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1904年中国“钱荒”危机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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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857—1904年，流通中的铜钱严重不足，中国“钱荒”危机日益严重。究其成因，主要有：白银通货的增加要求制钱供给相应增加，制钱偏好在劣钱驱动下不断强化，中国制钱供应量急剧减少，世界金、银、铜价的变动使得铜钱供给的增加变得更加困难，信用危机空前深化导致通货紧缩的危机进一步恶化，人口渐增，铜钱需求渐大。
　　关键词：“钱荒”;危机;成因
　　中图分类号：F8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9-0078-03
　　1857年以后，中国白银通货相对于铜钱有所增加，银钱比价逐渐正常。然而，通货紧缩的危机并没有任何扭转的迹象，流通中的铜钱严重不足，“钱荒”危机日益严重。在1868年以前，劣币贬值的通胀危机依旧相当突出。同治中后期（1866—1874年），“钱荒”危机一度有所缓和，经济开始复苏。但是，1875年以后，世界金银比价骤涨，银价大跌，中国银价亦跌;而中国产铜少，洋铜贵，于是“钱荒”危机迅速恶化。现有研究成果尚未对这一时期“钱荒”危机的成因做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全面考察国内外局势，深入探讨“钱荒”危机成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制钱需求量增加
　　（一）白银通货的增加要求制钱供给相应增加
　　1850年以后，全球金、银产量大幅增加，世界性的自由贸易取得较好发展。于是，大量黄金、白银流入欧美各国。以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关系的英国为例，其出口在1851—1860年间增加85%，在1861—1870年间增加56%;而且其出口值比出口量增加得快，可见其出口产品的价格明显上涨[1]。英国在1854—1870年的十六年间，年收入在300～1 000镑之间的人数增加61%，而年收入在1 000镑以上的人数则增加63%[2]，英国的国民财富明显增加。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使得英国购买中国丝、茶的能力增强。中国丝、茶出口因而大增，大量白银回流中国。据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记载，1850—1856年自英国输至中国的白银，共计合银元33 749 084元，平均每年约为4 821 298元。另据A.J.Sargent 记载，1851—1860年，自英国输至中国的白银，平均每年约为9 000 000两[3]。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的金本位制改革使得国际金价不断上升而银价趋于下跌，白银对黄金的比价一落千丈，下降了20%[4]。世界银价的跌落及银两对英镑汇率年年贬抑的结果，使得中国对外国的商品输出量继续增长。
　　在中国国内，由于1814—1850年间大量白银外流，在几乎没有白银再购买外国产品的情况下，从1847年起，中外贸易开始采用“以货易货”的模式，于是丝、茶的出口有所增加[5]。再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苏浙地区的丝织业受到破坏，很多生丝转而外销[5]。还有，1873年以后，蒸气缫丝机的引进，并逐渐取代手摇式的缫丝机，大大提高了生丝的产量[6]。最后，多处通商口岸相继开放，各地丝产地年产丰歉情况，以及欧洲发生过蚕病（1845—1865年）等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丝、茶的出口。总之一句话，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入超转变成出超，白银也由外流变成为内流。
　　1850—1887年，大量白银回流中国，中国白银通货因而有所增加，1857年以后，银钱比价回落至1 500文/两上下，长达三十余年（1827—1857年）的“银贵钱贱”时期结束。铜钱价格的回升满足了大众的交易与储藏的需要，铜钱需求随着铜钱价格的上升而增加。所以说，白银通货的增加要求制钱供给相应增加。
　　（二）制钱偏好在劣钱驱动下不断强化
　　咸丰朝在进行钱钞制整改时，发行了大量的大钱和票钞。大钱和铜制钱不同，不是十足的铸币，其面额大于其自身的实际价值，票钞实际上就是不兑现的纸币。大钱和票钞发行后不久，即迅速贬值，流通不畅。人们不愿意甚至拒绝持有大钱和票钞，而对十足的铜制钱偏爱有加。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尽快花完手中的大钱和票钞，而大量的铜制钱则被人们收藏起来。于是，大钱和票钞等劣钱通货贬值的危机迅速恶化，制钱偏好在劣钱驱动下不断强化。
