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与城乡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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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是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的一场巨大变革。文学对这一过程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达。从1980年代至今，文学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1980年代，作家们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表现，把城市当作现代文明的象征，而把乡村视为愚昧落后的代表。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990年代，除了表现社会空间之外，对于商品和欲望的表现，成为文学聚焦对象。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主要表现城乡一体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文学;乡村;城市;二元;一体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0.03.012
城市化进程是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最重要活动。曾有历史学家指出，迄今为止，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过程，而没有经历城市化过程的国家，毫无例外，都处于贫困状态。走城市化道路，这是当今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竞相努力的方向。但城市化进程在每个国家的具体经历和具体内容，各有不同。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对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总结时，注意到了城乡二元的现实结构和文化差异。[1]而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会是怎样的呢？本文拟从文学表现对象的变异方面，来作一个具体而感性的展示。
一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再度启动以及随后呈现的高速发展，其状态和历史印迹，深深地烙在了文学世界里。可以说中国文学一开始对于城市与乡村问题，就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作家们以文学审美的独特方式，持续展示着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变革过程。
作家阎连科在《乡村血质》一文中是这样定义城市和乡村的：“乡村作为一个名称，与城市对立出世。在农民眼里，城市就是林立的高楼，宽展的马路，五彩的衣服，以及工厂、商店、人流和男女之欢，总之，车水马龙，繁华热闹。而在城市以及乡村以外的任何人眼里，乡村就是山川上的村落。”[2]中国的乡土世界幅员辽阔，以乡土世界的眼光看城市，常常是将城乡做一种二元对比的处理。中国的作家也不例外。1982年发表于《收获》上的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是比较集中描写当时城乡对立生活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个叫高加林的农村青年，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故事。作品在当时引发的争论主要是高加林离开农村，到县城工作后，将原来在农村时谈的女朋友巧珍给抛弃了。高加林的举动到底道德不道德？路遥的《人生》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或许是故事人物刻画得太逼真，以至于人们的注意力差不多全部集中到男女人物关系上，争论各方都在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作者所关注的城乡差异问题。从作品实际表现的对象来看，路遥意在表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差别，而消除这种差别的办法，在当时看来，只有离开农村，进城去。因为农村与城市相比，不只是物质上的差异，同时也是文明程度上的差异，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愚昧与贫困问题。农村因愚昧而落后，农民没有见识，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毫无希望可言。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只有离开土地，到城里去。高加林眼中，农村的贫穷和愚昧是看得见的，触目皆是。而城市文明的物质象征，也是进一趟城就可以感受到，城里的生活哪一方面都比乡村强。尽管他自己在城里人眼中，还是一个乡下人，但靠着写作才华，他已经能够在县城广播站工作，他觉得有奔头，有希望。高加林的看法，可能在当时带有普遍性，甚至路遥本人也带有这种看法，他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从城市化程度来看待当时的中国城镇所具有的水准，其实是非常低的，但即便如此，进城去在当时依然是摆脱贫困的文化象征。王安忆在1980年代发表的《本次列车终点》等小说中，对那些能够侥幸离开农村，返回大城市工作的知青们的那种兴奋激动的心理，有过非常真切的描写，尤其是列车即将到站，大都市的万家灯火从车窗外迎面而来时的场景，那么真切和激动人心，撞击着每一位想念城市生活的人们。数百万的插队落户青年，一旦能够返城，几乎没有人愿意再留在贫困的农村。这当然不是说所有返城青年都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或缺乏承受艰苦的坚强意志，而是无数的人在生活经历中体会到，农村当时这样的状态毫无希望可言。叶辛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将那些希望回到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的心理，交代得清清楚楚。只有城市生活，才有发展和希望可言。这差不多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也是作家作品中流露的真实想法。
