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协调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孙军 高彦彦

　　摘要：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运用江苏省1996～2008年13地市的面板数据对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市场规模和地理禀赋变量对产业集聚的作用非常明显，而且集聚能够自我强化；子样本估计结果表明，产业初始集聚在苏南地区使其具备了区位优势，这种优势又通过国外市场的扩展加以强化，但依赖内部市场的苏北地区发展缓慢，推动产业扩散的政策效果不显著。随着内部市场的崛起和外部市场的萎缩，产业集聚的类型将逐渐发生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11－0068－06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总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却日益拉大。观察工业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地区集聚趋势变得愈加明显，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不断扩大，而落后地区的比重则在缩小，工业空间集聚突出地表现为“中心―外围”特征。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即使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令人诧异的发展差距，这表现在珠三角与广东省其他地区之间，浙江省的浙东与浙西之间以及江苏省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之间等。魏后凯(2006)认为：省际差异分析中采用的综合数据掩盖了省内地区差异加剧的事实，基于省级数据的诸种研究也无法取代省内的研究。以省内地区差距最大的江苏省为例，2008年苏南地区最富裕的苏州市的人均GDP是苏北地区最贫穷的宿迁市的9倍还多，宿迁市的人均GDP只能与贵州、甘肃这些我国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产业在向我国东部集中的过程中，也只是集聚在一些省份的部分地区。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研究影响地区间发展差距的决定因素，寻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其好处在于，以江苏省这样一个省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摒弃了绝大多数研究将我国三大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所可能带来的“噪声”，这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另外，本文的研究对于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10年5月出台的《长三角地区发展规划》以及2011年6月出台的《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实施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经济史学者经常强调一个显著的事实：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增长正相关。Perroux(1950)认为，产业集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必然规律，产业集聚成长是区域经济增长极产生的重要条件并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对产业发展和集聚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三个角度展开分析的。
　　1.市场规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就指出：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社会分工越精细，规模经济就越显著，生产效率也就越高。Grubel等(1967)认为：在产业发展的条件中，丰富的资金和自然资源以及高质量的劳动力固然是先决条件，但国内对新产品有巨大旺盛的需求，则是这种产业能够得以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Krugman(1980)证明：在收益递增和贸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降低运输成本，倾向于将生产集中在对其产品具有旺盛需求的地区或国家而向其他地区(或国家)出口。对于别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最划算的做法是：从生产厂商聚集的那个地区(或国家)进口而非自己生产来满足需求。
　　2.资源导向。关于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认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工业的地理分布，但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路交通的便利。以韦伯为代表人物的传统工业区位论认为：产业集聚应发生在要素禀赋丰裕的地方，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产业集聚的首要因素。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表明：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源于地区自身特征的不同，如地理环境与位置、要素禀赋等。
　　马歇尔从“外部经济”这个概念出发来探析集聚，认为行业集聚的外部性可以形成中间投入品市场、劳动力共享和产生知识外溢。Myrdal(1957)分析了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发现生产要素流动遵循“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规律，产业集聚存在自我强化的趋势。Puga(1998)分析了劳动力供给弹性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聚的影响。根据Puga的结论，劳动力流动和空间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前提，如果产业集聚区域不能够从其他区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业生产不可能在空间上集聚。
　　3.政府政策引导。迈克尔・波特(1998)指出：产业集聚的核心内容是其竞争力的形成和竞争优势的发挥，这是产业集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但同时他也指出：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在集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对集聚的形成、发展模式和发展周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实告诉我们：通过市场自发选择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一个痛苦而难以忍受的漫长过程。要摆脱资源和要素短缺的约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和关键性产业群的发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运用政府的力量，通过“政策租”(郑江淮等，2008)人为地造成特定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全新的产业簇群，逐步培育起本地的产业集群网络，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王缉慈等(2001)认为：产业集聚一般主要由市场自发形成，但受地区比较优势和其他因素影响，待别是政府可以通过各项措施来调控、影响和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魏后凯(2003)认为：虽然产业集聚大多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但是，在引导产业集聚合理有序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防止产业集聚退化甚至走向衰退等方面，政府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丘海雄等(2004)研究发现：珠三角产业集聚的产生虽然基本上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产物，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集群中的企业亟待在市场信息、技术提升、设备引进、人员培训方面获得支持，产生了强大的制度创新需求，而这些又难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解决，因此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对进一步的创新做出制度安排。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立与变量说明
