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升级对居民消费规模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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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商品消费领域迎来显著的消费升级趋势，但居民总体消费规模变动尚未产生明显变化，消费升级是否能够带动居民整体消费规模增加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文本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消费升级趋势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两种情况下对居民消费规模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若政府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张消费规模，消费升级趋势有效促进了政策效果的延续;若政府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消费规模，消费升级趋势有效控制了消费规模的回落。
关键词：消费升级 消费规模 货币政策 反事实分析
引言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居民充分释放消费能力，使得商品市场迎来了显著的消费升级趋势。消费升级是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消费方式，逆向驱动产品市场不断提升产品结构水平，进而推动消费水平上升的螺旋式过程。但我国总体消费率始终没有发生较大转变，消费率低迷导致内需始终没有产生显著扩张，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始终无法得到发挥。同时，由于整体消费规模极易受到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找出影响居民消费率与总体消费规模的关键因素变得越来越困难。陈利馥等（2018）的研究中指出，涉及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影响率最大的因素也随着时间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对居民消费的研究更应该着眼于能够在未来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中。本文基于新一轮消费升级能否带动居民消费规模增长展开研究，充分考虑在不同政策影响下消费升级所承担的真实作用，以评估消费升级趋势的真正效果。
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促进居民消费规模激发经济活力，一直是理论学界的主要研究内容，夏妍和程斌（2016）认为居民消费决定于居民需求，所以要通过进一步的供给侧改革发展产业供给能力，进而创造更多有效需求，通过发挥消费升级下市场吸引力，引导居民优化消费结构。韩术斌和肖歆（2016）的研究中认为，利用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有条件的供给内容改革，为居民创造更为有效的要素配置，才能满足新常态背景下居民整体消费规模的扩大需求。解决上述理论争端，需要构建消费升级趋势和居民消费规模之间的实证关系研究，分析消费升级趋势能否推动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在这一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展开对消费升级方向的分析。杜丹清（2017）认为，分析消费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需要在不同政策环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于这一认知，本文分别构造扩张货币政策环境和紧缩货币政策环境中居民消费变化情况。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及数据设定
本文的实证研究首先需要评估货币政策对消费升级趋势所产生的作用，再考察消费升级对居民总体消费规模的影响。之所以考察货币政策的驱动效果，是由于本文认为，消费升级趋势本身是受到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背景影响而产生的基于市场渠道的典型效应，本文将构建一个典型的SVAR模型以评估政策冲击对消费升级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本文将采用Lettau等（2002）的二阶段分析框架，第一步估计一个基准的SVAR模型反映货币政策对于消费规模的总体影响，评估现实情况下政策冲击对消费规模产生的效果;第二步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关闭消费升级在冲击中的渠道效用，评估不同政策效果下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结合上述两步能够总体判断不同政策环境下消费升级影响消费规模的差异，从而评估消费升级趋势能否有效促进居民整体消费规模的提升。
不同政策环境下消费升级反馈的反事实分析
（一）扩张性货币政策中消费升级对居民消费规模的影响
首先考虑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居民消费规模所受的影响。根据上文中建立的5变量SVAR模型，首先根据水平形式的基准SVAR引入常数项，根据AIC/SC信息准则判断变量间的长期关系，本文所采取的变量均具备长期稳定的相关性，根据残差序列自相关检验，变量间存在同阶协整关系，并据此选择滞后阶数为2。图1中的实线代表实际情况中（即存在消费升级渠道）居民消费规模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对于1个单位标准方差的政策冲击，居民消费规模呈现位于第一象限明显的倒U型分布，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消费规模在当期作出反馈，并发生显著的正向攀升，其峰值出现于滞后6期，为1.17%，此后开始回落，政策影响持续到第24期。
