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举制与宋代书院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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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宋代以文治国，以科举取士，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建设书院，书院的教材、内容和科举考试内容大致相同;书院以教书育人科举应试为目标;师资也由有科举考试经验的名师组成;书院的藏书扩大，丰富了教学资源。书院修缮科举制的不足，推动了科举的良性发展;新儒大师对于只重各利的片面科举观的矫正，对后辈的科举取仕影响重大。可以说，科举带动了书院的兴起，书院也推动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宋代;书院;科举制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125-03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既有官办，也有私人设立，以讲学和藏书为主要职能，有专门的校舍来收藏书籍，聚徒讲授、研究学问。随着历史的推进，书院在宋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究其原因这与宋代统治者的重视、文教兴盛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目前，学界对宋代书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缺乏对科举制与宋代书院，缺乏新儒学大师与科举观的完整梳理。基于此，本文拟从书院发展的历程出发，对科举制与宋代书院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从而指出科举制对于宋代书院快速发展的推动作用，书院自身为适应科举制做出的积极调整以及书院的名儒贤师引导士人净化功名利禄之心，对后世的科举取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藏书与求学：书院的历史渊源
　　据现有文献记载，书院萌芽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这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关系。“精舍”和“精庐”为汉代学者收徒授业、私家讲学的地方。《后汉书·包咸传》记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1]800由史料可知，包咸前往东海，建精舍，授徒讲学，是当时的教育场所。《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2]1027由此可见，汉代的“精庐”已经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口授讲学场所，但“精庐”和“精舍”都缺乏藏书功能，缺乏书院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院。
　　书院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刺史苏师道在《司空山记》记载：“司空山在山之西，去观十一里，今殿宇有像，坛净基图，宛然在焉。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在。”[3]32这便是书院在史料上最早的记载。唐玄宗开元六年将乾元殿改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一年设置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将丽正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集贤学士之职，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4]975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5]所以，这里的“书院”是藏书修书的地方。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广大知识分子为躲避战乱，走向山林，收徒讲学，创建书院。与唐初书院不同的是，这些书院多面向社会开放，是公共活动场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它是黑暗中的一线阳光，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6]168相较于前代的书院，这一段时期的书院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匡山书院，后唐皇帝李嗣源为其亲自颁赐匾额，并且发布敕书，对匡山书院大加赞赏，“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7]这种敕书的意义非同小可，标志着书院的创办有了合法性，且兼具教育功能，受到统治者的肯定。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书院的职能主要是教育功能，而不是过去的藏书或者办公场所，这标志着后代真正意义上的书院的出现。书院在数量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是却为宋代书院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二、官学的没落：宋代书院兴起的历史背景
　　科举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隋炀帝设进士科，唐朝的历代皇帝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到了宋代，统治者确定了以文治国，以科举取士的国策，科举成为选官最主要的途径，“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8]311，极大地增强了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宋代是“科举社会”[9]1的观点。此外，宋代统治者基本取消了士人参与考试的身份限制，两宋的书院借此做出调整，开始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书院这种面向平民开放的求学机构也得以大发展：
　　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增修书院。宋代重视文治，加之放宽了对考生的身份限制，考生的数量剧增，这对于经历了五代十国战乱割据的北宋政府来说，财政困难，兴办官学压力巨大。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写道：“国初……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在士无求学之所和教学资金的严重匮乏的双重压力之下，宋代士人团体承担起了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的历史使命，他们沿袭前代的做法，建院讲学。庆历年间所建的义学书院，便是李宗仪和李宗儒两兄弟修建，为嘉鱼学子提供的读书之处。笙竹书院在“教育本族子弟为主”[10]78之外，亦招收各地求学之人。由上述史料记载，书院为士人应举创造了条件。
　　书院的经费来源比较充裕。与唐末五代的私家办学不同，宋代书院的经费来源多种多样。孟子曾讲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农工商中，士为四民之首，但在求学生涯中却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书院的创建者深知此理。公安书院“置田撥钱以给廪用，既而仿四书院，乞赐额于朝。六年夏，上亲洒宸翰赐名公安书院。”[11]另据程钜夫的《南湖书院记》记载“南湖书院，起于宋季，原于藩臣屋数十楹以为居，祀七贤以为望，以为望田数百亩，以为食，来者养而教之，意甚美也。”可见拥有的规模和经济实力是较为突出的。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他离开黄州后，田产和房屋捐给后来的雪堂书院，雪堂作为书院的教学活动场所，田产作为养士之资，从而使书院得到正常运转。充足的经费为书院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士有所养，宋代书院的规模也逐渐增长。 　　三、服务于科举：宋代书院的兴盛
　　宋代以文治国，科举取士，但迫于政权建立之初的人力和财力的匮乏，官学发展滞后，促使大批渴望儒学教诲的士人转向书院求学。在科举制度所倡导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12]3107的社会价值观驱使下，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又被修复起来，并且在办学目标、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和藏书规模上都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宋代书院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书院的教材、内容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大致相同
