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外贸效益 巩固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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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强势企业综合效益显著提高
　　（一）外贸结构优化调整进展不凡
　　“十一五”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由2005年的7.3%提高到2010年的9%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对国际金融危机攻坚克难的背景下，春风再绿中国岸。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首破2.9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2010年达到了59.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占比，也由2005年的28%提高到2010年的32%。服务贸易的进出口规模，由5年前世界排名的第8位上升到第5位。进一步加快外贸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依然是“十二五”期间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未来5年，在国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预计到2015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将分别上升到65%和35%左右。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国外贸将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双实现“倍增”，到2030年将初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战略性转变。
　　（二）强势企业的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十一五”以来，我国“500强”等骨干企业在参与国际货物贸易的大潮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从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综合排行榜上可以看出，我国与世界500强的规模差距在缩小。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抗风险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而且在规模经济效益与质量技术效益有机结合的转型升级中也收获不凡。按《财富》杂志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全球500强企业排名标准，2005年我国有18家企业入选，到2009年上升至43家，企业总数列第三，仅次于美国（140家）和日本（68）家。
　　
　　二、增量与增效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
　　“十一五”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倡导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面对人口与土地、资源、就业等硬条件约束及复杂的国情世情，我国经济贸易总量与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依然突出。
　　（一）整体综合效益向好提升乏力
　　尽管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后，仅是发达国家人均GDP的10%左右。大型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约近4万元人民币，大约是美国和日本的6%、德国的8%。据世界联合劳工组织2008年的研究资料，中国劳动力人均每小时创造的收益只有7美元左右，大约是美国的18%、英国的21%。企业劳动力成本（工资、福利待遇）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欧盟平均为21%、美国约为20%，而我国不到10%。这些数据可能不尽详实，但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既是一个贸易大国又是一个收益不高的欠发达经济体。
　　（二）外贸出口综合效益亟待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在加快外贸出口增长向质量效益型转型升级上做了许多努力，但外贸结构效率不高和出口盈利能力偏低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据抽样调研表明，企业出口平均利润率已由2005年的6%左右，跌落到2010年的3%左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出口比重不足20%。
　　“外商投资+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是导致中国贸易综合利润率上升乏力的主要原因。加工贸易企业通常是通过中间商接收订单，加工后的产品又由中间商以较低的出口报关价格买进，再经中间商加价后以较高的价格卖到国际直接客户。如我国企业加工组装生产的惠普电脑出口到美国后，在美国的市场销售价约为1 000美元，其中美国公司在进口环节就直接赚利润170美元，而我国国内企业仅得到30美元的加工费，只占售价的3%左右。加工贸易依然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平稳向好增长的重要依靠力量，预计未来五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占总出口的比重，将由2010年的50%和48%演变为2015年的45%和52%左右。随着加工贸易的逐年减少，以及加工贸易转型企业试点面的扩大和升级步伐的加快，我国外贸出口的综合效益将步入渐进提升的轨道。
　　（三）收入贸易条件呈现恶化趋势
　　多年以来，我国外贸的进口价格指数涨幅持续高于出口价格指数，收入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收入贸易条件恶化与企业低价出口和人民币升值呈强势相关的关系，若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1个百分点，家电、汽车、手机等出口的平均利润将下降2%～5%左右。稳定人民币汇率对提高外贸综合效益至关重要，我们要吸取1985年日元被动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惨痛教训。强策稳定人民币汇率，严防被动冒进升值给企业出口带来困难。应对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的挑战，还要靠国家意志和企业的力量。企业出口定价的自律取向，在稳定人民币汇率中的作用很重要，一定要竭力规避企业之间低价出口的恶性竞争，在扩大出口中自觉维护和争取应有的公平贸易和互利共赢的平等权利，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外贸的综合效益和收入贸易条件。
　　
