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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企业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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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去产能”居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首的背景下,从理论上分析了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企业产能过剩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微观企业层面对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能过剩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海外并购能够有效缓解企业产能过剩;海外并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海外并购; 技术创新; 产能过剩
  【中图分类号】 F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2-0100-05
  一、引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重复建设严重、高耗能、產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普遍的、全方位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为积极稳妥化解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2013年国务院印发《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大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优化技术和产品结构,压缩过剩产能;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兼并重组,支持和培育优强企业发展壮大,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引导国内有效产能向优势企业或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推动形成分工合理,产能规模合理化。这一指导意见为我国治理产能过剩指明了方向。
  现有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的成因;二是产能过剩的测量方法;三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对策。学术界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卢锋[1]认为经济发展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市场需求方面出现重大变化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周黎安[2]和干春晖等[3]认为政府过多介入和干预企业投资决策而导致企业投资过度、供给能力严重大于需求而产生的产能过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产品结构不合理引起,即因长期技术创新乏力、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形成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而高端产品供不应求的产能过剩。关于产能过剩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财务指标法,如固定资产收入比、总资产周转率;函数法,如生产函数法、峰值法、基于固定资本存量的协整法和利润函数法;生产效率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关于化解产能过剩对策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并购重组是治理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魏涛[4]认为并购重组一方面可以直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市场,快速向更大的市场转移产能,缓解企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可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特有技术、能力、知识,通过整合并购双方资源,实现协同效应,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使企业产品向高级化和高附加价值化发展,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优化企业产品、产能结构,缓解因创新力不足造成的低端同质化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政府干预过度形成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如2008年《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75号)、2009年《关于企业兼并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以及2014年《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等。二是企业技术创新是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李明娟等[5]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企业退出壁垒,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合理化企业产能。深入了解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发现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多为低附加值和技术水平落后的行业,且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技术水平落后致使企业资金投向技术含量低的生产环节,导致供给侧产能过剩。针对这种“结构性产能过剩”,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课题组指出需要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利用国际市场输出,消化过剩产能。
  从现有研究来看,崔永梅等[6]已将兼并重组与产能过剩联系起来,发现兼并重组对行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明显的提升;吴先明[7]将海外并购和企业创新绩效联系起来,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仅仅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缺乏兼并重组、技术创新和产能过剩三者关系的研究。现有相关文献大多是从整体上检验兼并重组对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缺乏兼并重组对微观企业个体产能过剩情况影响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微观企业层面对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能过剩三者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探究海外并购治理产能过剩的效果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海外并购与产能过剩
  海外并购有助于转移过剩产能和从供给侧减少产能。(1)转移产能方面。海外并购通过产业国际转移,增加企业的海外销售,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从需求侧向外转移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丁学东认为搭乘“一带一路”政策的顺风车让产能“出海”,彻底释放外部消费需求,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既可以帮助中国制造业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为过剩产能找到出口,化解企业产能过剩。(2)减少产能方面。首先,并购海外高科技企业可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渠道网络等战略资产和战略资源,通过整合并购企业先进的高端产能,减少、淘汰落后的低端产能。其次,通过海外并购可以降低企业退出壁垒,逐渐退出对企业不利的产业环境,最终淘汰落后产能。原因有二:一是在企业层面,并购可以克服市场退出壁垒,减少行业竞争者数量、合理化企业产能;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由于其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安置就业方面的作用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而难以退出市场,海外并购可以使企业在保持税收和安置就业作用的同时使企业逐渐退出产能过剩行业,对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海外并购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产能过剩。
  (二)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
