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研究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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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楠
摘 要：“一带一路”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研究起步时间并不长，一些专家学者积极开展此方面思考和探索，也取得一些优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高职教育协同“走出去”的宝贵经验和战略模式，并介绍了个别学校和行业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采取具体措施，这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分析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职院校;企业;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批的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纷纷“走出去”，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海外招工问题尤其突出，当地技术工人水平偏低，文化认同感不够，而国内员工人力资源成本高。因此，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成为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的当务之急，产教协同升级成为重中之中。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配套制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倡导职业教育走出国门，协同中国企业积极培养国外工作的技术骨干人才。2017年1月，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和职业学校沿着“一带一路”建立办学、研发机构，助力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目前，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个新问题，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不知指出。
一、研究现状
（1）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高职育输出概况。欧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输出经验丰富，值得我国借鉴。黄华（2010）指出美国高等职业教育输出实践经历政治服务导向、双向交流发展到全面的市场化输出的三个阶段。卞延竹、余丝（2017）分析德国福伊特中国培训中心的建立和运行特点，指出只有根据市场准确定位，提供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培训，并争取国外政府机构的支持，才能立足国外职业教育培训市场。最后，指出“走出去”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培训对中外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2）介绍国内几种典型的校企协同“走出去”战略模式。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多重机遇，我国一些高职院校进行了“走出去”工作的诸多探索，陈沛酉（2017）指出主要有高职院校主导的跨境教育模式、行业企业主导的校企协作模式和政府统筹主导的“鲁班工坊”模式。高职院校主导的跨境职业教育模式有以联合学位培养、项目衔接等形式的项目合作模式;以师生交流、访学伟形式的人员流动培养模式;以独立学院、合作办学等形式的机构跨境流动合作模式。行业企业主导型模式是以行业或者企业牵手高职院校的培养模式，企业主导的典型代表是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行业主导的突出代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2016 年3 月，在天津市政府的倡导下，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府大城学院共同建立“鲁班工坊”。2017年，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两家院校与大连机床集团携手，在印度和金奈理工学院建立印度“鲁班工坊”。行业企业主导的模式里的典型代表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企业主导的典型代表有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民营企业主导的有江苏红豆集团等。其中，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理事长单位，张慧波（2018）指出寧波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整合政府、学校、企业各种已有资源，成立“发展中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共建“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构建新型的“政校企”新型培训模式，通过多种措施推进高职教育办学的国际化，服务我国企业“走出去”。
（3）具体学校和行业协同“走出去”个案研究。黄建国（2018）围绕装备制业企业走出去人才需求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不同步，人才培养不匹配等问题，构建了“一平台，三机制”需求传感体系，建立了“三维度、六指标”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素质模型，建立“分层递进+柔性嵌入”的课程体系和“多联动、跨时空”人才培养模式。李荣璐（2017）以华服行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华服人才培养相关人员的访谈和行业调研，发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资金保障、平台搭建、人才挑选、兴趣培养和创新培养提出了具体建议。韩瑞、张宏（2018）总结了常州地区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做法，提出了一些建议。郑勇峰（2018）、刘玲（2018）、王瀛（2019）、张映晖（2019）分别从介绍了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在协同企业“走出去”过程在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和师资培养方面做得探索。
（4）分析高职教育“走出去”面临着艰巨的内外部挑战。①外部挑战：一是国际产能合作类型的多样性导致职业教育需求的复杂性（张原，2017）;二是多民族、多宗教因素影响中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融合的顺畅性（刘雪梅，2017）;三是中外国家劳动观念的巨大差异严重阻碍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李传彬，2017）;四是中外国家行政和教育法律法规的差异性制约职业教育发展。②内部挑战：张慧波（2017）指出一是缺乏相关的政策配套;二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完全将国际化作为院校考核指标，高职院校重视不够;三是学校治理层面，匮乏匹配海外办学的师资和激励制度;四是资金大量缺口，靠学校自身资金弥补难以持续（郝天聪，2017）;五是协同机制层面，服务能力需要提升;六是国际高水平课程开发力度不够，职业教育标准输出能力欠缺。
二、主要思考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高职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研究开展时间不长，但在国内经验总结、机遇与挑战、途径与策略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在一些方面也有很大研究空间，第一，对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研究侧重于国内院校的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高职教育“走出去”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涉及较少。第二，校企合作的个案研究多，系统的多角度地研究某地区校企协同“走出去”有待加强。职业院校“走出去”项目和参与院校数量的“野蛮生长”，弊端不断凸显，我国高职院校1346所，各学校地域分布不同，学科特色各异，办学水平参差不齐，针对各省企业和高职院校不同的情况，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模式必须扬长避短，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亟需探索适合本地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战略模式和路径。第三，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刚刚起步，“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不同的国情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不一样，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配套缺失，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部门、高职院校应该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多形式的务实有效的行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塑造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整体品牌形象。
参考文献：
[1]黄建国.服务装备制作业“走出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
[2]张原.“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劳务合作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基于大数据视角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0）.
[3]刘雪梅.“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东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7（12）.
[4]李传彬.“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海外办学成效、困难与对策——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柬埔寨办学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8）.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战略与路径研究》（项目号：2018SJA1644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项目《产业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号：5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楠（1987-），女，硕士，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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