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诗学审美及创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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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政治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融合。然因隋祚短促，文学尚未勃兴便旋即入唐，故造成“隋无文学”的历史假象。尤其是隋炀帝，由于承担了过多的政治罪责，他的文学因此少有人问津。通过材料的梳理分析炀帝在诗歌主张上的集大成性和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性以补正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应有地位。
[关键词]隋煬帝;诗歌主张;诗歌创作;诗歌地位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60—06
引言
隋朝位于六朝与唐朝之间，是一个尴尬的历史阶段，因为六朝的文采名著百代，唐朝的武功雄视千古，封建王朝赖以载之史册的文治和武功皆已被这两个时期占据要津，隋朝自然显得黯淡。加之隋炀帝严苛的统治，促使后世在淡化隋朝的同时，一种否定也旋踵而至，此中尤以对炀帝诗文的批判为烈。创其首者，实乃初唐人，据《隋书·文学传序》载：“炀帝初习文艺，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其风……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此言反映了初唐时炀帝诗文已达“以人废言”的程度，故《隋书》作者有此劝诫时人之论，但其效甚微，时人多不从之，如唐太宗依然有“所为多不法”的偏见发展到后来更有“以文章绮靡而亡”的论断。唐以降的批评者亦少有听取《隋书》之言，继续沿袭着初唐“以人废言”的实践，如明人余之祯评论隋炀帝和陈后主“淫靡不足道”等现代以来，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大肆贬低炀帝诗文。纵观唐朝以降，“扬唐人之偏见”者甚重，“纳《隋书》之殷劝”者绝少，炀帝诗文的价值自然会为历代詈骂声所掩盖。基于此，文章以炀帝诗歌为探讨对象，着力于厘正其诗歌的某些方面，以期还其应有的诗歌史地位。
一、迥异时流的诗歌理论
在全面阐述隋炀帝诗歌之前，有必要对隋朝整体的文学风气和炀帝个人文学思想进行简略的梳理。正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于炀帝生于兹长于兹的隋朝整体文风的考察。隋朝是建立在北周基础上的，而北周承接的则是西魏的家业。北土文风雅重质实，周初又有苏绰“建言务存质朴”的政治高压，这就使得隋朝的文学烙上了浓厚的北土气息。当然这并非绝对，西魏于公元555年灭梁后，大批的梁朝文士便滞留西魏，对于北土而言实是文风潜移的契机。事实也正是如此，“周氏吞并荆、梁，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以庾信为首的南方文人在西周的贵族圈中备受推崇，尤以皇族为首，如赵王宇文招“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当然这影响恐不限于皇族，滕王宇文道为庾信集作序时便称其：“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所以，凭借政治高压推行的文风在经过此番热潮的席卷后便渐渐淡去，终于在15年后开始从政治上露出妥协端倪，因为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五月的诏文已恢复六朝的惯体了。政治的妥协一显露，势必会掀起更大的波涛，而西魏和北周皆是祚短之朝，抵抗这南风北飙洪流的堤坝就自然由其后的隋朝来承建。隋朝建立的前夕，这种对南方文学的崇尚已经由前朝贵族从家宴带进朝堂，其功用主要在于娱乐。如罗宗强所言：“娱乐的文学实是隋朝建立前夕的文学主潮”，它的存在甚至夺走了北方质朴文风本该成为新王朝文学主流的地位。不久，隋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屏出轻浮，遏止华伪”的意见而“咸去浮华”之弊，此种风气又一次在政治的打压下略有收敛，但文风之盛确足移人，依然有人甘冒政治上的威胁而受罚，如“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然而，这种政治上改革的文风终究难逃失败的宿命，因为其“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8。炀帝即位后，“一变其风”就是很好的例子。综观上述文风演变之迹，不难窥见隋朝的文风有着南风濡染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隋祚的运行渐趋扩大，并于炀帝践祚后变成主流。