如表2所示，从第6期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CS（消费升级）对C（消费规模）的分解贡献度为40.2%，其次為对M1（政策冲击）的分解贡献度，达33.2%;同时在C（消费规模）的纵向分解贡献中，40.2%的贡献度远大于第二的M1（政策）冲击的14.1%贡献度。说明在扩张性政策环境中，消费升级趋势较好扩张了整体消费规模。这一结论与王青和张广柱（2017）的研究结果类似—在政策驱动下，消费升级担任了政策传递渠道，有效促进了居民消费规模的上升。
纳入反事实分析后，按照前文所述实验方法，关闭方程中消费升级影响消费规模的同期影响系数与滞后1、2期影响系数，且保证其他变量不变，对模型（4）所述的矩阵进行再度计算，其拟合曲线为图1中虚线部分。结果显示，消费规模响应的峰值降为1.01%，整体函数曲线仍然呈现倒U型分布。同时在第14期，反事实模拟的降低速度开始慢于实际情况，说明在不存在消费升级渠道的情况下，扩张性政策对于消费规模的扩展作用将会减弱，消费升级的响应峰值变化率为：（1.17%-1.01%）/1.17%*100%=13.67%，说明在扩张性政策环境中，消费升级对于居民消费规模有较强提升效果，能够使得消费规模产生13.67%的上升幅度。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中消费升级对居民消费规模的影响
其次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居民消费规模受消费升级的影响。同样根据水平形式的基准SVAR引入常数项，根据AIC/SC信息准则判断并选择模型滞后阶数为1。图2中，对于1个单位标准方差的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居民消费规模呈现位于第四象限明显的U型分布，紧缩性政策导致消费规模在当期产生明显负向反馈，其谷值于第6期产生，为-1.12%，此后开始上升（但仍为负向影响，且始终没有攀升至第一象限），大约于15期逐渐平稳至-0.04%的影响度。 如表3所示，从第6期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CS（消费升级）对C（消费规模）的分解贡献度为36.1%，其次为对CPI（物价）的分解贡献度，达12.6%;同时在C（消费规模）的纵向分解贡献中，36.1%的贡献度高于消费（总体）冲击的22.1%贡献度。说明在紧缩性政策环境中，消费升级同时具备渠道作用，使得居民消费规模出现显著变化。
与扩张性政策的反事实分析一致，关闭方程中消费升级影响消费规模的同期影响系数与滞后1、2期影响系数，且保证其他变量不变，对模型（4）所述的矩阵进行再度计算，其拟合曲线为图2中的虚线部分。消费规模响应的谷值-1.14%，函数曲线同样呈现U型分布。同时在第14期，反事实模拟相比实际情况开始出现缓慢变大的负向影响，说明在不存在消费升级渠道的情况下，紧缩性政策对于消费规模的收缩作用将会减弱，消费升级渠道作用的响应峰值变化率为：（-1.14%-（-1.21%））/（-1.21%）*100%=5.79%，说明在收缩性政策环境中，消费升级能够有效抑制消费规模的下滑，进而控制消费规模的进一步下降，使得消费规模产生5.79%的上升幅度。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反事实分析视角下的SVAR模型分析消费升级与居民消费规模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消费升级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这一结论在扩张性政策环境与紧缩性政策环境中均成立。即在扩张性政策环境中，消费升级趋势担任了政策扩张的渠道作用，使得政策传递更加有效，进而推动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扩大水平约为13.67%;在紧缩性政策环境中，消费升级趋势导致居民具有消费惯性，保证了消费规模不会进一步下滑，有效抑制了居民消费规模的收缩，从而在居民消费规模受政策影响发生下降时，产生行为性的小幅回升，回升水平约为5.79%。本文通过引入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不存在消费升级渠道的消費规模情况，避免了居民消费研究中常见的内生性问题，有效发掘了消费升级对消费规模的真实作用。
由于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方兴未艾，消费升级对于居民消费规模的促进无疑是解决我国长期低迷的消费市场的一剂强心针。保持供给侧改革力度，首先从产品供给结构上保持消费升级的原动力，避免消费升级的结构断层，充分挖掘居民消费潜力，转变我国居民过度储蓄的现状。通过本文分析运用的反事实框架，揭示了消费升级趋势在不同政策环境中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只要紧抓消费升级渠道不放松，就能凸显居民消费上升的经济拉动效果，提升国民经济活力。
参考文献：
1.陈利馥，刘东皇，谢忠秋.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2）
2.段忠东.住房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效果—基于SVAR模型的反事实模拟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5，37（5）
3.王青，张广柱.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比较—基于SDA分析技术[J].商业经济研究，2017（20）
4.夏妍，程斌.我国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3）
5.韩术斌，肖歆.商贸流通业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影响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6（3）
6.杜丹清.互联网助推消费升级的动力机制研究[J].经济学家，20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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