　　大钱大多行于京城之内，“凡商民出京，均须携带制钱。十余年来（1853—1863年），京师制钱，早已搬运殆尽，市间所存无非大钱。”[7]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京外各省推行票钞、大钱的地方也不例外。然而當时中国真正大力推行票钞、大钱的地方，只有北京、福州等少数几处，其他广大地区依旧以制钱、白银计值。因此，大钱、票钞等劣钱不但无法真正驱逐制钱和白银，反而迅速被人们摒弃，如同无用之物。铜制钱的需求和偏好却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增加和强化。
　　二、中国制钱供应量急剧减少
　　1830年“银荒”危机发生以后，银价愈昂，钱本愈贵，京局及各省局大半皆停炉减卯，铜钱供给增加率下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铜运受阻，铸钱更难，铜钱供不应求的问题出现。1853年咸丰朝发行大钱和票钞以后，京局铸铜制钱数进一步减少，各地私销大增，铜钱供不应求的危机严重恶化。
　　（一）中央铸钱局的制钱铸造额减少
　　1852年以后，京局铜制钱的铸造额大大减少了。1853—1855年的铸钱总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其中制钱所占的比重很小。按咸丰三年（1853年）9月定例，铜制钱铸额占宝泉局铸钱总数的29.0%，占宝泉、宝源两局铸钱总数的27.9%;按咸丰四年（1854年）1月定例，铜制钱铸额只占宝泉局铸钱总数的10.2%;按咸丰七年（1857年）1月以前定例，铜制钱铸额占宝泉局铸钱总数的33.3%，占宝泉、宝源两局铸钱总数的20.1%[8]。虽然1890—1893年的四年间，制钱铸额有所回升，但之后又急剧下降。由此可见，中央制钱局的制钱铸造额明显减少，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钱供给不但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制钱需求，其供给增加率反而明显下降了。 　　（二）各省多年停铸制钱
　　各省鼓铸钱文，自道光四年（1824年）福建省以银贵钱贱，奏明停炉以后，直隶、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亦均援案奏停[7]。“嗣于十一（1831年）、十四（1834年）、二十一（1841年）等年，准户部行催开铸，均因钱价日贱，先后奏咨暂缓开炉在案”[7]。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只有云南、广东、四川三省设炉开铸，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山西、江苏、江西（1845年又请停铸）、陕西、贵州等省奉旨（大多减卯）开铸。道光年间各省制钱局原定铸额总数为1 082 625串，至1845年，其实际铸钱总数少于或等于480 317串;各省实际铸钱总数占原定额总数的比例小于或等于44.37%。
　　咸丰年间，铜运困难，铸钱成本高涨，各省制钱局要么开铸大钱，要么停铸，基本上不再鼓铸铜制钱。到了同治末年，铜运道路虽已疏通，而云南铜矿久已停闭，一时不易恢复。所以，各省铸局不得不长期停开。福建“自咸丰年间改铸铁钱钞钱之后，停办已二十余年”[9]。又“粤省制钱自咸丰七年以后，三十年来，未尝开铸”[9]。粤闽两省如此，其他各省可想而知。
　　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各省铸钱局在清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重开鼓铸，然大多因成本过重，不得不或减重铸造，或时铸时停，或彻底停铸。按照清朝定例，各省铸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只有四川的宝川局仍按此定例鼓铸，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按每文重八分的新例鼓铸;其余各局所铸铜钱的重量多则一钱，少则八分、六分、七分、五分不等。
　　由上述可知，各省铸钱局因成本过大，亏折过巨，纷纷减铸、停炉，这就使得制钱供给增加率进一步下降，铜钱供不应求的危机日益加深。
　　（三）私销、私铸问题严重
　　道光年间，因银贵钱贱，私铸小钱、铅钱的案件居多，私毁制钱的现象并不多见[7]。到了咸丰年间铸发大钱以后，私铸大钱现象严重，销毁制钱现象倍增[7]。同治、光绪年间，“天下皆患钱荒，官商转运俱绌。……奸民以钱荒私铸小钱，一串才十数两，公然列肆贩卖，各市搀用，渐及一半。”[7]销毁制钱、私铸劣钱现象与日俱增。
　　销毁制钱、私铸小钱劣钱的行为，不仅导致本已繁杂不堪的货币领域更加混乱，而且使得制钱供给不足的危机严重恶化。日益增加的小钱和劣钱并不能取代制钱计枚流通，人们往往对其进行重新估值后才加以采用。因此，销毁制钱所导致的流通中严重缺乏铜钱的危机加重的后果，不但没有因为流通中劣钱数目的增加而有任何的缓解，事实上，小钱、劣钱的增加反而使“钱荒”危机愈演愈烈。
　　（四）外人收购制钱装运出口
　　中国银钱比价的不断变动，不仅常被国内的投机商人加以利用，也为外国商人提供了谋取暴利的机会和条件。据咸丰七年（1857年）王茂荫等奏，“江浙银价向来每两换至制钱二千有零。自英人在上海收买制钱，钱即涌贵，以钱易银之数渐减至半。现在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一百余文，兵民交困，而洋人竟据为利薮。”[9]洋人在中国收购制钱、贱买贵卖的投机行为，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大量财富，而且导致中国“钱荒”危机愈演愈烈。
