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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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以我国2003-2016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基于SYS-GMM方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维度对消费规模和品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消费规模层面，需求侧的净出口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互联网发展水平均可对消费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消费品质层面，需求侧的净出口和供给侧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互联网发展水平可对文化消费和中国经济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此，文章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消费升级 供给侧改革 新常态
引言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虽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其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是我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我国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的重要途径。新常态背景下，以消费升级为导向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消费升级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哪些因素可推动消费升级？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否推动了消费升级？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维度，分别从消费规模和消费品质两个方面分析能够影响消费（consume）的各种因素。
需求侧影响因素，其包括：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使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表示;第二，财政政策（fiscal），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第三，货币政策（M2），使用广义货币供应量表示，该数据只有全国数据，并不区别地区;第四，净出口（export），使用出口与进口之差占GDP比重表示。最终构建如下基于需求侧的实证模型：
consumet=β0+β1investmentt+β2fiscalt+β3M2t+β4exportt+ut （1）
供给侧影响因素，其包括：第一，技术进步（technology）。用R&D经费占GDP比重表示;第二，人力资本水平（human）。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具体计算如下：人力资本=小学学历人口比重×6+初中学历人口比重×9+高中学历人口比重×12+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16;第三，环境规制（environment）。参考李珊珊（2016）的方法，从排污费用角度构建环境规制指标;第四，互联网发展水平（internet）。本文借鉴刘湖和张家平（2016）的方法，使用互联网普及率表示。最终构建如下基于供给侧的实证模型：
consumet=α0+α1technologyt+α2humant+α3environmentt+α4internett+εt （2）
本文选取2003-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作为本文样本（不包括西藏），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经网数据库等。其中人均消费和货币供应量取自然对数处理，计量模型使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进行估计。
实证分析
（一）基于消费规模维度的实证分析
为全面分析不同经济类型下消费规模的影响因素，本文分别以农村人均消费、城市人均消费和总人均消费的作为消费指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需求侧实证结果。将需求侧相关数据代入需求侧影响因素模型1，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城镇地区模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061，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提升作用有限;财政政策的系数为0.136，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货币政策的系数为0.034，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净出口的系数为0.206，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净出口对城镇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农村地区模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043，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投资并不能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政策的系数为0.203，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作用有限;货币政策的系数为0.009，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净出口的系数为0.076，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净出口对农村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全国模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137，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投资不能提升我国整体消费水平;财政政策的系数为0.105，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政策对于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有限;货币政策的系数为0.034，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我国整体消费水平;净出口的系数为0.158，且在1%的统計水平下显著，表明净出口对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需求侧依靠投资和货币政策难以提升消费水平，财政政策对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有限，出口虽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但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加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出现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的挑战。对此，我国只有加大开放力度，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实现消费升级，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供给侧实证结果。将供给侧因素相关数据代入模型2，结果如表2所示。
城镇地区模型中，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18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技术进步可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0.140，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可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086，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环境规制可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14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可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农村地区模型中，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103，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技术进步可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0.027，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可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016，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并没有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115，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可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全国模型中，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20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技术进步对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0.12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对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093，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规制能对我国整体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133，且在1%的统計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对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供给侧方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的提升可增加居民消费水平。互联网的普及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随着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设备的普及，消费者可以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随时随进行线上消费。另外，在线消费的互动性致使商家更加注重商品的品质，这也促进了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这种互动性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更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商家基于大数据技术还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并有选择的进行商品的生产、推送，以此提高成交概率。
（二）基于消费品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上述研究从数量规模的角度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但仅从数量上的分析难以全面阐述消费升级的实质，故本文将消费品维度分为文化消费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以此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文化消费是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为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而进行的高层次消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文化消费是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出现的高层次的消费形式，文化消费代表了消费升级的方向。本文借鉴秦琳贵和王青（2016）的方法，使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作为文化消费指标。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消费升级的结果，消费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因此本文进一步基于我国经济质量展开讨论，并使用DEA方法计算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此作为经济质量指标进行分析。DEA方法需要确定投入及产出指标，以劳动力、资本、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费作为投入指标，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使用Deap软件计算得到我国2003-2016年各个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质量替代指标。本文选择2003-2016年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的数据为样本，分别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culture）和中国经济质量（TFP）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模型1和模型2并基于SYS-GMM进行估计，得到结果如表3、表4所示。
需求侧的文化消费模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092，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投资对文化消费的提升作用有限;财政政策的系数为0.068，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政策对文化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货币政策的系数为0.004，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货币政策对文化消费的提升作用有限;净出口的系数为0.381，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净出口对文化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需求侧的经济质量模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105，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投资对我国经济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财政政策的系数为0.151，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政策对经济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货币政策的系数为0.125，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货币政策不能对我国经济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净出口的系数为0.18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净出口对经济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文化消费和我国经济质量的影响程度有限，净出口虽然能够提升文化消费和经济质量，但如前文所述，受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面临的出口形势仍较为严峻。
供给侧的文化消费模型中，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163，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技术进步可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0.171，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可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09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可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12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可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供给侧的经济质量模型中，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118，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技术进步可对经济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0.297，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可对经济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136，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环境规制可对经济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6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可对经济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综上所述，加速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适当收紧环境规制、普及互联网发展可推动我国消费升级，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应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坚持绿色发展，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我国2003-2016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二维视角对影响消费升级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投资和货币政策不能对消费规模产生显著推动作用，财政政策对于提升居民消费规模的作用有限，净出口能对消费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可对消费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三，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文化消费和中国经济质量的影响程度有限，净出口可对文化消费和中国经济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可对文化消费和中国经济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消费升级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要发挥政策引领作用。通过政策带动，发挥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领域的引领作用，使新的消费增长点成为发展“服务型经济”的突破口，为经济提质增效提供更持久、更强劲的动力;第二， 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逐步提升互联网普及率，推动电商发展與贸易流通、工业生产等环节相互嵌入、彼此促进，大力发展网络化制造、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通过实体店与电商的有机结合，搭配完善的征信体系，实现“互联网+实体经济”的叠加效应;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投入。企业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投入来提高经营效率，进而提升产品品质，通过重视产品设计来打造独特的产品形象，树立起自身品牌，最终生产出符合消费者切实需要的产品，以此解决我国消费市场中供需错位的问题;第四，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新形势下，我国唯有深化供给侧改革、坚持对外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海外资本、海外企业到我国投资建厂，从而使国内企业在高水平竞争中进一步完善成熟，以此增强我国内生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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