1980年代中国小说中所呈现的城乡差异以及文化方面城乡对立的关系，在审美上，是向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回归。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启蒙在先，所谓民主、科学、自由，最初的实验全都是在城市和校园。这种新主张新思想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墨守成规、暮气沉沉的思想氛围，给无数陷于生活和思想困境中的热血青年，开辟出一条无比壮阔的人生通道。1920年代末，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中的四川姑娘梅行素大胆地喊出：到上海去。她忍受不了内地沉闷而闭塞的空气，希望到大都市感受时代的风暴，开拓自己美丽的人生。现实生活也映照出文学理想的精彩之处，大革命时代，无数真人版和现实版的新青年故事，都真真切切地诉说着城里发生的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学习新文化，张扬个性自由，投身时代潮流，这一切新时代的思想潮流，给予无数年轻人的内心以鼓励和刺激。这种到远方去、到城市去的出走冲动，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基因组合和最鲜明的个性色彩。鲁迅先生当时以《娜拉走后怎样》的标题，来回应这种思想冲动。1980年代，这种五四文学的文化基因和个性色彩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中国文学中不断激活、强化。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现实生活中，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城市化带来的丰富信息再也无法被隔绝和阻塞了，明理的智者似乎在城市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乡土经济、乡村生活是死路一条。只有走城市化的道路，中国才能脱贫致富、走向富强。
城市化给奄奄一息的中國经济吹来新的春风，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一度以改革文学的面目惊艳亮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因为小说所展示的城市生活景观与人们熟悉的文学中的农村自然景观全然不同。中国的城市尽管还不怎么发达，但多多少少比农村要有生机和生气。乔厂长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是一种理想人生的壮志情怀，在同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很难见到这种雄心和自信。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借工业改革题材，倾述仰慕英雄的情愫，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情丝萦绕在料峭冰寒的都市之中。不管城市生活多么的令人不满意，但小说人物终究不是在贫瘠而愚昧的中国乡村大地上行走。所以，张洁笔下的人物再怎么苦恼，城市环境总是不绝望的，更何况那些改革的先行者周围总有那么几个仰慕英雄的女性环绕着，给艰难的改革事业增添生机。 这一时期唯一对城市生活有所批判和保留的作家，可能就是张承志了。他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绿夜》《大坂》《北方的河》等，对草原、自然的尽情歌唱，抒发着人类最深沉的内心感触，那种人与大地的血肉纽带，与进入城市之后，人与大地脱离的漂浮、悬空、没有着落的无力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承志笔下有一股强大的理想力量，使小说人物能够超越苦难，突破平庸，不断在精神意象层面提供新的感受和视野。正如张承志在《北方的河》的题记中所表达的：“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3]作者的这种认识和体验，让我们穿越时空，仿佛感受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人物性格和浪漫气质，那些受工业革命城市生活冲击的飘零者、多余人，厌倦了都市生活，飘荡于异国他乡，在远离都市的草原森林，寻找人生的意义。但区别在于，19世纪的欧洲作家们的精神状态是恍惚而脆弱的，对都市生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倦，而在张承志笔下，始终有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健力量，主人公体魄健壮，精力旺盛，具有极强的征服欲和战斗力。这种精神气质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表现上，张承志独树一帜。它不像一些粉饰现实的官场文学那样矫揉做作、虚情假意;也不像一些流行的知青文学那样看破红尘、痛苦空虚。张承志的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有一种都市精英启蒙之后的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这种主体意识不是乡土文化孕育的，而是来自很好的教育和教养，也就是张承志自幼在北京所获得的良好教育。当很多作家仅仅将眼光紧盯着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城乡关系变化的现实时，张承志从历史和文化层面尝试着一种文学精神的超越，他的作品主人翁常常是城里人，但他穿梭在城市和乡野之间，在城市中奋斗，在草原和大自然中歌唱。这种强健而不妥协的创作，构成了1980年代理想主义文学最为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我们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城乡关系不能不重视的一个价值参照。
二
19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重要阶段。人们在思想意识上注意到国家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不同于政府控制的国家权力，也不同于个人支配的私有空间，社会空间有人也称之为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的打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为自由活跃的领域。这个在西方世界连国王都不能管，政府都望而却步的自由空间，落地到1990年代的中国之后，谁是这一自由空间的主体呢？有人说是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隐形操控。或许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有很多解释和论述，但在文学世界，我们可以凭感性印象，感觉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走进文学领地。王朔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像《橡皮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等，揭开了俗称“痞子文学”的序幕。王朔作品中的人物，通常都是脱离“单位”的无业人员或自由职业，生活在北京，漂在社会上。就如他在《动物凶猛》一开场就说的“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的，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4]主人公的城市感觉非常强烈，也非常自觉，一开始就交代自己与北京的黏连，毫不含糊。但作品主人公与以往作品中的人物不同，通常是在部队大院长大，后来自己在商海中搏击，慢慢积蓄了钱财，吃喝穿住都不缺，也没什么单位人事可以约束，就这么在社会上飘来荡去，打发日子。