　　据相关文献记载，北宋前期，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有：“《诗》、《书》、《易》、《左传》、《仪礼》、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毂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13]，而政府颁发给地方官学和书院的书来看，分别有《诗》、《书》、《易》、《左传》、《毂梁传》、《公羊传》、《礼记》、《周礼》、《仪礼》，两者使用的教材极为相近。我们不难推出，书院的教学内容极大的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影响。南宋中后期，统治者重视理学，科举考试的内容向理学倾斜，加之书院多为理学大师创办，教课自然以理学内容为主。另外，朱熹、陆九渊、张栻这一批优秀的理学家及其弟子大都生活在江南地区，从而推动了江南地区成为了南宋书院的兴盛之地，可以说科举制从侧面影响了书院的地域分布。
　　（二）书院转向以教书育人、应试科举为目标
　　北宋时期，秀溪书院的创办者邓晏“恳辞获命”，教授当地士人。南宋时期书院更加重视应举训练。朱熹也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命题者必依章句。答已者必贯通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当更写卷之式，名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其所治之说，而论其意，次又旁引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辨析，以求至当之归，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14]165两宋期间，书院作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将传授儒家经典，助力生徒科举应试作为自身教学活动目标。
　　（三）在师资力量上，尽量延揽有科举考试经验的名师授教
　　宋代书院建立之初，不少书院是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者候进士创办、任教。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周式，就因为“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14]70，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名扬一时。泰山书院的创始人孙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大师，与石介和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创办书院或者去书院任教，并且利用自身的科举考试的经验，帮助教授的生徒在考试中获得更大的成功。以理学大师朱熹创办的武夷精舍为例：“生徒91名，其中进士28名。”[15]3207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子监和太学的录取率。
　　（四）书院都尽力扩大藏书规模，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
　　书院是士围绕着图书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公共场所，藏书是书院的一项主要事业。淳熙八年朱熹奏请朝廷，恳请赐书：“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版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16]33石洞书院的创办者郭钦：“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17]81。泰山书院在创建之初“乃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斋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18]223丰富的藏书，为求学之人提供学习材料，教师也利用所藏图书进行学术研究。由此，书院逐渐从教学场所转变为科研基地。
　　“据白新良先生统计，北宋兴复书院73所，多为私人创办，而南宋的书院数量更多，共有442所，是北宋书院的六倍。”这些书院上承于官，下系于民，是知识分子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这样的历史环境也决定了书院必然会以教学为主，为士人成功应举创造了条件。书院的名师宿儒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在培养杰出的科举人才以外，教学内容形成的良好的科举观对科举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修缮不足：宋代书院与科举制改革
　　宋代书院，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并在一定时期承担着官学的责任，为宋代读书人提供着应举求学场所。另外，书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修缮科举制的不足，帮助学子树立正确的科举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书院培养出大量的杰出人才。茂询、茂先、梦升、子元等十位登甲科[19]43，均出自樱桃书院和芝台书院。应天府书院“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20]624由此可见书院培养的人才众多。这些弟子品性纯良，进入仕途之后，为宋代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正之气，推动了科举制度的良性发展。
　　其次，书院对于科举制的影响，体现在书院的教学内容直接影响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新儒学作为书院的讲习科目，促使了考试的科目变动。新儒学的确立过程历经坎坷，北宋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学受到王安石、蔡京等当权派的压制。南宋高宗、孝宗和宁宗都先后宣布禁学，新儒学受到严重打击。但随着朱熹、张栻、吕祖谦这三位理学大师分别在嘉定二年、嘉定八年，嘉定九年被追谥为文公，宣公和成公。理学家们被统治者尊重和平反，他们的学说得到了统治者承认，书院做为新儒学的传播基地在宋代的教育舞台重新立足。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提出了改革进士科的新内容，取消诗赋进士科，“提出将诸经、史、子、时务分科分年考试”[14]177，《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嘉定五年被正式批准进入官学，成为了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的教材，书院研究的新儒学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了官方宣传的主流，由此可见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受到了书院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反对只为考取功名的片面思想，将提升个人品行作为最重要教学目的。杨允恭在景定四年提出“士之由是路出入是门者，盖亦果确用工希贤希圣，庶不负圣天子立道作人之意。”[21]112这是科举取士的初衷，也是理学精神的体现。追逐科举功名转变为静心研习，帮助学徒树立正确的科举观和人生观，净化了当时危害士人的功利之心。新儒学大师對于只重视名利的片面科举观的矫正，用心良苦，对后来的科举取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余论
　　书院到了宋代，在科举制的影响下，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和资金管理方面均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使得书院数量有了迅速的增加，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由于其不限定入学条件，广收门徒，形成了各书院互相交流的氛围，侧面上反映了宋代文教兴盛的景象。另一方面，书院的先哲大儒不仅学术精湛、道德高尚，更为宋代科举取士中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输送的杰出人才也对科举制的完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组织，矫正了当时士人的科举观和名利之心，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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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祥（1993—），男，山东潍坊人，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通讯作者：杨乙丹（1980—），男，河南上蔡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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