这就是炀帝生活时代的整体文风，虽历朝代更迭，但南风北渐之势却未曾中断。甚至可以说，隋炀帝童年的大半时光就是在这“南风渐来后成飙”的风气中度过的，所以，他“初属文，为庾信体”，这是当时大多数贵族少年的一种普遍的习文风尚。然而，这本该是一条贯穿始终的文风，却因三件事而稍有断裂：其一，开皇初期文风改革;其二，开皇中期柳警人府;其三，开皇后期立为太子。正如前文所言，以强制手段来引领文风皆无法长久，其后果必然导致更加强势的反弹。所以，隋初的改革和为储君后的“矫饰”皆不足以使炀帝对南朝文风产出真正的断层，真正的断层只是“及见警以后，文体大变。”这是一种文学上相知相赏的改变，是出于对另一种文风的由衷折服，所以是真正的断层9。炀帝通过柳警使得自己的“文学视野更加扩展，不囿于一隅，扩为对萧梁文学并进而对南方文学传统的整体检视”，因而炀帝也就渐渐脱离这个南风渐染的中心，从而避免步北周宇文诸王的一味“轻艳”的后尘。同时他也有自己新的诗学审美，这就是他所赏识别人诗歌中的：“气质高远、词清体润和意密理新。”清新和华润皆是南风的特长，气质和理致则是北土的标签，他不满于各擅其一，因为这不符合其大一统王朝下应具备的“开阔的文化视野和跨越时空的文化襟度”，因而他更求二者相合之美。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的诗歌在当时“以南为师”的整体风气中异军突起，以至于在此风气熏陶下的人看来是“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更有甚者以为其“并存雅体，归于典制”。另外，炀帝“南北兼取”的诗学理想实乃后世魏征等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前奏，其影响所及至于盛唐，张说“箴其所缺，济其所长”的盛唐诗歌审美标准当为是论的嗣响。
二、诗歌体裁的臻备
隋朝政治、经济皆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典型，正如钱穆所言：“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藏禀府库之盛，莫如隋。”而隋朝的统治者亦是相当重视文化发展，古代官藏书籍也在“隋开皇之盛极矣”。以情理夺之，既有如此殷实的家底，隋朝的文学也应取得显著的发展，但事实却是相悖。这样的落差难免招来种种非议。如罗宗强便云：“有隋一代，没有足称一代的代表作家，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取得划时代的成就，当然，也就没有一个有特色的文学思潮，更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理论建树。’”此论虽确，但局限于一朝文学而言则略显偏仄，文学固然和政治、经济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更应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文学自身的前后期情况。隋朝固无一代之大家，但知名辈却较南陈为盛，隋朝固无一种称道的理论，但炀帝的诗论却着唐人先鞭。总之，隋朝在诗歌的发展脉络中实是一个过渡期，而炀帝则是过渡期的掌舵者，他的文学思想更是这个过渡期唯一的罗盘。正如罗宗强所言：“如果一种理论主张的实行在创作上取不到效果，那么要改变一代文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炀帝并不希冀改变一代文风，因为他处在过渡期，但正因他在过渡期的努力创作，却显现出文风潜移的端倪。炀帝现存诗歌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隋诗》所辑共43首，当然我们审视一个诗人的全部诗学成就时，虽不可以此为绝对的研究对象，但从这些吉光片羽中亦可稍窥诗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此虽不中亦不远矣。 在这43首诗歌里，我们可以发现炀帝在选择诗歌体裁上有着某些特殊的偏好。首先从题材上他的诗可分为乐府和古诗，乐府19首，古诗24首，基本相埒。乐府萌芽于汉，经过魏晋六朝的发展，到了唐朝走向全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晋六朝期间，“乐府诗与文人五言古体二水分流”，因为在当时文人追求形式美学的热潮中，乐府过于鄙俚，所以，多数文人都轻視乐府的创作，刘勰《文心雕龙》虽列《乐府》专章却没有评述汉乐府民歌，轻视之意自不待言。然而这位生活在六朝遗风未泯时期的炀帝却并不轻视乐府诗歌的创作，而且他的乐府诗并非局限于一体而是多种形式并举，其有五言12首，七言5首，杂言2首。这样的分布，不难窥出其在乐府诗形式上的多种尝试。尤其是他在乐府中大量地尝试着用五言体的形式。自魏晋以来，乐府就有了五言化的趋势，刘宋时便出现了杂言乐府的兴盛，这是五言占据乐府诗篇的雏形，齐、梁、陈三朝愈演愈烈，终于出现了全篇皆是五言的乐府，但所占比例不大。