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申光龙

　　摘要：现代管理理论源于欧美，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文章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结合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思想
　　
　　一、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与战略决策
　　
　　中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如表1）。
　　“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如表2）。
　　综上所述，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计”，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做出综合评价。
　　
　　二、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组织管理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套决策和沟通网络。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管理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荀子》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分”实际上包含：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在分的基础上，组织管理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中国古代和合管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就是集和合思想之大成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集成，其基本要求就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注重度的把握，主张不偏不倚，行权执中，与时屈伸，刚柔相济，这些是与“仁政”所规定的“和合”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以一定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保证和辅助。
　　
　　为了保证理想的组织管理的实现，相应的分配制度安排亟为重要。中国传统社会和合管理中的分配制度安排，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均富贵，等贫贱”，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的政治主张，也反映了和合管理的一种努力。当然，“不患贫”之说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有相悖之处，这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片面认识。而且，收入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也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是，由和合而求安定，由和合而主张分配均等的思想，对于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另外，“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主张，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这是与和合理念及其和谐社会理想相联系的。
　　总体来讲，稳定与发展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努力之所在，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做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量”，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中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像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作为现代管理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文化论认为，人是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应该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种理论的特点就是尽力在企业内营造一种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全体员工在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的忠诚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最终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这种理论也体现了现代管理理论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四、“无为而治”思想与管理控制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质量，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五、结论与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21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出基本预测。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在21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在全球化的企业环境里出现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一般化的形式；其次是具有每个企业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它企业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企业情况的管理模式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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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罗氓.管理理论的新发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企业管理系、哲学系。作者为韩国庆州人、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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