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经济问题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林仲轩

　　摘要：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土地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其意义主要在于土地、资本、劳动这3个基本生产要素的激活，盘活土地资源，引入非农资本，释放劳动力资源。同时，土地流转过程也可能出现结构性问题，因此，首先要警惕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本兼并问题，其次要循序渐进，谨慎推进土地流转。
　　关键词：土地流转；三位一体；资本兼并；扩大内需
　　
　　一、前言
　　
　　在中国，把三农问题提高到怎样的一个高度都不为过。而在“农业-农民-农村”的铁三角关系中，其核心却是土地问题，这就无怪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到，“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决定所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被认为是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创造流通市场，实现承包权的价值发现，从而达到实现增值的目的。这样，农民也成为增值的最终受益者，可以拓宽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从而进一步打开农村消费市场。正是这个隐含着的“消费指向”，提醒我们在分析土地流转的现实意义的时候，更要警惕注意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特殊背景下可能出现的特殊问题。
　　
　　二、土地流转与“三位一体”
　　
　　1978年邓小平提出并主张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种模式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保证了农户的独立经营权，并对农村土地的经营收益分配关系进行了调整，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短时间内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如今，3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乃至改革全局的推进力已基本释放完毕，一些弊端却日渐凸现：土地产权制度缺乏明晰导致农民与土地未能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内需不足；大量民工进城导致农村“空心化”；城市扩张导致耕地减少，甚至危及粮食安全……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立之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给它注入了全新的生命活力，令无数人为之欢欣鼓舞。诚然，土地流转――哪怕只是经营权的流转，将赋予其新的实际意义，因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已经足够激活土地、资本和劳动3大基本生产要素。古典经济学认为，“土地创造地租，资本创造利润，劳动创造工资”，这种三位一体的论断过去是被作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来批判的。但是，这只属于价值论范畴内的争论，若从经济学的客观普遍规律来看，它还是普遍成立的。如果我们单纯从社会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还是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只有土地、资本、劳动的有效结合才能使社会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积累。而且，地租、利润和工资是经济效益核算的基础，比较科学合理地描述了财富的分配结构。
　　土地流转的积极意义也就在于这个三位一体上。在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农户虽然有了独立土地经营权，但这个经营权是不能流转的，自然没有地租，也不可能获得除农产品以后的其他收益，以致收入难以有效提高，城乡差距越来越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1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1年。另一方面，非农资金也没能大规模地进入农业农村领域，难以形成规模化、组织化、经营化的经营，不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阿瑟・刘易斯提出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而据估算，中国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有1亿人，占农村实有劳动力的近1/4。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困难，这些隐性失业人口被牢牢拴在了土地上，这种状况既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也成为推进城市化战略的一个“瓶颈”。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首先是“盘活”了原本沉睡着的土地资源，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商品”进入市场经济，并可能为农民兄弟们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非农资本，也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进入通道，拓展了资本的利润空间。而那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们，也可以因土地流转所得的“第一桶金”或“原始累积”，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经营权的流转，流转的不仅仅是经营权，更是土地、资本、劳动的三位一体。这也是广大民众所期待的，许多人因此认为，只要流转了，就一切水到渠成了。而实际上，流转的过程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三、土地流转与资本兼并
　　
