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人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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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人生的境界》一文（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目的，提出了他的人生境界说。
　　境界说的关键，盖在于一个“觉解”。所谓“觉解”，按照冯先生的话说，就是“人在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并且认为“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做的事对他有了意义”。动物没有觉解，而一个人人生境界的高低则完全取决于他觉解程度的高低。
　　据此，他把所有的人归入四种境界：对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不觉解或者不甚觉解的人，其人生境界为“自然境界”；觉解到个人利益，抱着利己动机，只为个人做事的人，其人生境界为“功利境界”；觉解到社会利益而为之做事的人，其人生境界为“道德境界”；觉解到宇宙利益而为之做事的人，其人生境界为“天地境界”。其中前两种境界为低级境界，是“自然的产物”；而后两种境界为高级境界，是“精神的创造”。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而中国哲学的崇高任务，就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就是“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
　　很明显，觉解是精神境界的核心，也是境界划分的惟一标准，它融合了道德、智慧、悟性三种因素，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独立于人的社会实践之外，它的总体表现形式，则为一个人的行为动机。
　　冯文的境界说就是它的价值观，它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就是对人生价值的定位。但是，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属于意识或潜意识领域的觉解、动机，它可以有外部表现，也可以无外部表现；可以为真相外部表现，也可以为假相外部表现；即使是真相外部表现，也未必能确指出自何种觉解、动机（比如道德境界和功利境界可有相同的外部表现），要用它来划分境界、定位价值，免不了主观臆断，无异于捕风捉影，理论上似乎可通，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然而，任何思想观念都有客观标准，价值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无疑是一切思想观念的惟一的客观标准，当然也是价值观的惟一的客观标准。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可知，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列宁说：“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３卷）价值观念作为一种理论认识，它的正确性也同样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证明。一个人有无价值，不在于他的悟性有多高，道德有多高尚，智慧有多明达，而在于首先考察他的行为结果，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历史的进步。从精神一端着手，是非难定；从实践一端放眼，功过昭然。觉解程度的高低和人生价值的高低并不构成必然的对应关系，而现实的人生贡献才是一个人人生价值的铁证。由此可见，人的价值标准不应该是境界说所说的“觉解”，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评价人生价值，必然会得出与境界说评价大相径庭的结论。
　　先从功利境界说起，就以历史人物秦始皇为例。秦始皇是什么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野心勃勃，有无穷的占有欲，而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种“低等”动机，“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贾谊《过秦论》）。按照境界说的定义法评价他，他不但归属功利境界，而且正是这一境界的代表人物。然而，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历史贡献考察，秦始皇却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封建君王。为了统一天下，他日理万机，充分施展其政治、军事才能，最终攻灭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削除了长期以来的封建诸侯国各自为政、保守落后、不思改革的局面，实现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大一统局面，使历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是盖世英雄，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但用觉解、动机标准衡量，却只能屈居低等境界，无缘和“圣”“贤”沾边。实际上，低等觉解、恶劣动机不但不影响他的价值定位，反而是成全他的历史巨人地位的必要条件。这里再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恩格斯这样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持续不断的证明。”这段话不但没有否定阶级社会中人所具有的“恶劣”的动机，恰恰相反，认为它才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也就是说它才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巨大动力。秦始皇的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是鼓动他发愤图强、不断改革、不断发展实力、抢先取得战略制高点、一鼓作气攻灭六国、夺取天下的先决条件，是“恶劣”动机推动历史进步的生动例证。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才把动机和社会价值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不像境界说那样主观片面地看待问题。再举一个例子。一代天骄拿破仑，长期以来一直被看做专横、残暴、贪婪、好战的象征，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他称做“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这不仅因为他“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同上），也因为“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同上）。以上两例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不是用行为动机解释社会实践，而是用社会实践解释行为动机，因而发现了“恶”的历史价值。这符合历史的实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恶动机必然有高价值，但它适合于一定时期的一定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马恩的论述决不意味着秦始皇、拿破仑一类的人物已经“觉解”到他们的历史使命，从而在“自觉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倒是历史规定了他们的行为，恶欲促成了其行为的完成。他们只是客观顺应了历史，主观顺应了本性，应该看到的倒是他们的历史作用的不自觉性。
　　再说天地境界。首先我们认为，境界说把天地境界的人等同于圣人，把道德境界的人等同于贤人，是很不妥当的。圣贤是中国古代的概念，而“人生的境界”中的人生，应该能涵盖古今中外所有人的人生。当然，不是说古代的概念不能使用，问题是它是否增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人生的意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古之人生意义当然不是今之人生意义，今之圣贤当然不能等同于古之圣贤。那么，境界说中的圣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圣人呢？我们可以看原文的这段话：“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意义。”很明显，这样的圣人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作为，只要有精神上的“高度的觉解”就可以了。这正是中国哲学一贯主张的中庸原则、内养原则、高人模式。可见，境界说中的圣人，大体上就是指中国古代式的圣人，但是却被认为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追求的人生目标。这样的圣人几乎没有现代特征，实在不足效法，也无法效法。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当今的人退回到中国古代圣人的觉解程度，去觉解中国古代圣人的人生意义，按照中国古代圣人的做人标准做人？再一点，既然为了成为圣人，“不需要表演奇迹”，只做平常人所做的事，那么，就不能把这种人和平常人区别开来，这种人的价值就只能等于平常人，就不可能进入真正的“圣”境。就拿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和孟子来说，他们之所以被奉为圣人，不正是因为有《论语》二十篇和《孟子》七章传世，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超出众人吗？此外，天地境界到底是怎么一种境界？什么叫宇宙利益？圣人以谁为模式？这些不能不明确的问题在文中几乎都没有解释，这样，就使得原本就较为抽象的“觉解”，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变得难以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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