这样的无业人员或自由职业人士，1949年之后，在社会生活中几乎就绝迹了。因为国家体制，所有人都在体制之内讨生活。而1990年代市场经济之后，国家之外，有了社会，只要不犯法，国家管不着。王朔笔下的这一人物，就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特殊类型。这是典型的城市人，所有的感觉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北京的，但与体制内的北京又是矛盾、冲突的。《动物凶猛》中的“我”，跟很多他的同类——俗称的“闲人”，东逛西飘，没个正业，原有的单位条例和人生依附的原则，都随着脱离单位而自动解体。主人公彻底享受自由，天不怕地不怕，没什么可怕的，就如王朔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些城市闲人，也有放不下的东西，这就是对原来束缚他们人生手脚的那套官僚体制和堂皇说辞，耿耿于怀，特别是与这些官僚体制相匹配的所谓崇高、神圣，极具厌烦。王朔的小说竭力表现的是躲避崇高、亵渎神圣和寻求玩世不恭。王蒙在评论王朔的文章《躲避崇高》中指出，王朔对于单位体制而言，是一个0，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是引人注目、招揽大众的。[5]可以说，王朔的小说是1990年代揭示体制外中国人社会世相最有影响的作品。王朔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城市闲人，他们在社会上游来荡去，不务正业。这种闲人形象常常会让一些研究者联想到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中，对于城市文学中的闲逛者形象的论述。他认为这些闲逛者形象，是一些对“灰色的专制主义统治”感到失望和烦躁的写作者对于城市景观的发现。这些闲逛者在街道与室内连接的拱廊下聚集、交谈，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溫柔敦厚，不会害人”。[6]本雅明在书中，是想指明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创作之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市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王朔的作品毫无疑问也是对应着1990年代中国城市生活变化的节奏。他此前也有一些创作积累，但那都只能算是文学练笔期的习作，还没有找到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或别人已经在作品中表达了。进入1990年代，王朔的创作才真正显示出他的才能和文学价值，因为他发现了城市转变过程中与此相匹配的文学原型。王朔笔下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温柔敦厚，不会害人”，他们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恶人和法律意义上丧心病狂的坏人，而是日常生活中一些没有方向感的中间人物。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城市人，在改革浪潮中，“摸着石头过河”，从体制中脱离，走到了社会上，在此跌打滚爬，成家立业，体会人间甘苦。 如果说，在王朔小说中，呈现的是城市闲人的自由性格和社会世态，那么，接踵而至的，是经济社会的物质生活在文学中的全方位冲击。这里的物质生活，包括商品和物欲;而所谓全方位冲击，就是涉及灵与肉的方方面面。现代城市提供给人们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和物质享受，这种享受与旧时代的特权享受不同，现代城市的物质享受是全面开放的，彻底的，只有资本特征，没有人格特权，人人可以享受生活，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资本。金钱的魅力和物欲的快感，是文学世界对应于城市化进程最为直接的两个环节。现代文学史上，像左拉对于金钱对人的精神影响关系的理解，曾在《娜娜》等长篇小说中有过展示。而茅盾对于经济生活对城市人的影响，在《子夜》中也有过淋漓尽致的表现，但这两位作家对于物质生活的影响力都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批判眼光，也就是对于物对人的控制和影响，他们始终是持批判态度的。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式的物质生活的文学表现，较多的是接近于“世纪末”的狂欢，充满着嘉年华的喧嚣与尖叫。像朱文的《我爱美元》《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人民到底要不要桑拿》，卫慧的《欲望手枪》《像卫慧那样疯狂》《上海宝贝》，棉棉的长篇小说《糖》等，这些作品并不认为钱是什么坏东西，欲望也并不一定要压抑。该敞开的东西应该敞开，强加于文学创作之上的那些约束，应该松绑，包括对金钱和欲望的表现，该怎么放松，就怎么放松。这种放松的物质生活的集中呈现，让很多作家对于金钱和身体欲望的文学表现重新审视，但没有人能够做到像朱文、卫慧、棉棉这批作家那样，大胆直白，自由放松。撇开道德的拷问，单就文学表现而言，对金钱、欲望对人的影响关系，1949年以来，的确还没有哪位中文写作者像朱文和卫慧等人那样抵达生命的极致。这种物欲抵达人性深处的直白展示，富有质感，让人闻到了都市街道漂浮的荷尔蒙气息。而酒吧、宾馆、公寓、香水、蓝调音乐、品牌服饰以及性爱和催魂的药物，带有鲜明的都市生活特色，标识度极强，大量集中地呈现于这些作家作品。尽管很多人从审美的角度，难以接受这些夸张的描写，但有过这番文学实验的都市体验和文学表达之后，在欲望和金钱的书写上，中国作家好像穿越了高山险滩，再也没有更大的思想阻碍和心理负担了。
1990年代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阶段，城市生活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无数闻所未闻的故事情节，开发出一批又一批新的文学人物。文学事业好像真正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像农民进城和打工仔形象，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像类似于《北京人在纽约》那样的洋插队的留学生文学，也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官场黑幕、黑社会等权钱交易，构筑成的“官场小说”，也是别有一番洞天。总之，世道变了，文学也不能不变。文学世界中出现的各色人等，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风向标。文学来自生活，但文学也给生活指明方向。另外，作为投资基金扶植的文学网站，开始了它的文学纪元，由此，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所谓的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第一次分野。“榕树下”作为大陆第一个文学网站，于1997年12月25日由美籍华人朱威廉在上海创办，网络文学开始进入文学视野。网络文学基于技术和营运管理的需要，无一例外，几乎全都集中于大城市。城市化过程中，文学生产的意外收获是网络技术与文学写作和传播的有机结合。