　　土地、资本、劳动是三位一体的，土地的流转得靠资本的推动。而资本是趋利的，这给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蚀埋下了伏笔。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但朴实的农民的理性是否抵得过来势汹汹的资本所有者的理性？如果不能的话，谁来保障这场过程不公平的博弈的结果公平？虽然，全会的决定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但是，“3个不得”的强调是否真的能限制住人的“理性”，仍是一个未知数。其实，改革过程中的资本兼并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他国家，如菲律宾、韩国等，在土地这同一领域上出现过，而中国在其他领域，比如股市上，也相似地出现过。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但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菲律宾选择了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于是在资本兼并的作用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重构市场制度，改变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利益取向不一致的公司治理状况，完善价格形成基础，为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创新创造条件，促进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直接促成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大牛市行情。但正当大家都陶醉于股改盛宴、“黄金10年”的时候，上证指数已经从最高的6124.04点狂跌到最低的1664.93点，至今尚难见底。很多的经济学家、证券专家都悲观地认为，股改后遗的“大小非”解禁，几乎成了市场不堪承受之重，“大小非”问题一日不解决，股市便难以真正实现熊转牛。其实，“大小非”的问题，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兼并，而且是因改革而与生俱来的，大股东们几乎不用多少成本就天然地拥有了天量的股份，并且得到了政策的认可与保护，但现在的解禁，却是整个市场特别是众多的散户朋友们一起为那种与生俱来的资本兼并买单。

　　现在的土地流转并不能与菲律宾“土改”和中国“股改”划上等号，但它们内在的关联仍值得我们深思。首先，非农资本的大量涌入，是否会形成新的“圈地运动”，仅仅只是把农民都转化成农民工而已？其次，如何防止让众多的“农民散户”为土地的“大小非”埋单？
　　
　　四、土地流转与扩大内需
　　
　　在中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部分，理应是扩大内需的主力军，而土地流转又是农民消费的巨大动力。而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恰好与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大背景吻合，这不禁使人产生更多联想。
　　2008年的宏观经济与1998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着相似的外部不利冲击，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海啸；也有着相似的内部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了拐点。总体而言，都是在经济进入下行的困难时期，而且政府都采取了相似的政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且着力点都放在扩大内需上。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来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投资需求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只能反映出行政力量的推动。因此，扩大内需向来是着手于扩大投资需求，但着眼于扩大消费需求。1998年，政府大规模地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储备粮库、农林水利、环境保护等公共投资后，扩大投资政策对经济启动的依然效果不如预期大，于是1999年改变着力点，改变目前政府孤军作战的局面，在启动民间投资和激活消费需求方面加大政策力度。这时候，高校扩招便作为一个重要的刺激消费需求的手段应运而生了：大高校基础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原本节俭生活储蓄养老的父母愿为子女的教育倾尽所有，这从刺激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成功的，内需稳步增长经济也快速回升。到了2008年，虽然没有第2个“高校扩招”可以用了，但却有了“土地流转”，这不禁使人联想，其实土地流转和当年的高校扩招也有很多的内在相似，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从农民流出农村涌入城市的角度来看，土地流转未尝不是新的“高校扩招”，只不过这次的“高校”是城市，“扩招”对象是农民。而这些“扩招”而来的“幸运儿”也正是扩大内需的有生力量，只不过当初扩招的学生的消费来源是他们的父母，而现在扩招的“农民居民”的衣食父母只能是他们的流转了的土地经营权。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学校的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和社会的工作机会岗位提供都跟不上学生扩招的速度，这才有教学质量欠佳、就业难等问题。那么，土地流转之后是否带来同样的问题：城市是否准备好接受如此之众的“外来人口”？农民入城后的权益如何保障？
　　首先，由于城市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医疗、教育等条件和规模的限制，人口的涌入会给资源本已紧张的城市带来压力，城市将更加拥挤，居民生活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其次，从农村涌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里是越来越困难的就业机会，一些城市甚至制定了保护性措施，排斥甚至打击外来人口的就业，同时，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这时，农民兄弟们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将失去生活的退路，遭遇“进城无出路，回农村无退路”的尴尬境地。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格贝尔指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现在虽然政府在建设社保体系，但在农村的覆盖面还很低，尤其是养老和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将土地出手，得到一笔不多的钱，进城后却找不到工作，会有很多人陷入贫困。”这将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当整个国家从上而下都在努力地扩大内需，进行各种轰轰烈烈的“保八”运动的时候，土地流转的出台，让人联想到10年前扩大内需背景下的高校扩招，但愿我们可以从高校扩招业已暴露的问题上吸取相应的教训，不要让土地流转沦为扩大内需的一个“兴奋剂”。
　　
　　五、结束语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盘活土地资源，引入非农资本，释放劳动力资源。但是，土地流转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谨慎。
　　首先是警惕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本兼并问题，避免出现新时期的“圈地运动”而把农民变成农民工，同时避免出现农业版的“大小非”和“散户”。
　　其次要循序渐进，不要在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之下“大跃进”，在未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在流转土地后的后顾之忧的时候，就为扩大内需而强行把农民集体化，使农民兄弟失去他们的命根，沦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让本应轰轰烈烈载入史册的土地流转也沦为扩大内需的“兴奋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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