　　三、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产品的附加值含量是企业经济增加值（EVA）的最重要源泉，也是制成品贸易的增长点和盈利中心。“十一五”以来，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含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低附加值产品及其加工环节为主导与中端产品相结合的出口结构，是我国快步进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推动力量和宝贵财富。我国已有2 000多种产品量位居世界第一，与发达国家强势企业的同类产品相比，中低端产品附加值含量的国际差距在逐渐缩小，而高端产品附加值含量的国际差距逐趋拉大。整体层面上单位产量的产品附加值含量还不是很高，2008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附加值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 8，大约是美、日同类企业产品的33.6%和36.2%。只有积极促进出口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才能提高外贸效益。因此，要从政策上，引导出口企业从低附加值的“苦笑曲线”，逐步向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由低端产品向低中端产品为主与高端产品有效结合的出口格局转变，应是我国外贸“十二五”期间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含量和提升外贸综合效益的方向标和着力点。
　　（一）在提高经济增加值上下功夫
　　经济增加值（EVA）是考量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值性的一项指标，是指企业在一定报告期从税后净利润中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剩余收入。它是平衡企业综合效益与价值损失风险控制的重要指标，能真实反映企业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创造的能力。我国强势企业要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倡导人力资本在提高企业经济增加值及其产品附加值中的倍增效应和催高作用。企业的综合效益、经济增加值和产品附加值，都由人力资源的知识、智商和创新等人力资本创造出来的，是企业核心竞争价值形成的源泉。与国际强势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激化员工创造企业价值的机制上还存在缺陷。建议我国出口企业认真践行“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全力推广“企业利益共享型”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在创造企业效益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含量中的积极作用。建议参考“杜邦人力资本分析法”，制定将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企业综合效益的合理激励机制和科学度量标准。提高外贸效益前路维艰，面对我国进出口商品主动权、话语权和定价权的弱势国际地位，国家要强化进出口产品定价机制国际化的建设。企业要把出口定价能力的建设，纳入企业“十二五”经济增加值持续增长中。近期要通过商会的协调努力，竭力规避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低价出口竞销，积极推动企业通过互利合作共赢的和谐贸易模式，由分散谈判定价向集中与外商整体贸易谈判和打包定价转变。

　　（二）在提高质量附加值上下功夫
　　质量、技术和服务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附加值含量三要素，而现在把品牌、文化和诚信也植入到决定产品附加值含量程度中，称之为软实力附加值要素。一般而论，其他要素在竞争对手中容易被模仿，而质量要素的附加值含量，不易完全被模仿，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征。因此，质量附加值含量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增加值和综合效益。同质同价和按质论价是国际市场最基本的交易原则。质量附加值的理念见仁见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认识。德国企业无论是高端还是中端尤其是在低端产品制造及相应的国际市场上，德国“产品于高质和高值而至诚”的理念，不仅在国际高端市场而且在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全球超级豪华酒店和贵族豪宅的门窗属具（如开启锁具、扶手等）市场上，德国企业以精美适用与安全可靠和古典与时尚相得益彰的精致化风格，把一件件低端结构的产品，做成了精美绝伦的高附加值产品，占居了2009年全球在建豪华酒店75%以上的份额，而且订单供不应求。我国企业要借鉴德国企业“精致化增值”的理念，把低端出口产品做精做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用低端产品、绿色产品和清洁产品参与国际高价位市场的竞争。建议企业以创建“中国进出口质量诚信企业”为重要抓手，应用质量附加值与中国元素和国际文化相融合的理念，改造、改进和改型贴牌出口产品，努力把新一轮发展周期的低端产品做成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
　　（三）在高新区发展上下功夫
　　国家级高新区是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聚集区，是提高外贸综合效益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十一五”以来，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超过30%，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2%，人均工业增加值是全国工业人均增加值的8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38%。高新区依然是我国外贸“十二五”期间提高外贸综合效益的中坚力量，要致力启用“精致化增值”与“优质高效化”和“高效集约化”的园区发展理念及促进政策，提升以集约土地和节约能源资源为主的超强园区聚集效率，把国家级高新区打造成绿色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聚集区与先行区和主战场。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是知识资本化与铸就高端附加值和资源最节约、最环保的产业，天津滨海、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建议国家把“十二五”发展超高附加值的新兴高增值业态和新项目放在高新区，并以天津滨海、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武汉、西安、成都的国家级高新区为重点，悉力创建与国际强势高新区比肩共进的世界一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富聚园区。
　　（四）在提高稀土附加值上下功夫
　　稀土是一种电子结构极为特殊的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又难以替代的“工业维生素”。稀土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新能源、军备工业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稀土储量高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的59%，开采生产占世界的95%；出口第一、占世界的80%，更为难得的是优质成矿品位很高，稀土元素的品种也最全。国际稀土专家立夫顿指出，没有稀土就毫无科技可言，而中国稀土的战略地位，堪比中东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稀土也是我国外贸出口中最具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稀缺矿产资源，但在稀土的加工应用上技术落后，长期出口“过度开采”的低附加值稀土原料制品，而高价进口精炼后的高附加值稀土制品。近5年，我国稀土储量已由占全球的59%下降到39%，短短5年我国这一稀世的战略矿藏资源，就得不偿失的下降了20%。