　　光绪十三年（1887年）8月，御史黄煦奏称，“闻洋人于通商口岸购运乾隆以上制钱，上年湖北之汉口镇，购运至八九十万串之多。乾隆以上制钱，铜质精纯，每串可提银一两上下。”[7]另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御史王鹏运奏，1885—1886年间，“越事初定，即有倭人串同内地奸商以银易钱，装运出口，以致各省钱价陡长，银价愈低。”[9]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月，安徽巡抚福润奏称，“安徽省近数日间，市面制钱骤形短少，访问邻近各省，大略相同，非有外来匪徒串通奸商源源运出、销毁转售、藉渔厚利，断不至此。缺钱之患，到处皆然，人谓由于洋商暗中收买，或在僻地熔化为铜片，由轮船运往外洋”[7]。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广东巡抚鹿传霖折曰：“闻上海有洋商专购取中国制钱，熔毁提出金银，所余净铜，仍以重价售之内地，而营私牟利之徒，处处私运制钱出口，售与上海洋商，各省关卡盘查，因均不能严密，由于沿江沿海洋轮畅行，一入洋商之船，运抵上海租界，则华官不能查拿。臣上年（1898年）在籍时，访知直隶之吴桥、山东之德州等处奸商，由运河载钱至天津，附轮船售往上海，岁计二三千万串之多。”[7]由此可见，外国商人收购中国制钱装运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导致中国制钱供应量有所减少。
　　三、世界金、银、铜价的变动
　　据1904年《美國国际汇兑委员会报告》载，1882—1902年的二十年间，银相对于金跌价49.7%，而铜相对于金只跌价26.6%[9]。以金为标准，银与铜虽然都跌了价，但银的跌落比铜的跌落更多，所以，与其说是钱贵，不如说是银贱，更为恰当。清代中国银、钱并行货币制度决定下的白银与铜钱之间的浮动的兑换比价，造成了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汇率的双重汇率体系。在这一双重汇率体系下，当外汇率贬值时，中国对外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金价上升，银价下降，然中国进口反超出口。1871—1910年间，世界银价下跌了53%左右，在银价下跌的过程中，铜钱对银两的相对价格反而上升了49%。而中国市肆对货币（尤其是对铜钱）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铜钱供不应求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清代中国的铜钱需求较大，本国产铜往往无法满足需要，一直需要从国外进口。尤其是1851年以后，国内铜运困难，且滇铜产量锐减，中国铸造铜钱所需要的原料更加依赖进口。然而，这一时期，进口铜锌相对于白银的比价上升，中国铸钱成本增加，导致中国的钱与银的比价上升，使得铜钱供给的增加变得更加困难。
　　四、信用危机空前深化
　　这一时期，金融恐慌层出不穷。先后于1856—1860年、1866—1867年、1871—1874年、1878—1879年、1883—1884年、1894—1895年、1900年、1903年爆发了金融恐慌、金融风潮和挤兑风潮[10]。 　　在危机时期，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银钱票等）的矛盾充分表现出来。在危机中，需要的不是作为尺度的货币，也不是作为铸币（各式大钱和劣质小钱等）的货币，而需要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一般等价物，作为抽象财富化身的货币。总之，需要真正的货币（黄金、白银等），即货币本身。在危机中，人们强烈要求：所有银票、钱票、大钱、小钱等都能立即兑换成十足的货币（白银）或实际价值相对较高的铜制钱等。于是，信用危机空前深化，并导致通货紧缩的危机进一步恶化。
　　五、人口渐增，需求渐大
　　据侯继明、珀金斯、吴承明等学者的估计，在战乱频繁发生的近代中国，人口总数虽从1851年开始曾一度减少，但1873年以后又维持了一定的增长率。1850—1873年，中国人口持续减少，由1840年的4.128亿人减少至1873年的3.453亿人;1873—1949年，中国人口一直在增加，由1873年的3.453亿人增加至1949年的5.416亿人。其中，1873—1893年的二十年中，人口增长幅度为10.08%，年均增长率为5.04‰;1893—1913年的二十年中，人口增长幅度为15.23%，年均增长率为7.62‰[11]。
　　由此可见，光绪年间，中国人口一直在增加，而且其年均增長率也呈上升趋势。人口渐增，需求渐大，而铜钱供给愈来愈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铜钱需求。因此，人口增长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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