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元文化观探究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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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伟宗
研究西江文化，为西江文化定位，不能站在西江看西江。苏轼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试图用多元文化观的方法，多侧面多视角地探究西江文化，力求对其内涵和特质有更准确的把握。
一
我国地域文化的称谓大致有四种情况：1．历史文化：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2．种族文化：如客家文化、壮族文化、满族文化等；3．山岭文化：如岭南文化、山东文化、山西文化等；4．江河文化：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等。四种文化称谓常常相互交叉或相互包容，如山东文化同时又是齐鲁文化，也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湖北文化同时又是荆楚文化，也是长江文化的一部分；广西、广东文化，同属岭南文化，又属珠江文化。所以，我们给一种文化定名时不应当绝对化、单一化，应当容许从多角度对同一对象切入定名，允许各家之言共存，以利取长补短，充实丰富。
为与时代同步，我看应主要以现代江河文化的称谓定名地域文化为好。据我所知，西方学者大都以江河文化称呼其本土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也一样。许多外国人熟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而对岭南文化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很容易接受珠江文化的说法，并因未能知晓珠江文化的概念而自愧。
谈论西江文化，首先要确定西江所指的地域。
西江，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作为主干，从发源地之一的云南，流经贵州、广西、广东，直到与北江汇合的广东三水，整个河道都谓之西江；二是指流经广西全境的主要河道。从桂西来的左江、右江、红水河、邕江、柳江、浔江，从桂南来的北流江，从桂东北来的贺江、桂江，都汇合于梧州而流入珠江。所以，称广西境内的主干流为西江(大西江或大桂江)；三是指梧州至广东三水的河道，它在广西的流域包括贺州、玉林、贵港等市，这是小范围的西江水域，可称小西江。我们所研究的西江文化的“西江”，恐怕主要是指第三个层面的西江。尽管如此，第一、二个层面的内涵还是应当先弄清。
二
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的设想已经付诸实施。这一区域实际上是指珠江流域及其相邻地区，亦即珠江文化覆盖和辐射的地带。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支撑和文化基础，该地域各分支水系居民具有共同的意识和品格，大致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又各具特色，和而不同。珠江文化的特质就是与时俱进，开放兼容，带有海洋性、重商性、平民性、实用性，是以江海为主而又包含山地文化的杂色文化共同体。如果说，黄河文化有如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颂扬的神圣、庄严，长江文化有如苏轼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描述的洒脱、气派，那么，珠江文化则正如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展现的开阔、宽容、合群的丰姿和气度。
珠江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些特质。在于它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条件：珠江流域地区的海岸线最长，占全同海岸线一半以上；珠江仅在三角洲的出海口就有八个门，其他地区濒海的江河出海口更不胜枚举。所以从地理上说是江海一体的。从人文历史上说，作为海洋文化重要标志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和北部湾的合浦；整个珠江流域遍布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点；中同近现代文明第一港在珠江门的珠海市，广西的北海市、梧州市也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早期港口。这些历史事实和自然条件，说明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之特质不是偶然的，有学者提出“黄河文化代表农业文明，长江文化代表工业文明，而珠江文化则代表后工业文明”，这一看法不无道理。
我曾撰文在广东的报刊上提出称谓上应以“珠江文化”取代“岭南文化”(实际上这一称谓包含了岭南文化)，结果引起强烈反响。我的理由是：岭南指五岭(越堪岭、大庚岭、都岭、萌绪岭、骑山岭)以南，是山岭文化概念。岭南一词，始自唐代，唐太宗时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道，广东、广西共属岭南道，可见岭南文化就是两广文化，可是近年来已变为仅指广东文化，这显然是不当的。如果通称为“珠江文化”，既包括两广文化，也包括西江源头的云南利上游的贵州，北江源头的湖南，东江源头的江西，韩江源头的福建，琼州海峡彼岸的海南，以及珠江三角洲水网中的香港、澳门等泛珠三角地区的文化，这不但扩大了岭南文化的内涵，而且便于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和对接。
三
弄清泛珠三角、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等概念及其特质，是为了从这些文化范畴去看待现在我们要研讨的西江文化。无论是珠江水系中的整个西江水域，还是纵横广西全境的大西江水网抑或以梧州为中心的小西江地域，都是与珠江文化(或泛珠三角文化，含岭南文化)相通的，如果说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海洋性相对较轻，山地性相对较重，保留古文化(包括百越文化、苍梧文化、广信文化)的遗产相对较多，所以在特质上具有较明显的山河一体的特色，具有纯朴敦厚、勤劳勇敢、刚毅顽强、乐观开朗、多姿多彩的风格和气度。这是极其可贵的文化精华和文化优势，应当弘扬光大。下面淡淡与该地域文化相关的几种古文化。