美国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二，一度是国际市场最大的稀土精制品供应国，但在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自家的稀土，并封存了美国最大的芒登帕斯稀土矿山，转而低价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稀土原料。日本从中国低价进口的稀土占日本稀土进口总量的85%，但日本不急于精炼，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20年的稀土存储在海底。在稀土的附加值构成链上，稀土精矿制品、新材料和光电子器件之间的附加值之比为1:50:500，而我国大量出口的是附加值更低的初级稀土原料。建议“十二五”期间，再出台强限稀土原料出口的禁令，严惩偷采、偷运走私出口的恶劣行为。建议国家选择高端立策，通过创建国家级稀土高附加值精加工园和国有强势企业控股的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光电子元器件原创基地，促进稀土产业链由矿产品粗加工向精加工、产品由低端向高端、产品附加值由低向中高和超高的方向转变。通过“补偿贸易”和以资源换新兴材料技术装备的新模式，引进国外先进的精致化、清洁化的稀土高技术加工装备，不断提高我国自主生产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的能力。在满足国内需要和替代进口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的出口份额，让稀土这一国之瑰宝成为中国外贸综合效益跃上高附加值征程的领航产业。
　　四、优化转型成本，提升外贸效益
　　在出口产品质量、技术和服务附加值含量同等的条件下，出口企业的效益和国际竞争能力，关键取决于企业内在的成本控制。因此，出口企业在实行积极的经济增加值促进措施的同时，还要用“成本增效”的理念，推进企业不断优化转型成本，努力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一）借助动态理念权衡转型成本
　　其一，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控制转型成本。当企业为转型升级而投入的资本要素呈递增状态时，企业实现利润也随之递增，但超过一定限度时或者是合理利润被满足后，次要要素局限性和关联产业链的缺陷，就会上升为影响利润上升的主导因素，从而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最终导致利润递减。如果转型成本继续加大，对企业中短期的利润增长是无差异的，就必须调整降低转型成本或是增加创新要素，实现边际效益有效递增。其二，按“优序融投资”理念实现转型升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企业转型升级是一种伴随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一次投资行为（而非投机）或成本支出。我国出口企业要按照“优序融投资”的理念，尽量遵循先国内、产业内和企业内存量资源融投资，再债务或股权增量融投资，最后才是利用国外资本或跨国并购。后危机时期企业转型升级信息的非对称成本很难量化，企业依靠内源融投资转型升级，既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减少风险损失，又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益。权衡企业投资和转型成本的支出是否有实效，其考量指标是转型升级的投资回报率。建议出口型企业以30%为投资回报率的底线，如果低于30%，很可能就意味着这项转型成本的支出是低效或无效。其三，随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要大幅提高出口型企业集群存量和增量的聚集效率。努力实现企业集群转型成本投入最小化，进一步优化集群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学习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
　　（二）转型成本与利润目标相匹配
　　机会成本是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为了达到转型升级预期目的和谋求利润有效增长，而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存量要素，又同时增加新要素的成本支出。在转型升级中企业要用机会成本的概念，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要保证转型成本新投入的效益，能较大程度超过所放弃存量要素的收益。机会成本小具有比较效益优势，但过低又不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转型效益。沉淀成本是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可利用成本，亦称企业存量中的沉淀成本，是企业长期投入产出中已经支付且不可回收的成本。沉没成本与可变成本相比，前者很难改变，而后者相对可变。出口企业在转型升级时，要遵循成本效益的原则，对沉没成本要倍加珍惜，其去舍和投入要越少越好，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低付出和利润增长做务实性贡献。企业要在日常出口经营中规避汇率风险和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可以从稳健的角度出发，考虑将该影响量化到成本中，即在成本预算时，将汇率损失按合理的水平，预测出成本的合理上浮空间，尽可能的保住合理的盈利水平。
　　（三）降本增效与保员工权益结合
　　员工效率与效益效力的增长力，是决定企业竞争力和效益的基石。优化转型成本与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一定要以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为先决条件，与保就业和创新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优化转型成本要竭力远离裁员减薪的非人本化模式，以人本化理念，提高出口企业员工的效益增长力，这是新时期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也是外贸提高综合效益和保就业的民生型商务模式。致力保障出口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全员的公平正义，应最大限度的让员工享受他们所创造的企业效益。即便是在日后再遇到经济危机时，只要企业运营可以承受，企业都应立足保障就业，选择减低企业利润、高管工资和股东回报，而不是减少员工岗位和降低收入。国际上通常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达到企业平均工资的40%～60%，我国上海是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之一，其实际占比约为31%。我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左右，而世界平均为58%。我国企业要逐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占企业平均工资的比重，加快缩短与国际企业和欧美企业的差距。企业提高低工资的标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是对以往最低工资标准增长过慢的弥补，是对严重滞后于出口增长而拖欠员工工资的“还债”，这与企业转型成本上升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却可以为企业的效益带来持续递增的正效应。加快提升出口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占企业平均工资的比重，还可以使企业的员工成为既是生产者又是有能力的消费者，为建立“内需拉动型、消费支持型和出口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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