  海外并购促进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是Schumpeter J.的技术创新理论。在Schumpeter J.看来,创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从理论上,并购促进技术创新的途径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并购快速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隐性知识),增强市场控制权(扩大市场范围和消费群体、减少竞争),重塑企业战略(整合兼并重组后的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完善企业研发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二是并购后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可以增强企业的研发效率,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入,加强企业研发实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一些经验研究证实了并购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他们认为并购会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与技术、管理协同效应,能够获取被并购企业的专有知识和特有资源,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并购对创新绩效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向影响,他们认为并购耗费了管理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减少了企业对研发方面长期投资的承诺,最终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下降。学术界对并购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各执一词的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并购的类型是国内并购还是海外并购,国内并购因存在政府干预和“拉郎配”现象而大大降低了并购效率,而海外并购大多是企业基于自身发展战略为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自发进行的。在理论上,海外并购可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特有资源,经整合后形成企业特有的技术或资源,因此,预期海外并购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以上分析,认为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作用,由此提出假设2。   H2:海外并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
  (三)海外并购与产能过剩: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研究开发与高技术创新投入不足,技术创新乏力,企业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消费需求时不能够及时创造出恰如人意的新产品的基本情况,学者们将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向转向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优化升级产品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的技术创新,达到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的战略目标。技术创新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在于:(1)技术创新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向,避免投资“趋同化”“同质化”,进而引发的“涌潮”现象,从供给端减少低质量产品的产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2)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高技术门槛提升市场的集中度,充分利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减少低端过剩产能的供给;(3)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引导新的消费需求,有利于国内产品“走出去”,消化现有产能,从需求端缓解产能过剩的现状;(4)技术创新能够缓解我国一揽子技术设备的引进依赖所导致的低端重复建设问题,化解产能过剩。综上所述,技术创新能够减少低端供给,增加高端需求,避免重复建设,对化解产能过剩起着关键作用。
  前文阐述了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H1),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正相关关系的作用机理(H2)以及本部分又对技术创新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假设3。
  H3:海外并购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中,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即海外并购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09—2013年沪深两市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础,剔除被并购企业中注册地为国内以及样本期间发生多次并购的企业。然后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ST、*ST公司,数据缺失的公司,并筛选出研究窗口期内从未发生过并购的企业,通过倾向性匹配方法匹配出对照样本,最终确定438家企业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手工搜集。数据汇总整理采用Excel,数据分析采用Stata。
  (二)变量定义
  1.产能利用率变化(ΔCU)。用产能利用率变化(ΔCU)来衡量并购前后产能过剩的缓解情况,产能利用率变化(ΔCU)是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前一年产能利用率的差额,若ΔCU>0,则表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是呈上升趋势的,即企业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产能利用率是衡量资本利用、产能闲置的直接指标,其定义为实际产出与产能产出之比。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其基本思想是:以固定资本存量以及材料、人工等为输入因素,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为输出因素,以相对生产效率作为产能利用率的替代变量①。
  2.海外并购(EM)。研究样本中发生海外并购的企业,EM赋值为1,否则EM赋值为0。
  3.技术创新效率变化(ΔTE)。主要有以下三种衡量方式:(1)技术创新的投入,主要包括研发费用支出、研发人员投入等表示投入的指标;(2)技术创新的产出,主要包括新产品的数量、新产品的销售额以及专利的数量等表示产出的指标;(3)技术创新的效率,主要是通过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比较,计算得到投入产出效率。本文采用第三种衡量方式,并参考李健英等[8]的研究,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的企业技术效率②衡量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效率变化(ΔTE)用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前一年的技术效率差额衡量,若ΔTE>0,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
  4.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的盈利能力(ROA),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表示。一般来说企业盈利能力越强,产能闲置的可能性越低,产能利用率越高。(2)企业存续时间(Age),企业创办时间越久,对市场的把控能力越强,管理、营销系统就越成熟,产能过剩可能性越小。采用报告期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的差额加1并取自然对数衡量。(3)企业性质(State),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4)信贷约束(Credit),银行信贷能够引起产能过剩[9],用财务费用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5)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6)固定资产占比(Tangible),使用固定资产净值与期末总资产之比衡量。各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本文旨在研究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与产能过剩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因此,设置了以下三个模型:
  模型1用来检验H1。其中,ΔCU表示海外并购前后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EM是虚拟变量,若为发生海外并购企业,则EM=1,否则EM=0。如果β1显著为正,表明海外并购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