岭南地区最早的文化是百越文化，尽管它很原始、很松散，但不失为一种文化。自古以来，由于一直称岭南的百越为“南蛮”、“蛮夷”，而且屡屡采取血腥手段阻止甚至镇压其生存和发展，经千百年的折磨，不仅这些民族人口所剩寥寥，其文化几乎荡然无存，幸存者也被程度不同地同化或已经变异。遗憾的是多年来研究岭南文化的学者一直不敢称百越文化是岭南地区最早的文化，百越人是岭南地区文化之祖先，即使言有所及，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为什么河南以殷周文化为自豪，陕西以轩辕文化为荣耀，黑龙江以女真文化为亮点，而岭南却不敢打出自己祖先的旗号呢?这显然是大汉族主义余毒未清所致。应当理直气壮地研究百越文化，更深入地探寻珠江文化的源头，找到岭南文化多元性的根蒂。尽管百越文化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摧残，但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至今在粤西南和桂东南地区还有遗留，西江和南江水域保存较为丰富完整。如广西的岑溪、藤县、梧州，广东的封开、德庆、肇庆，都有龙母的传说和祭祀习俗，这就是典型的百越文化之遗留。所以，百越文化是岭南地区文化的滥觞，当然也是西江文化的滥觞。
苍梧文化的“苍梧”不是指现在梧州的苍梧县，而是指传说舜帝曾到过的南方广袤地带，包括湖南永州、广西梧州、广东信宜和肇庆一带“苍梧之野”，这一带成立过“苍梧同”。《尚书》、《山海经》、《史记》等典籍中有丰富的史料，开创华夏文化的“三皇五帝”的最后一位――舜帝到过南方，舜帝时已正式将当时称为“交趾”的岭南地区纳入中国华夏版图，十原文化开始传人岭南。我曾撰专文称舜帝是“珠江文
化始祖”。西汉时秦的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被划分为九郡，其中苍梧郡是以梧州为中心的粤桂湘交界地带。可见，从舜帝到西汉，岭南存在一种苍梧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对撞与融合而产生的，但尚在初期，还未构成新的成形的文化。这种文化至今在以梧州为中心的桂湘粤三省交界地区还有留存，史载梧州白云山麓曾有舜帝庙就是明证。苍梧文化也应当是西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广信文化是西汉时在岭南形成的一种古文化。广信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所设交趾郡的郡治，取汉武帝诏书“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中“广”、“信”二字为名，在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交接地带。由于这是岭南首府所在，是中原文化与百越土著文化的交汇点，两者相撞交融，逐步形成了广信文化，进而发展为广府文化、岭南文化。说古广信是岭南文化发祥地，其依据有四：一是这里发现了距今12．8万年的岭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牙齿化石；二是中原的儒学、海外的佛学最早从此传人，汉代就出现了影响全国的岭南地区最早的以陈钦、陈元父子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以士燮兄弟为代表的经学世家，以中同首部佛学著作《理惑论》的作者牟子为代表的岭南最早的佛学家；三是这里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早最主要的对接点：四是中原的占汉语与百越土语在此交融，逐步形成一种新型地方语言――粤语，同时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新型文化――广府文化。梧州是古广信的一个部分，是古苍梧的中心地，属于古广信文化。所以，古广信文化是西江文化的渊源之一。
八桂文化，近年有被接受为广西文化称谓之趋势。八桂一词源于《山海经》，广西一带多桂树，八是多的意思，因称八桂。桂树，包括药用的肉桂和八月飘香的桂花树，这两种树自古以来都以广西出产最多，是标志性土特产。早在秦始皇时代广西已称桂林郡。广西历来简称桂，首府多设在以桂树成林之意命名的桂林，经桂林至梧州与西江汇合之河流称桂江，也以桂命名。所以，将八桂文化作为广西全境文化的一种称谓，除了承传历史、尊重民俗之外，尚可较形象地体现广西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特质。因为桂树的生长环境正是山清水秀的广西的自然环境，桂树的形象较能体现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广西人真诚纯朴、敢爱敢恨、聪明机智、既有文明善美又有山野之气的气质，体现广西的山、河、海文化和多民族、多传统杂色文化之特色。
从世界、中国和泛珠三角的文化视野，从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八桂文化、壮族文化以及百越文化、苍梧文化、广信文化等古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西江文化，目的是提供多向的文化视野，为研究西江文化提供参考意见。从现代水文化的视角看，广西全区的文化应当明确地纳入珠江水系的文化系统，以大西江文化为标志，作为泛珠三角的一个重要成员，参与9+2群体，共同整合发展珠江文化，并以此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对接。从两广共有的文化资源来说，百越文化、苍梧文化、广信文化、岭南文化都属广东、广西，都是两广的文化渊源和有机组成部分。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已习惯用来指广东文化，为避免混乱，广西必要时可自称岭西文化，如果要与大西江文化协调，亦可将现有桂江的概念扩大，称桂江文化或大桂江文化。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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