到了隋炀帝，他的五言乐府占了其乐府诗创作的一半以上，这表明了炀帝致力于将乐府从形式上进行雅化的用心。当然，他的七言乐府我们也不能忽略，虽然七言乐府自刘宋以来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名家名篇代不乏人，但炀帝的五首七言乐府中竟有四首都是四言八句，并且中间四句颇讲究对仗和平仄的运用，已然近于七律的体制，无怪乎聂石樵称赏其《江都宫乐歌》“声律和谐，对偶工整，俨然是七言律诗之体成”。关于炀帝此点的努力，日人前野直彬的分析似更为中肯，其言：“就现存的隋诗而言，一般以乐府歌行居多……只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七言诗的成……进而更有隋炀帝的作品，从这时起，七言诗渐渐经由一流诗人之手加以改良和钻研，沿而至于唐诗，更广泛地普遍地定型，完成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过度。”可以说，炀帝此处的努力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即对前人的深度总结和后人的有益启迪。
此外，尤需注意的是炀帝的乐府中还出现了两首同题的《纪辽东》，这首乐府诗形式是以七言起首，五言收尾，组成一句，如此重沓四次，颇似词牌《减字花木兰》的形式，因为二者皆是将七言八句体通过截句而成，只不过所截取的地方和字数有差而已。通过炀帝的乐府与后世词体相近的分析，不难窥出炀帝对后世的词体似有筚路蓝缕之功，郑家治《古代诗歌史论》言炀帝《纪辽东》是“倚声填词，所倚之曲又是隋唐燕乐的主体与前身，且长短句式及声韵格律等方面完全是在按’谱’填词，应该算是较成熟的文人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词体的兴起与音乐休戚相关，尤其是隋唐时燕乐的传人，而炀帝时“复有《凉州》、《伊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输华，而四夷之乐，析为九部，播为声歌。夷乐之兴，自此始矣”。身处这样一个音乐融合的时代，他所作的唯有引北族之曲调以融南朝之清乐，于是新声之制迭出，这两首《纪辽东》大概就是这些新声之一。
炀帝诗歌创作形式鲜明地体现着乐府与古诗双峰并峙的局面。相较于乐府形式姿态万千而言，炀帝的古诗则在这方面稍显呆板，其古诗共24首，全部为五言。五言诗经过曹植的努力，呈现出文人化的特征，而后经过齐梁宫廷和贵族之手，历经永明体和宫体的蜕变，其艺术性渐趋圆熟进而成为齐梁以来诗坛的主流。炀帝是一个“带有极度贵族气氛”的文人，可以说，他具备了这两大可以从事五言诗写作的有利条件，况其早年久镇江南已经“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故其对五言古诗的创作产生兴趣固不难理解，这是他的阶级属性和天然本性有机结合使然。又在这24首五言诗中有7首已备五律之形，另有于五律尾句另加一句形式者8首，更有五律叠加形式者2首，这些都可以算是炀帝在五律形式上的有益尝试，占到其作的大半以，上。其实如果只就五律要求中间联句对仗而言，炀帝的诗基本都可以说是向朝五律方向的尝试，不过形式有所残缺而已，这些在五律尚处于尝试阶段的小瑕疵是可以接受的。总之，炀帝的24首五言诗中虽有着不同的主题，但贯穿着相同的尝试，即五言古诗从部分到完全的律化。所以，炀帝的五言古诗虽形式单一，但他却在这单一的形式中求变化，不能不说这对后来五律的更进一步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诗歌题材的丰富
炀帝的贵族气质虽使他于“贵族之产物的南方文学”面前不显陌生，反而“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的熏陶”。他的诗歌取材也自然就有了一点偏向南方泛滥的题材，如静物和美人，但绝不至于如日人前野直彬所谓的：“今存炀亲作的许多诗章，作品中泛滥的艳情。”他的43首诗歌，依题材略可归为三类，即艳体诗、写景诗和军旅诗。
艳体诗可能是炀帝最初学习的诗，因为庾信体的特征即是“轻艳”，但纵观炀帝现存诗歌，艳体之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多，以《喜春游歌二首》和《四时白絎歌二首》为首的艳体之作只占了整体不足1/10的篇幅，而且内容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不堪，如“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之属皆是稍涉物态即止，这较之于他的前辈萧纲和陈后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郑振铎评价其艳曲“上可追梁代三帝，下亦可能比肩陈家后主”是不确切的，他是站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上看到了艳体诗更远的未来。关于此点，钱基博早已洞彻：“诗则北朝齐周沾濡齐梁之绮艳，未能拔戟自成一队。隋炀帝焯有气调，稍救齐梁之靡。”他的那种气调，正是来源于对前辈诗人的经验总结和自已实践的新知，所以，他只是稍微，而不是整体，因为他的文学根基里毕竟也有齐梁的功劳，这是由他的贵族身份和时代局限共同决定的，但他却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缺陷。
