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洋设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屈湘玲 陈宏平

　　摘　要：文章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视角为出发点，本着平等对话的原则，分析当代中国建筑的文化现状，提出在中西建筑文化对话中不以自己身份的缺失为前提，并以国家大剧院为例，提出在建筑学研究中建立后殖民主义视角的重要性和意义。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国家大剧院；身份缺失
　　中图分类号：TU-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3-0047-04
　　
　　绚烂夺目的“水立方”，形如“裤衩”的CCTV大楼，状似“鸟蛋”的国家大剧院，神形兼备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鸟巢”，它们既引人联想丰富，又让人匪夷所思。这些建筑的主创设计师，无一例外地都是外国人。是中国本土的建筑设计师水平不入流?还是国外的建筑师以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身份在左右着中国的本土文化?中西方对话，现代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中的次等文化，要破解这种焦虑，让我们以后殖民主义视角来分析中国建筑文化身份认同中的焦虑。
　　在阐述和讨论现代中国建筑文化民族主义性质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国家大剧院、鸟巢、新CCTV大楼等为例进行分析，提出在建筑设计研究中建立后殖民主义视角的重要性和意义。
　　
　　1　后殖民主义的基本概念、含义及其实质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fcoloniaI Crificism)，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它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它基本脱胎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荫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一种新意识和新理论。其理论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是萨义德(又译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出版。
　　后殖民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而后殖民主义就是对这种话语的强烈批判。二是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它对西方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表现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三是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其实质可归结为：它是当代全球多极化时代文化边界模糊的产物，其直接目标是为了颠覆文化殖民和话语霸权，其目的是不同文化间权力的平等与差异性共生。后殖民主义的深刻文化寓意是对“文化认同一认异”的反思和对“边缘性类眼光”的发掘。
　　
　　2　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渗透
　　
　　自从国门大开以后，西方的各种建筑设计理念、各种高技纷至沓来，国人在学习与研读之际，也在不断地模仿与崇拜。笔者意欲从国家大剧院的殖民性谈起，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西方之间殖民性“文化与语言”关系的揭示，帮助中国建筑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使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在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中西建筑文化对话中，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从而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
　　第一，设计表达的殖民性
　　建筑的外形一般有着强烈的审美符号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谓是一个民族总体审美心理的寄托与映射。
　　当我们看到国家大剧院时，也许会立刻将其与“鸟蛋”联系，以为它意味着中国的团团圆圆、意味着圆满，其实并非如此。据主设计师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自己介绍，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理念并非来自“巨蛋”，他虽然运用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鸟蛋”与水，但表达的却是非中国的传统意义，是用一种异域的眼光看待“他者”中国，是用自己西方的语言来解读中国，他的造型只是为了表达舞台帷幕徐徐拉开的视觉效果。
　　在安德鲁设计的法国戴高乐机场出事后，人们发现国家大剧院是“一稿两投”的设计。1993年，安德鲁在日本大阪参加了水族馆的设计竞赛，他做了一个方案：中间是一个半圆玻璃球，周围是一圈水。而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构思，承袭了水族馆的设计，可谓一个翻版。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外形雷同率竟然高达90‰虽不能说是绝对形式主义，但是这种不顾地域、不顾文化、不顾功能地搬移，无疑是根植于他内心的殖民主义心态作祟。试问，他会把一个如此雷同的方案再次用在本国吗?或者说再次用于欧美等国吗?它在以极大的尺度挑战人们的宽容与容忍。
　　当然不仅仅是国家大剧院，本文开头所提及的“北京四大怪”，其设计表达的西方烙印也可见一斑。还有北京电视中心工程，据介绍，这不仅是一件毫无创意的抄袭之作，而且还出自日本人宫川浩之手，且是将一件过时的、欧洲人的设计移植到中国本土，又是一个翻版!
　　第二，文化殖民性
　　安德鲁说，
　　“建筑师不可能在对某国的文化真正懂了之后才去那里设计、工作。”是的，他并不懂中国文化，他也不一定要懂中国文化，那么他所移植过来的国家大剧院凸显了什么文化呢?
　　后殖民主义鼻祖萨义德认为，
　　“文化”和“帝国主义”是一个当代文化政治批评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
　　“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并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累。有一次我国驻法大使接见安德鲁，提到要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时，他说了一句：“我就是要割断历史。”这话说的太绝对。而中国的建筑学界在质疑他的构思时，他回应道：“对待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一个危机的边缘。”而他的所做，也正如他的所说，在颠覆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安德鲁先生在中国设计官方的国家大剧院，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愿去了解，那就更谈不上在设计中去表现了。既然如此，他何以表现呢?当然只能以自己的文化去阐释。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安德鲁作为一位异域的建筑师何以以其本国的文化来判断、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何以将西方的文化表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将自己的强势文化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殖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呢?