这种新平台催生了文学写作的快速更新换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借助新媒体写作和传播的作家作品，开始与纸质媒体上的作家作品分流。首先是网络文学的篇幅结构与纸质媒体的作品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以小说为例，纸质媒体上所谓的长篇、中篇和短篇的概念，与网络文学中的长篇、中篇、短篇的概念完全不同。其次，依托网络为生的职业网络写手应运而生，他们像那些纸质媒体上的专栏作家那样，在网站上每天码字，以此养家糊口，其中的佼佼者成为引领文学时尚的明星人物。至于网络文学的读者人数，更是纸质媒体所难以想象的，数万数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网民，一夜之间就能将一部作品捧红。尽管网络文学的作品质量可能还处于孕育期，但其巨大的潜在能量和商业价值，让敏感的职场人士意识到文化产业在网络时代拥有巨大的商机不是一句空话。文学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可以兑现真金白银的文化资本。
三
经过1990年代高速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新世纪的中国在城市化方面逐渐形成自己的经验和治理模式。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得到国家层面政策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在沿海地区大规模推广，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由南到北，这些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产业园区，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走廊，也是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城市化发展的一大特色，不是原来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农民进城，离开土地，进入工厂企业。而是实现了城乡统筹，资源共享，城乡一体，互利互助。所谓城乡一体、互利互助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中国学者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早在19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就指出：“从理论上说，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乡村是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它所出产的并不能全部自消，剩余下来的若堆积在已没有需要的乡下也就失去了经济价值。都市则和乡村不同。住在都市里的人并不从事农业，所以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必须靠乡村的供给，因之，都市成了粮食的大市場。市场愈大，粮食的价值也愈高，乡村里的人得利也愈多。都市是工业的中心，工业需要原料，工业原料有一部分是农产品，大豆、桐油、棉花、烟草，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工业原料有时比粮食经济利益大，所以被称为经济作物。都市里工业发达可以使乡村能因地制宜，发展这类经济作物。另一方面，都市里的工业制造品除了供给市民外，很大的一部分是输入乡村的。都市就用工业制造品去换取乡村里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乡市之间的商业愈繁荣，双方居民的生活程度也愈高。这种看法没有人能否认。如果想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7]在同一篇文章中，费孝通在谈及乡村建设和都市建设如果要分一个先后缓急的话，毫无疑问，应该先抓城市建设，以城市带动乡村。在国家治理层面，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实践，是从2007年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开端，开启了新型的城镇化治理实验。[8]它要求克服城乡二元状态，城乡统筹，优化资源，协同发展，互助互利。2012年，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方案进入中央文件。2013年中国社科院主持的《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北京卷（2012-2013）》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9]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央明确了包括城乡一体化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对于城乡一体化的新的发展理念，文学的表达似乎更为丰富和复杂。从世界文学史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引发的是作家们持续不断的批判和质疑，像英国作家哈代在小说《无名的裘德》和《苔丝》中，对于英国的工业化的批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并没有因为城市化带给英国经济的发展而讴歌城市，而是揭示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的悲惨境地。中国作家对于新世纪以来城乡一体化社会变革的态度，是如何的呢？在文学作品中又有怎样的表现？近十年来表现城市生活海内外关注度较高的作品，或许是上海作家金宇澄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繁花》，此书是描写199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的作品，2015年曾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以上海城市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见不到城乡一体化的直接信息材料，但作品中的几个上海人到桐乡旅游散心，外来打工妹与上海本地商贩恋爱，中学同学的怀旧情结，以及上海女人与外地客商的婚外情等，新闻八卦、城市怀旧与文学的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编制得疏密有序，像一幅历史长卷，在人们眼前缓缓展开。作者对变化着的城市生活持平心静气、和缓低调的姿态。文字表达上，上千个“不响”——转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有办法讲”或“不说了”等，构成了文体句式的独特样式，深深吸引着读者。相比之下，另两位作家的作品锋芒毕露，倾向明显。一位是湖北作家方方;一位是河南作家阎连科。方方对于以武汉为背景的城市生活，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其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通过对汉剧名伶一生遭遇的书写，着意于武汉这一大码头的风土人情与地方文化。