炀帝的写景诗占据了所写诗篇的半壁江山，可见其用力尤勤。炀帝写景诗虽擎乳于南方的咏物诗，但其更注重写景语言的简洁含蓄和所造景物的空灵生动之美。如《宴东堂》一诗明写一场豪华盛宴，但它向我们暗示的却是丰富性而非单调性的人生哲理。又如，其诗中“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和“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诸句皆是有意雕琢欲以空灵之境示人，炀帝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成功地避免了南朝咏物诗那种类于素描的呆滞气息。当然，这是咏物诗僵化后必然要随着时代的推移来不断完善自身的趋势，炀帝只不过充当了一个顺应潮流的人，从而做了他这个时代的诗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不足以大加肯定。炀帝的可贵之处在于自己身为一代帝王却突破了自己的宫苑，将自己的写景诗笔放到整个大隋的版图里恣意挥洒，如此扩大的视野，这是历代多半的文人皇帝所做不到的，恐引萧纲、李煜诸人折腰了。他们其中固然有人突破那千里宫墙的限制，如萧纲《军旅》之作和李煜《渔父词》，但规模尚小且景物偏仄，实难与炀帝这个将诗笔从漠北一直拖到江南的恢宏气度相埒。纵观《隋书·炀帝本纪》，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炀帝的一生仿佛都在奔波，“二平江南，三下江都，三巡突厥，一讨浑庭，三驾辽泽”走遍了隋朝的大半版图，后世若唐太宗和清圣祖等辈方差可比拟。然而，史书与后人却对此极尽诋毁，当然不能说后人偏见太深，因为单从政治着眼如此指摘炀帝确也不为过。如果把审视的角度放在一个写景诗人层面来考察，则这恐怕纯然属于一个诗人对自然的热爱，这一页页近似疯狂般频繁出游的文字记载里跳动着一颗为自然神往的心。如果说，他是在这一次次出游中耗费了国力从而失了国的话，那么自然也将会善待这位亡国之君，因为他的写景诗里就是他的大隋。从塞北的“毡帷”“穹庐”，到江南的“梅雨”“麦秋”，再到辽东的“辽海”“长鲸”，都是他写景诗里的专属风物，将这些拼凑起来即是他永恒的江山。 我们不能忽略另一层因素，炀帝的巡游固然有其对自然的向往，亦有其好大喜功的因素。《隋书·炀帝本纪》载：“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所以，他12次的出游，有9次皆与武力有关。有的史家亦将此纳为隋亡之一因，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穷兵黩武倒也不失为炀帝军旅诗发展的一大契机。军旅之题材从南朝即已兴起，故萧统《文选》专列“军旅”一类，但其内容多“从《汉书》等古书中去寻找典故，凑合成篇，毕竟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萧纲的出现对于军旅诗是一次有益的补救，因为他有自己的经历作资本，可惜正因资历太浅而稍欠格局。而隋朝却不同，郑家治言：“比起南朝的边塞诗，隋朝边塞诗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多有或直接或间接的从军经验，多自言体边塞诗，比南朝文人拟边塞诗多了几分真实与雄健。”纵观有隋一代边塞诗人，如杨素、薛道衡、卢思道、隋炀帝等人，若真正以沙场经验和次数多少综合统计，则炀帝当为第一。
这也无怪乎其军旅之作在其众多诗作中别样夺目了，因为他的军旅诗确实气势非凡，足见帝王之气。沈德潜特赏此类诗歌，称其：“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记辽东二首》当为翘楚，此写大业八、九、十年三征辽东后高丽王终于请降一事，诗中描绘的是一支胜利之师，多作豪壮之语，如“辽东海北剪长鲸，风云万里清”，充分显示了一个大一统帝国该有的襟度和作为帝国君主的强烈自信。尤其是后一首“俘馘变夷风”句，似透露出这个帝王更大的野心。钱穆虽以“夸大狂”讽刺炀帝的高度自负与自大，但正是这“夸大狂”直接促成了其军旅行为，也就间接成就了其军旅诗歌。
四、诗歌境界的开拓
诗歌形式的创新易于将新鲜的事物纳人诗歌，而诗歌题材的多样则更能满足不同事物的需求。二者合力的结果，自然地促成了炀帝诗歌境界的开拓。原本隋初在南风飙进的冲击下，诗人们都甘于扮演一个全盘吸收者的角色，这就造成了隋朝的诗坛整体偏于沉寂，拾人牙慧焉能别见心裁？炀帝深谙此理，所以他首先“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更多的是“折衷南体北体，而别成一派”。在经过了诗歌体裁和题材的尝试后，注意力自然也就转移到境界上。六朝的芳泽虽美艳动人，但终因境界狭隘略显脆弱，一夜西风紧便狼藉残红了。炀帝明白六朝诗歌脆弱原因，所以，他从理论上首先标举“高远”和“深远”，他的诗作更是鲜明地实践着他的理论。