　　前北京建筑设计院总设计师刘小石在评价安德鲁的设计时说，那完全是一个“怪物”。

并批评道：“在这个地点(天安门附近)营造建筑，应该与地点和城市本身的历史文化语境相一致，而安德鲁做的是完全外来的东西，完全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东西。”
　　其实，综观国内，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后遗症，还有很多。比如，谈风格一定要冠以西式之风，如托斯卡纳、意大利小镇之风、西班牙风格、威尼斯风格等等；取名则必以洋名命之，如米兰春天、美洲虎、巴黎香榭等等，一位颇有民族气概的教授谈及此事时，曾很愤怒道：“难道，冠以西式的风格、西式的名字，就标志着高尚、富贵吗?中国那么多让人着迷的独特文化和历史，为什么要起个外国名字呢?我们中国‘诗经’里有那么多很好、很优雅的名字，为何不可用一用呢?”
　　这表面上看来是市场的因素，深层次来讲还是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而导致的文化缺失。这种盲目追求欧美风情，使得房产开发中简单化的“拿来主义”盛行。同时，也把欧美的东西想像得太美好，以为挂了一个欧美名称的楼盘就好卖，这就刺激了开发商不断地把新楼盘取上洋名。
　　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
　　“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他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在本质上有诸多相同之处，如果思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并“加以聪明的应用”，就可创造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有了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我们还会盲目地接受外来的殖民表达与文化渗透吗?由此看来，笔者认为，在建筑业界有必要引入后殖民主义的反思视角。
　　
　　3　建立后殖民主义的反思视角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对于建筑文化殖民主义思维的克服和摆脱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首先，避免陷入认识的误区。中国的商人们一味追求创新，一度提起“安德鲁的蛋”都崇拜得说不出话来，无论是把它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旁，还是放在上海浦东机场边，都奉为至宝地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只要是高档点或地标式建筑，如果没有洋设计师参与，似乎就没有品位和文化。住宅设计只要一沾“洋气”也必定身价百倍。更没有人对这些所谓国外知名的设计所和设计师进行实地调查，看他们真实的资质和实力，结果大把的银子抛给了金发碧眼的“大师”，街上冒出了许多建筑垃圾。
　　出现上述情况也难免，毕竟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且一度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同时，在建筑学术领域建立我们国人独立的视角和判断是一件颇为漫长的事情，这种困难不在于西方强势的文化入侵，而在于我们对于这种入侵没有调适好自己的心态，因此，在建筑学界引入后殖民主义，犹如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可以避免我们陷入“一叶障目”的认识误区。
　　其次，正视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意味着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所以，文化身份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以及在当今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
　　荷兰人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方案之所以能通过，有人说因为搞“生殖器建筑”的“大师”、日本评委矶崎新的强力推荐，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些外国评委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无论是哪种原因，这种形似裤衩的方案还是通过了，在北京首都，一个高悬于空中的大裤衩让世人仰望、让世人在其中穿行，这种文化的身份认同，是打破传统观念的解放吗?根据外国人的审美理念建造在中国的建筑，仅仅止步于欣赏吗?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总之只要是比中国富裕的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聪明，比中国人能干，洋人的思想就是先进思想，洋人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洋人的艺术就是先进艺术。
　　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身份”缺失的认识。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文化较先于其他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都成为唯一的模式，成为其他文化模仿、参考的样板。
　　为了打破这种模板，在“文化身份”的认识过程中，引入后殖民主义的反思视角，便于我们把握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利，我们就不会盲目地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妙的，让自己从被排斥的边缘化逐渐走向与西方融合的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丧失的地位。在业界，建筑师以及广大受众们只有秉承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国人的作品不再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属品，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树立自己正确的“文化身份”。
　　再次，构建平等的东西对话。对于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中外许多建筑专家曾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加拿大建筑大师麦・克伦说：“如果这个建筑能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都可以烧掉了!”“这是一个愚蠢的构思、一意孤行地思考的方案。它是一个在西方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反而在中国钻了空子，成为有机会实现的方案。”“我实在是为我所爱的一个国家而担忧，这方案会给中国带来羞辱。”2000年6月上旬，140名两院院士及108名知名建筑师、规划师及工程师分别联名上书。请求撤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但最终杳无结果。就在大剧院动工期间，设计师魏大中竟抑郁而终。
　　中国陷入如此语境令人深感沉重。在中西方对话过程中，中国曾一度缺失，语言缺失、文化缺失、权利缺失。如果一味地将西方文化神化，进行不对等的对话，我们可能会再次回归“西方神话”的轮回。
　　所以，我们应该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后殖民主义这种批判的武器，颠覆西方的文化殖民和话语霸权，寻求文化间权力的平等与差异性共生，并对“文化认同一认异”进行反思，对“边缘性类眼光”进行发掘，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自己，不断地超越民族与文化，形成新型民族和文化，才可能以一种广博的世界主义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文化对话。
　　
　　4　结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在一次报道中说，“建筑作为一门公共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笔者以国家大剧院、鸟巢、新CCTV大楼等分析了目前建筑界的一种现状，希望在建筑界中引入后殖民主义反思视角的分析方法，以期正确地把握我们的“文化身份”，反省与批判，把握自己的文化品格，建立自己的文化精神，在与中西方对话中构建平等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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