　　根据以上的理论回顾，我们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Mk＝β0＋∑xiMARKETit＋∑λiRESOURCESit＋∑γiPOLICYit＋εit
　　其中下标t和i分别表示时间和地区。β0和εit。分别为常数项和误差项。xi、λi和γi相应地为待估

参数集。被解释变量MLit表示的是各年各地区工业产值占当年全省总的工业GDP的比重，这是本文表示产业集聚的变量，Wen(2004)、金煜等(2006)也用此进行度量。MARKETit，RESOURCESit。和POL－ICYit分别代表市场规模变量集、资源禀赋变量集以及政府政策变量集。这些变量集中的变量既可能是时变的，也可能是非时变的，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四个变量。
　　1.市场规模变量(MARKETit)。这里的市场规模变量主要用以下指标来衡量：(1)国外市场规模(MARKET1)，定义为各地区出口总额与其GDP之比。(2)国内市场规模(MARKET2)，定义为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值。由于市场对于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我们预期其符号为正。但是，由于在不同区域内外部市场作用力度并不相同，因此，在有些地区，符号或许并不相同或并不显著。
　　2.资源变量(RESOURCESit)。劳动力成本(RSALit)用相对工资率代表，为人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其中人均工资定义为各地区职工工资总额(万元)/各地区职工人数(万人)，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各地区生产总值GDP(万元)恪地区就业人员(万人)。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成本越低，则其越能够吸引更多的产业进入，其工业区位商也将会越高，我们预期其符号为负。人力资本(HUMCit)是指各地级市的人力资本状况，其计算方法是“各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万人)／各地区的从业人员”。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有可能会使得该地区的生产水平也会越高，但是，由于包括江苏省在内的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仍然处于粗放型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低端位置，这些因素使得人力资本对产业集聚的效应并不显著；另外，Myrdal(1957)、Krug－man(1980)都强调了产业集聚过程中初始规模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在这里用1996年的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初始值(M Li，1996)，由于江苏省内部差距如此之大，因此，我们预测这项符号显著为正。
　　地理因素一直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类研究产生了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本文主要考察的自然禀赋包括：(1)是否沿江(RIVER)，由于苏中的扬州、泰州也靠长江，因此，这一项或许并不显著；(2)是否沿海(COAST)，由于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因此，预测这一项为负；(3)是否苏南(sOUTH)，由于大量的产业集聚在苏南地区，因此，预测这个虚拟变量显著为正。
　　3.政府政策变量(POLICYit)。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选择对产业集聚和扩散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其掌握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变量影响着企业选址的成本收益，由此产生的“政策租”(郑江淮等，2008)引导着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产业政策指标主要包括：(1)政府势力指标(POW)。该指标采用政府各项税收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以反映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然而，该指标越大，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越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掠夺”能力越强，因而其最终效应难以确定。(2)上级政府的区域协调政策(REGI)。根据本文的样本和研究对象，采用虚拟变量形式。2001年江苏省政府成立苏北发展协调小组，旨在缩小苏南和苏北之间的发展差距，此前该指标为0，此后为1。考虑到截至目前江苏省区域发展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的迹象，该变量的估计参数符号是不确定的。以上描述最终可以具体归纳为表1。
　　(二)数据来源及其描述
　　本文选用1996－2008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13年的面板资料，总计169个样本单位。全部数据均直接来源于《1996－2008年江苏统计年鉴》或根据上面数据计算整理得到。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实证结果
　　表3报告了江苏省整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前四项本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估计，而最后一项是用随机效应对加入初始值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
　　1.在表3回归(1)中，本文中仅仅包括国外市场、国内市场、劳动力成本、政府势力四个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国外市场以及国内市场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表明内外部市场在江苏省整体的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劳动力成本和政府势力两个变量并不显著，这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江苏省属于我国东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与其他地区相比劳动力成本并不占有任何优势，产业集聚在江苏省并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廉价。政府势力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也与本文的预测基本相符。在表3回归组合(2)和(3)中，我们控制了地理因素，具体包括是否沿长江、是否沿海以及是否苏南。结果显示，内外部市场的作用没有丝毫改变，仍然非常显著，加入的这些控制变量也都非常显著。另外，在表3回归(4)是在回归(2)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人力资本这一项，从中可以发现，人力资本这一项并不显著，这也符合我们前面的预期。
　　2.Myrdal提出了所谓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规律，即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Krugman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随机性的“初始资源分配”，初始的优势因历史演化进而“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产业的地理聚合具有“历史依赖”性。为了对这种效应进行检验，本文将1996年江苏省各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作为初始值与其他变量一起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5)所示。