  模型2用来检验H2。其中,ΔTE表示海外并购前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变化。如果α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海外并购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模型3用来检验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关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根据Muller et al.[10]的论述,若存在中介效应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加入中介变量之前,解释变量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二是解释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三是同时加入中介变量和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减弱,且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效应显著。因此,结合本文研究假设预测模型3加入中介变量ΔTE后,解释变量EM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相较于模型1有所降低,且模型2中EM的系数和模型3中ΔT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产能利用率变化(ΔCu)的平均值为0.0401,方差为0.3125,说明在海外并购后样本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但不同企业间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差异较大。技术创新效率变化(ΔTE)的均值为0.0080,方差为0.1745,说明在海外并购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所提升,但是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效率变化存在很大差異。信贷资源配置(Credit)和盈利能力(ROA)的平均值分别为0.0125和0.0305,方差分别为0.0530和0.0694,说明样本企业之间的信贷资源约束、盈利能力差异不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1)海外并购虚拟变量与产能利用率变化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海外并购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初步证实了H1;(2)海外并购虚拟变量与技术创新效率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1398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海外并购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初步印证了H2;(3)技术创新效率变化与产能利用率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7228,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4)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与产能利用率变化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产能利用率呈上升趋势。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1.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
  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1。海外并购虚拟变量(EM)系数为0.0686,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海外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可知,H1成立。
  2.海外并购和技术创新
  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效率变化的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2。海外并购虚拟变量系数α1为0.0517,且在统计上处于1%的显著水平,说明海外并购的确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其他相关因素之后,相对于未并购企业而言发生并购的企业的技术效率是提高的。H2得证。
  3.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海外并购、技术创新效率变化与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3回归结果来看:加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效率变化前,模型1中海外并购对产能利用率变化为显著正效应,系数为0.0686,在5%水平显著;加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变化后,模型3中海外并购对产能利用率变化变为不显著正相关,相比于模型1而言,海外并购虚拟变量对产能利用率变化的作用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明显下降;且模型2中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效率变化以及模型3中技术创新效率变化对产能利用率变化均为显著正效应。根据中介效应的檢验原理可知,技术创新效率变化在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验证了H3。
  (四)稳健性检验
  1.替换因变量指标。采用总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状况,总资产周转率越高,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小。并用海外并购后一年与海外并购前一年的总资产周转率的差额来替代“产能利用率变化”,进一步检验海外并购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
  2.替换中介变量指标。采用研发支出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用海外并购后一年与海外并购前一年研发支出自然对数的差额度量技术创新能力变化(ΔRD),替换主检验中的技术创新效率变化,替换后的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3.进一步考察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产能过剩的长期影响。用海外并购后第二年与并购前一年的产能利用率差额衡量产能利用率的长期变化(ΔCU)、海外并购后第二年与并购前一年的技术创新效率差额衡量技术创新效率的长期变化(ΔTE),进一步检验海外并购对产能过剩的长期影响及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能过剩之间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宏观国家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相结合,研究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和企业产能过剩的关系,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
  1.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变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海外并购有助于缓解企业产能过剩。对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可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提倡和鼓励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并将之作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
  2.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能利用率变化的正向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海外并购可通过技术创新路径来影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建议政府一方面应加大科研扶持力度,为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提供更宽广的融资渠道和税收优惠,促进技术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制定严格的监督机制,保护技术创新成果,使技术创新成果产权明晰化,这反过来又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
  3.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效率变化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海外并购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议政府在制定海外并购相关政策时,可广泛运用诸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大激励作用的政策工具,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卢锋.治理产能过剩问题(1999-2009)[C].2012年夏季CMRC中国经济观察(总第30期),2012.
  [2]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3] 干春晖,邹俊,王健.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中国工业经济,2015(3):44-56.
  [4] 魏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优化升级问题研究——以海尔集团海外并购的实践为例[J].宏观经济研究,2017(5):158-166,175.
  [5] 李明娟,于卓群.互联网转型并购绩效实证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交易[J].会计之友,2018(20):76-80.
  [6] 崔永梅,王孟卓.基于SCP理论兼并重组治理产能过剩问题研究——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6(10):7-13.
  [7] 吴先明.我国企业知识寻求型海外并购与创新绩效[J].管理工程学报,2016(3):54-62.
  [8] 李健英, 慕羊.基于DEA方法的我国上市企业创新绩效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2):111-121.
  [9] 张德刚,蒋艳.银行信贷、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的相关性研究——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J].会计之友,2017(11):61-67.
  [10] MULLER D, JUDD C M, YZERBYT V Y. When moderation is mediated and mediation is moderated[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9(6):85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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