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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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而制造业企业占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的三成以上。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的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和完善的基础配套，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在全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除了现有理论给出的海外直接投资动因，我们认为企业海外投资仍存在一种与企业国内发展有关的隐性价值动因。文章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信号理论，研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对其在国内发展的关联影响，进而探索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关联动因。本研究将为提高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长三角;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资源基础观;信号理论;国内关联
　　一、 引言
　　 近二十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等国际化行为增长十分迅速，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ODI不仅对投资国的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已经从过去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边缘者，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2002年我国建立对外投资统计制度至2016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连续14年保持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速近36%。从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的三成以上。
　　 长三角位于我国沿江和沿海开发的战略地带，“上海为中心，苏浙为两翼”，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优越，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更是国民经济的引擎和标杆。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的三大中心之一，其集聚的产业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政策支持，无一不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在全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2017年末，东部地区对外投资总额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5%，上海市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 120亿美元，居国内省份第二位，浙江省紧随其后。长三角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水平高，城市群综合实力强，不断吸引着外来人口流入，创造了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条件，因此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的集群优势明显。今天，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不仅仅在国内首屈一指，更是享誉全球，是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也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进程的核心之一。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化的重要体现，大大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目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并购项目增多，海外资源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全球营销网络不断扩大，海外合作区建设也卓有成效。截止到2017年末，从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隶属情况看，浙江、江苏位列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第二、三名，分别占总数的11.9%和10.2%，上海市紧随其后。浙江吉利控股、光明食品、上海汽车集团等长三角知名制造业企业，均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非金融类跨国公司100强，有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长三角制造业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在访谈中发现，除了现有理论提出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一种隐性价值。这种隐性价值意味着对外投资与企业的国内运营有着某种关联，从而对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各项活动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帮助企业在国内更好地发展。事实上，对外投资的这种隐性价值已经在现实中反映出来。例如，为服务“一带一路”政策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以享受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免税、差额征税。金融时报在度量企业声誉时，也将“业务全球化”纳入考量范围（Financial Times，2000）。本文尝试从资源基础论和信号理论出发，基于国内关联影响的视角，探索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二、 资源基础观的视角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自身拥有有形或无形资源，这些资源在企业与企业之间难以流动和复制，可通过企业的能力可以转化为企业特有的竞争优势。根据资源基础观，公司的国际扩张将受到公司特定资产的推动，如专有资源或管理能力。该理论提供了一个外部利益相关者非常关注的视角，即中国企业如何解决其竞争劣势，以及他们采用的策略。因为母国经濟发展不足，一般来说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技术和生产流程都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相提并论，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被认为很难拥有企业特有的资源或优势（Firm-specific Advantages，FSA）。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可塑性极强，在适应客户需求、不同环境下运作的灵活性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所以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的这些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取得成功。
　　 因此，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目标往往是通过积极收购“成熟跨国公司的关键资源”来弥补其竞争上的弱点，以克服“后来者的劣势”（Luo & Tung，2007）。为弥补竞争劣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高收入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协助开发在母国生产的技术先进、知识密集型的产品（Di Minin，2012）。这些企业还会在海外寻找在母国所缺少的品牌、分销网络、技术、管理技能和战略技能，利用基于本国的特定优势（CSAs），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企业特定优势（FSA）。在中国，这类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往往通过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进行运作。对海尔、联想、华为、TCL等中国知名企业的深入案例分析已经证实了上述观点（Sun，2009）。此外，实证研究也支持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资产寻求动机。例如，中国跨国公司直接开展跨境并购活动以寻求其所需的所有权优势，并通过组织学习缩小竞争差距，进而对自己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国内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加入了国家政策、制度对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由制度原因驱动的，即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企业追求制度优势。后来有学者专门研究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动因，发现不同类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受制度或政策的影响不同，为了获取先进技术而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受政策的影响最大（陈岩等，2012）。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尽管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但仍跟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为了获取先进技术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所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受政策影响较大。 　　 从以上关于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于长三角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对资源的追求是企业进行国际化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获取知识、建立成熟的外部网络联系，把从海外获取的资源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海外直接投资还可以帮助长三角的制造业企业享受国家政策上的支持。