　　由表5回归(5)可以看出，1996年产业集聚初始状况以及国外市场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5％的水平上国内市场也显著，但是却是负值，这是与前面的四项回归中显著不同的地方。回归结果告诉我们，1996年产业集聚初始状况决定了产业在江苏省的地域分布，而国外市场的扩展又强化了这种趋势，这符合MyrdM和Krugman的理论。另外，政府势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的势力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的税收并没有起到“济贫”的效果。
　　与此同时，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市场的作用是显著为负的。这表明目前江苏省的产业集聚是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这决定了其产业集聚的性质并不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展并不有利于以前产业集聚的强化，恰恰相反的是，国内市场的扩展将会逐渐分解以前的集聚模式，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有些变量估计结果不显著或许是由于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性降低了全样本估计结果的显著性，这从图1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图1显示的是1996年和2008年各地区的工业产值分别占全省总的工业总产值比重的面积图，在

横轴前面的是苏南各地区，接下来依次是苏中和苏北各地区。由图l中可以看出，江苏省产业集聚在苏南、苏中以及苏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将江苏省全样本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子样本对其分别进行估计。
　　表4是对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的子样本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回归结果表4(1)、(2)是对苏南地区进行估计的结果，表4(3)、(4)是对苏中地区进行估计的结果，表4(5)、(6)是对苏北地区进行估计的结果。
　　苏南地区的回归结果表4(1)显示，内外部市场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显而易见地说明了市场在苏南地区产业集聚中的巨大作用。其他变量，如劳动力成本、政府势力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回归结果表4(2)中，本文将1996年江苏省各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作为初始值，与其他变量一起进行回归，显示的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表4(5)基本相似，这表明江苏地区的产业集聚主要表现在苏南地区。目前苏南地区的产业集聚是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由于加上初始值之后国内市场符号变负，这表明国内市场的扩展并不有利于目前这种面向国外市场模式的产业集聚，随着内外部市场规模的转换，以前的产业集聚模式必将发生改变。
　　苏中和苏北地区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似，并且表明了国内市场规模对于它们产业集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1％水平上显著，而与此相反，国外市场对其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符号是负的。这表明，这么多年来，外部市场并没有成为促进苏中和苏北地区的产业集聚，也就是说外部市场并没有导致产业向苏北扩散，与苏南地区相比，苏北地区成为了“外围”地区。另外，苏北地区劳动力成本估计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了这些地区劳动力禀赋非常丰富，具备了吸引产业扩散的有利条件。沿海这一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苏北沿海地区并没有成为产业集聚地，这种情况在我国并不多见。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这反而能成为产业向苏北扩散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由此看来，从苏南到苏中然后到苏北，产业集聚力度逐渐减弱，这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结构。我们还可以发现，劳动力成本在苏南和苏中地区并不显著，而在苏北地区显著为负，这说明与苏南相比还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势力在苏南地区为正、在苏中和苏北地区为负，尽管结果不是很显著，但这也表明了苏南地区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引致产业集聚，发展地区经济的能力也越强。但对于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苏中和苏北地区来讲，这更像是政府的“掠夺”能力，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势力的增加无异于“杀鸡取卵”。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市场的转换将给产业扩散带来机会。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抑制了外部市场的空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本身也拓展了内部市场空间，外部市场作用的转变将会给依赖于外部市场的苏南产业集聚模式带来威胁，迫使一部分产业发生扩散，这将给苏中和苏北这些区位优势明显、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带来机遇。
　　五、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6－2008年江苏省各地区工业产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并着重考察了市场规模变量、资源禀赋变量以及政府政策变量与地区工业空间集聚和扩散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整个江苏省而言，内外部市场对于产业集聚的作用非常明显，政府势力、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却并不显著。第二，对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发现：苏南地区内外部市场与产业集聚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而在苏中和苏北地区，仅仅是内部市场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政府势力、劳动力成本等在苏南和其他两个地区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这一方面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产业集聚不同阶段对劳动力层次的需求也不同。第三，研究还发现：在苏南地区，产业集聚的“历史依赖”就非常强大，但随着内部市场规模的崛起以及由于金融危机而逐渐萎缩的外部市场，苏南地区原有产业集聚模式必然会逐渐转变，产业扩散步伐加快。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说来，首先，对于发达地区来讲，政府要逐渐认识到内部市场的作用，运用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和补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促进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在广阔的已经发展起来的内部市场多做文章；其次，要加大省财政扩散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逐渐降低这些地区的政府势力，创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加对产业扩散的吸引力；最后，充分抓住地区振兴出台的历史机遇，全力扶持欠发达地区龙头城市兴起，发挥龙头城市的带动辐射能力，最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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