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描写的是一个从乡村考进名牌大学的农家孩子，毕业后留在大城市无望地生活着。作品让人体会到城乡一体化之后，乡下人在城市的悲惨境地。这种感受破除了城市化的黄金梦和虚假的励志故事，让人们体会到一体化过程中蕴含着极其残酷的现实竞争和经济剥夺。而那些普通的农家孩子，绝大多数只能在城市贫困线上挣扎求生，而不是成就事业。方方的小说有一种深深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爆发式的情感渲染力，让人读后久久沉浸其中，挥之不去。而且，这种现实主义的冷峻作风一扫城市文学的怀旧情调和矫揉造作的脂粉气。对比之下，阎连科的作品不像方方作品那样令人窒息，但对于城乡一体化在现实状态下的变异走调，却能入木三分地加以描画。他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对乡村的城镇化变化有生动的描写。一个地处内陆的乡村小镇炸裂村，在城镇化过程中，神奇地扩大，由村变市，造成了全国闻名、辐射远近的生产、娱乐基地。但这里的支柱产业是制假造假和色情娱乐业。差不多家家造假，把一块一块的农田一夜之间改造成一个个的企业工厂，将一个村一个村的女孩子送进城里的娱乐中心和按摩房。还有就是行贿和腐蚀官员。作者极具概括化地将城镇化过程中那些负面感受，通过魔幻故事的形式加以展现，真正是让人瞠目结舌，无法想象。可能一些人会不同意阎连科以这样的魔幻笔法来表现中国社会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但你不得不承认作者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那种疯狂性和贪婪性的揭示，是有时代特征的。可能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发展速度如此失控。的确，发展是迅速了，但高速之外，伴随而来的失控问题又怎么面对？《炸裂志》仅仅是表现了欲望和人伦关系上的失控。而阎连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丁庄梦》则是写河南农村卖血致富，结果引发艾滋病在农村的侵入和蔓延。作品中的农民在绝境中生活，其人性表现，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步履艰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文学题材上，阎连科是第一位将城镇化进程与病疫问题结合在一起描写的。或许是一种文学的寓言表达吧，这部作品似乎在提醒人们，城市化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病疫。 四
城市化概念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或许带给人们的是兴奋和憧憬，但是在变为现实的历史过程时，一切美好的想象未必都是真实的。人们满怀期待，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历史和现实告诫人们，城市每发展一步，未必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美好和幸福，很有可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英国作家约翰·里德在《城市的故事》中，这样写道：“当人们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他们就激活了传染病，使之在人群中流行，一旦这些疾病成为流行性的，移民和贸易就使它们拥有了更广泛传播的潜力。”“就此意义来说，遭受折磨的城市接受了瘟疫强加给它们的责任，但是即使是人力物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也会因为对疾病缺乏了解而受到阻碍。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他们未能识别的，也不理解其战术。”[10]里德的书稿出版于2004年，就在此前的一年间，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非典”疫情，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出现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痛定思痛，这些病疫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但也提醒人们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应该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有心理准备。从这一角度来看方方和阎连科等一些中国作家的文学表达，即便是最夸张的负面提取，相比于盲目乐观，也还是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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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rbanization is an enormous revolution experienced by modern society of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works have depicted this process clearly. Since from 1980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led by writers in 1980s who treated urban as symbol of civilization and rural as foolishness and poorness thus establishing opposi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he second stage mainly takes place in 1990s when topics of commodities and desire appeared on the stage of literature besides the subject of social space. The third stage refers to the work created since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ost of which aim to display problems confron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Urbanization;Literature; Rural; Urban; Dual system structure;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王 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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