　　 三、 信号理论的视角
　　 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的出现源于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Spence，1974）。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在市场中相互作用时处理不对称信息，可以实现潜在的收益。例如，当高管增加持股时，会向资本市场传递“股权多元化战略符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利好信息;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中，一家年轻公司的董事会若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将向潜在投资者传达关于公司治理合规性的信息（Certo，2003）。这些例子中的都说明了一方如何采取行动向其他方发出利好信号，从而刺激信号接收方做出有利于信号发出方的决策或行动。
　　 信号理论被广泛用于研究在各种组织和商业环境中由于知识差异而出现的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学学者也应用信号传递理论来解释信息不对称在各种研究背景下的影响。例如，对公司治理的一项研究表明，CEO如何通过其财务报表的可观察质量，向潜在投资者传达关于其公司不可观察的高质量的信号（Zhang & Wiersema，2009）。研究人员还使用信号传递理论来解释企业如何使用多元化董事会向一系列公司利益相关者传达对社会价值观的坚持（Miller & Triana，2009）。我们认为，信号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为何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1. 信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信号理论的关键要素是信号发出者（Signaler）、信号接收者（Receiver）、信号（Signal）本身以及信号环境（Signaling Environment），有些情况下还存在信号的反馈过程（Feedback）。图1以时间轴的形式标示出了信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2. 信号理论对海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解释。信号理论基本上关注的是减少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Spence，1973）。公司可以向外界发送信号，揭示其不可观测的属性，然后期望信号接收者做出积极的反应，所以公司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学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采用信号理论来解释有效信号如何促进公司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资源。
　　 信号理论可以应用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Reuer和Ragozzino（2014）在调查国际联盟时扩展了信号理论，将企业组建国际联盟作为企业资源、质量和前景的信号，他们发现，这些信号影响着企业的国际联盟的形成。另一个例子是，Katayama和Miyagiwa（2009）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一种质量信号，因为低质量的企业不会从海外直接投资活动中获益。所以，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其实是向外界传递了关于本企业的积极信号。
　　 信号理论在新兴市场环境中尤其适用，比如中国。因为新兴市场的特征是：由于市场化机构不发达，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以及不透明和不可靠的信息较多。此外，市场细分和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鉴于新兴市场的这些特点，信号传递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在母国的众多战略行为。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兴市场中企业对其母国内资源相关方的可靠信号。根据信号理论，有效信号必须具有可观察属性和高成本属性。首先，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可观察的，并且由于企业不断进行有意义的国际努力（如寻求政府的外交支持），通常引起国内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在仍处于国际化初期的新兴市场尤其如此，大多数企业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国外发展，因此已经成功对外投资的企业往往更容易受到关注。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来自新兴市场的企业来说代价高昂。作为市场的后来者，他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控制跨境业务，培养多元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并建立足够的基础设施，以便在国际分支机构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另外，建立和维持对外投资计划和机制的高昂成本可能会从战略上阻止母国市场的其他企业复制信号，从而建立起企业的竞争优势壁垒。最后，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的沉没性和不可恢复性可能使信号更加可信和有效，这一点对于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同样重要。
　　 综上，根据信号理论，企业向市场传递的有关信号，会向外部投资者反映企业的潜力和价值，以此来影响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决策。长三角是中国制造业的集聚地，若想使企业在区域产业中脱颖而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不啻为一个良好的选择。海外投资将会对外传递出一种该企业运营良好的信号，因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需要更多的资源，包括资本、人力、营销、研发等等。
　　 四、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关联动因
　　 上文的资源基础观已经提到，作为国际市场的后来者，由于缺乏优质的专有资产（FSA），新兴市场的企业若进行国际化将面临着竞争劣势。为了克服竞争劣势，新兴市场的企业积极开发和拓展海外联系，以寻求海外的资源。例如，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寻求战略资产，或进入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原材料。虽然之前的文献表明海外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海外資源杠杆，但我们对海外投资对新兴市场企业在国内的联动影响联动知之甚少，仅有少量研究是从国内视角出发考察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综合本文前述的信号理论，我们认为长三角的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会在国内造成三个方面的关联影响。反过来说，这三点也可以作为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
　　 1. 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获取母国更多的政府资源。新兴市场（如中国）政府控制着关键资源，这些资源是新兴市场的企业战略方向和绩效表现的主要决定因素。为了利用政府资源，企业可以开展符合政府政策的某些活动。新兴市场国家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促进母国公司走向全球，例如中国的“走出去”政策。根据该政策，如果公司满足政策的条件，政府将在外交援助、外汇支持、货币激励、财政补贴等方面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系统的支持。为了扩大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巩固“中国制造”这一竞争优势，我国鼓励制造业企业积极走出国门。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可借此政策东风，加快完成自己的国际化进程。 　　 2. 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获取母国更多的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对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当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普遍不发达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的金融资源受到少数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严重控制，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倾向于支持政策鼓励的优先事项。为了得到这些资源，企业必须证明它们与某些优惠政策的一致性。考虑到我国的“走出去”“一带一路”政策的突出地位，可开展海外投资的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更容易得到国内银行的各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狭义的金融资源其实是政治资源的一种，或政治资源的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3. 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获取母国更多的市场资源。尽管国际化对于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本土市场依旧是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发展和利润的主要驱动力，往往也是其全球业务的市场基础和制造中心。如果他们失去国内市场和客户，新兴市场的企业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面临破产。总的来说，跨国公司在吸引国内客户方面更具竞争力，因为他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能力和声誉。
　　 五、 结语
　　 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会在国内产生联动效应，对企业在国内的运营和发展有积极影响，比如得到政策支持、获取金融资源、巩固国内市场等。从对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相关理论分析来看，我们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应注重获取知识和先进技能，以及建立起企业成熟的外部网络，这样才能将海外的资源真正转化为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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