其《春江花月夜》题袭陈后主，同写月夜江春之景，但炀帝此诗所造之境早已跨过了那“生于婦人之手，张于深宫之中”所造成的天然鸿沟，“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星回”句境界不唯空灵，亦觉壮阔，实启张若虚之胸臆。朱干称其：“陈后主作不传，隋炀自负才高，今观此词，未见其必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就此诗而言，论当不虚。又如，其《云中受突厥朝宴诗》，本是类于公宴一体，很容易落于“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旧窠，而炀帝以天子之尊，其字句间所流露之雄豪态度，绝非常人所能道出。如“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句，显示的不唯是个人的恩荣，而有对于国家兴盛的无比自豪，此种胸襟非盛唐中人不能有，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当源于此。次如《饮马长城窟行》，《乐府诗集》言其：“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据此则知其当为悲怨一体，后世之作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皆是。
而炀帝之作却是将军旅题材纳人此悲怨之体，遂一扫其旧体之阴霾而呈现阔大之境界，其最大之特色在于量词“千”和“万”的使用，以渲染战事场面，如“悠悠万里行”“千里卷戎旌”“千乘万骑动”诸句，千载之下，隋师军阵壮观可以想见。“樅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句更见军威之盛，高适“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透迤碣石间”亦恐渊源于此。正是有了此种境界，使得炀帝此诗可齐驾盛唐边塞诸诗，王定璋言其：“既有气势，又有兴寄，将其置于唐人边塞诗中也是上乘之作，毫不逊色。”再如，其《失题诗》首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宛如一幅水墨，只需淡淡几笔勾勒开来就能成此画境，虽于寥廓中不免流露出几分凄凉，但远比齐梁写景诗一味“穷情写物”来的洒脱。此句特为后人所赏，如秦观《满庭芳》：“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便径取其语，但意境同其深远，于寥廓苍茫间寄无限之情思，此当得益于炀帝不少，故“绝妙好辞”之誉，非是溢美。总之，炀帝在有限的诗篇里对于诗境的开拓还是用力甚勤的，故其影响当非一代，在后人诗集、词集中屡有袭用。
结语
诗歌发展宛如千里长河，于不同流域应有不同态势，有“脉崖转石万壑雷”处，如建安和盛唐，也有“吹皱一池春水”处，如太康和六朝甚至两宋，更有“潮平两岸阔”处，那就是隋朝。这是一个略显尴尬的“河段”，因为它既无前期的优美，也无后期的壮美，在习惯于只能欣赏：二者其一的多数人眼中，它总是被冷落。殊不知这是一种过渡的状态，旧的诗歌因素在这里走向式微，新的诗歌因素又在这里迎来孕育。当然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状态，如果处理不好新旧关系，那么就只是一潭死水。然而，它是幸运的，因为这场诗歌转运的关头有了炀帝在创作，上的实践和理论上的引领，他对前辈的继承是其文学历程的第一步，但他又是一个颇有文学自负的人，他不但要做政治上的君主，而且要做“文学上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只是因循而不知变通，因为诗歌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都在六朝展露无遗，他若只循故辙便跳不出“宫体”的深墙和“庾信体”的门槛。王瑶言：“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变现内容的推移变化，都是起于名门贵胄文人们自己的改变”，于是他便从诗歌体裁的创新、题材的丰富和诗境的扩大着眼，渐渐的摸索出自己“高远”的诗歌审美追求。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郑振铎称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土。薛、卢之流，自然更不易与他追踪逐北，”确实，相较于同代诗人的沉寂，他是这一段平静河面上唯一涌动的暗流，但对于炀帝诗歌之肯定不能过于拔高，他毕竟处在一个诗歌转型期，他的作品鲜明地体现着那个时期的特色，他只是相较于同辈诗人显得伟大，但放在诗歌的历史长河中又显得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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