生死的大事，指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事伦理，在孔子哲学范畴中便是由“道”而“仁”。“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其理想人格，首先就要“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所推崇的“仁”，正是人与人友好相处的条件。孔子强调“仁”为人之最内在的本性，那么如何达到“仁”?概括起来有两条途径：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对待个人精神世界，儒家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道德，所以儒家注重修己体认、躬行践履，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另外，孔子认为，一个徒具人的形骸和自然生命的人，只是一个自在的人，而不是理想的人。人生的最高价值或终极意义在于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想，即“成仁”。为了仁，有时需要付出重大牺牲，甚至献出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这些表明孔子的世界观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他认为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承认客观存在，顺应客观规律，已具有唯物辩证的成份。
二、方法论
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用中为常道也。”(《札记・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把中庸之道视为实现其仁道的基本原则，以至于把它当成最高的道德。中庸要求“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就是说既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转化，也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实行残酷斗争，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
表现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矛盾的两个方面快乐与放荡、悲哀与痛苦把握得恰到好处，和谐统一。表现在治理国家上，要执两用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表现在学习上要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子路》)。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孔子既反对思想过激，也反对狭隘、保守，“不得中行而与之，毕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还认为“申”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提出了“时中”的概念。“时中”指因时权变而求其中。《中庸》载：“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时，即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孔子很重视“时”，《论语・子罕》载：“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叹息时间的流逝。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因时而变的，由此可见，孔子的“时中”理论是合乎辩证法的。
三、认识论
孔于虽然没有建立起系统地认识理论，但他的《论语》中已经讨论到了关于学思观和知行观的内容。他从多年的教学从政的实践中，得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学思观和言行观。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这段话是他认识论思想最集中最完整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他认识论的纲领。他提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入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谈到他本人，他并不以“生知”而自封，而认为“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提倡多问、多见、择善而从，“人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可见在孔丘那里，“生而知之”只是虚悬一格，他更加重视“学而知之”这一知识的实际来源的。
孔子在强调耳闻目睹、亲身见闻的同时，提出思考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即为空想。“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在一定意义上已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而且相当重视理性认识。他提出：“闻一以知十”(《论语・公治长》)、“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等为学之方。懂得一件事，可以推演而知十件事，学习基础的知识，可由此进而领会高深的道理，此即理性演绎的方法。
孔子主张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而且要求言行一致。他说：“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语言是思想的物质表现，言行关系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知行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孔丘是第一个自觉地探讨了知行问题的思想家。
综上所述，在孔子的言传身教中是处处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的，我们不能以西方语言表达标准作为衡量中国有无哲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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