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农民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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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编辑部
城市化滞后的种种表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才有了申奥成功，才有了加入世贸组织，才有了在上海召开APEC，才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改革过程中的制度设计，经济发展战略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1996年我们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对下岗这个问题就是始料不及的，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认识不充分，对供大于求的突然到来，这种通货紧缩的趋势真的会降临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说是始料不及的。城市化进程之快，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因此就难免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在城市化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和战略选择始终是在探索中。潜意识里人们认为农业发展、农村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认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首先需要在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普遍实行。在大城市问题上，是最明显的。我们多年来在究竟发展还是抑制大城市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很多争论。争论到最后往往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不是有个亚运会，北京这个城市建设的提速恐怕还得假以时日。上海曾经长期是中国工业固定资产的重心所在，中国产业的精英聚集所在。在整个8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城市几乎没有得到改造。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变化，看APEC，很多国外领导人看了后感慨地认为不是中国向世界靠拢，而是世界得向中国靠拢靠拢了。这话不是夸大其词。这个变化是从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还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时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就是说乡镇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在上缴国家税赋中所占比重都超过1/3。这么厉害的经济增长力，我们给人家定了一条政策，在第八个、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实际执行的叫“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让农民搞工业化非得留在乡村社区这么一种特定的环境中。这是在世纪之交，乡镇企业陷入低迷，被迫进行大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停留在乡村社区里面，信息的采集、资源的优化、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都难以满足了。这个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向城镇集中这个符合规律的过程不可逾越。
在城市化进程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以为发展城市、建设城市就是炒房地产，很多地方出现了房地产热。房地产热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一个新的趋势，实际上并没使城市面貌得到合理的改造。
城市化进程中的缺陷不只是这些，还包括我们在城市流通过程的改造中。在原有计划经济下，消费品流通体制基本上采用的是配给制，所以有计划经济下的粮店、副食店等等。后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物质丰富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品供应系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靠什么来支撑城市消费品的流通呢？靠和乡镇集市贸易特点相联系的路边式、马路式市场，靠小商小贩、小商品市场为主的低容量、高风险、高污染的流通系统来支撑城市消费品供应。
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还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忽略城市规划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这些年城市道路、桥梁的建设等，有些交通效率不是很高。
当然现在城市化建设又有新的思路，在重视、塑造城市形象上，这一两年来各个城市的力度都是非常大的。除了改造老城区再另找一块地扩张一个新城区，如上海的浦东新区等等。
城市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
实际上前20年，特别是20世纪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依靠一些城市的发展来支撑的。比如说特区经济，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深圳成为华南地区市场经济发育以及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的浦东开发成为长江中下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北京从90年代以来关于首都经济的讨论，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结构的调整成为支撑华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到2000年，全国29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290多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的平均增长速度是在12％以上。如果不是这些城市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应对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保持稳定，就没有余地来调整、来发展。而这290多个城市经济中，支撑了经济发展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当时西部的9省份只占12％。可见，城市发展滞后是东西部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就业问题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强调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原因还因为我们在十五计划期间必须解决很多重要的战略难题。要解决的战略难题中包括结构调整，包括应对供求失衡、通货紧缩，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风险问题，以及对风险的防范。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3年脱困之后，国有经济面临如何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调整等等诸多难题。但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集中、最尖锐、最大的是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不解决，什么问题都谈不上。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制度安全、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1996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始料不及的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失业高峰以及失业形势之严峻没有估计到。没有估计到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估计到具有“全民”身份的职工会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就是下岗。经过连续3年多国有经济系统大规模分流剩余劳动力之后，到2001年是不是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呢，没有。2001年上半年国家经贸委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国有经济系统中的冗员仍然超过1/3，而且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产业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就业形势严峻还不仅仅是国有经济系统要减少冗员，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开拓农村市场人们容易想到，不容易想到的是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其实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也容易想到。我们在九五计划期间，尽管不断地提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收入，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简单说，在这5年中农民的年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连续下降的。并不是农民没增收，是增收的速度连年下降。2000年，甚至一些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年均纯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没钱。一方面收入预期不能支撑，另一方面消费环境也没有条件让他们大规模消费城市工业产品。农村市场没开拓出来。怎样就能够持续地、长期地、稳定地使农民增收问题得到解决呢？我们认为应该“减少农民”。为什么减少农民才能持续地、稳定地提高农民收入呢？是因为一个经济学道理。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一个人种一亩地打500斤粮食，理论上的解释是人均年实物生产率500斤，两个人种一亩地打了600斤，用经济学理论化的语言解释说，叫人均年实物生产率300斤，生产率反而大规模下降了。收入提高最重要的客观物质基础是生产率提高，那么显而易见，这第二个人应该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投入到别的领域中去。投入到哪去？投入到非农产业，投入到城市中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迟滞了20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这种城乡隔离的观念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这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而且是缓解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的要求。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只能在中国这个经济系统内部去找办法，只能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人们按照简单、常识性逻辑的想象没地种的农民才叫过剩劳动力，而是如果这个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导致平均生产率降低，这个劳动力就是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跟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个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是什么后果呢？后果是什么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都谈不到。我个人认为，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进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特别重要。我们不仅不能阻碍这个趋势，还要想办法拆除妨碍农民进城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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