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管理思想中探析全面管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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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维，对于人和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其中儒家思想家等都在探寻共性规律的同时，又强调对策略的运用。在当代的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应该善于吸收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促进管理手段的高效化，真正实现管理模式的进步与发展。
關键词：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儒家思想;以和为贵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包含了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模式，无论是治国、治学的模式，还是从微观上对组织进行协调等，都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当中的宝贵结晶，对当代的管理而言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的传统管理模式包含了对于整体管理的思考，特别是重视对整个组织的全面考量，正如中国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包含了全面管理的价值观念。而在传统的封建主义社会中，为了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往往采取全面管理与协调的思路，从中央集权机关到下级的执行机关都分别有特定的管理模式进行协调，因此，在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全面管理观念。在当代的管理行为里，特别是当代的组织与企业的管理中，更需要注重对组织的全面考虑，包含宏观与微观的全面协调，以此来提高管理的水平。
1“道”的顺应与执行思想
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极为重视“道”的含义，从主观的范畴上考虑“道”，一般指的是治国的理论，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上看，则是指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是社会发展的特点。所以在儒家的思想中强调“天行有常”，指的也是对规律的尊重以及执行，即所有的管理行为也需要顺应客观的规律。
《管子》这部著作当中认为，在自然界以及社会运行的过程中，其都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是天地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何种季节与气候变化，其本身都有内在的规律，推而论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轨迹可循，无论是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还是国家对于财政以及人事的协调，包括对农村与城市的治理等，都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称之为“道”。中国传统的管理思维中认为管理者希望取得管理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的轨“道”，也就是让自然万物和社会的发展都按照特定的规律运行。因此，《管子》里也指出“万物之于人也，无私敬也，无私远也”，也就是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轨“道”去运行，对人而言则没有差别，一旦行为上顺应，它就必然会有辅助的力量，其也就必然会走向成功。
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动，其实是每一个人围绕自身欲望而进行的一种自然行为，在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中，价格的贵贱与变化也会受到这种客观的经济规律所影响，《史记》里有“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追求，从而耗费各种力量去追求自身的发展。在司马迁的观点中认为国家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对客观的发展以及各类事务应该少加干预，这正是“故善者因之”，是治国的善政。
从上述的传统管理思维中可以看出，对规律的尊重与运用是管理中的重点也是难点，管理者需要意识到自然事物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规律，并且对这种规律进行遵循与运用，才能够起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尤其是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特点，以及在这种不同特点背后的共性，是人性所共有的规律，也是管理者所需要把握的规律。所以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顺应人性的特点，制定出具备执行力与向心力的规则与模式，号召更多的人服从组织的管理，并且能够实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这也是在管理过程中可以运用的一种特定规律。因此，在中国的传统管理思维中，这种管理模式上的优化与提升，也正是体现在对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上。在客观规律的运用上，传统的管理思维强调从整体上去考虑规律与变化，这也是传统管理思维中全局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2对人的重视与运用的管理思想
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对人的运用，对人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重视人心的向背以及对人才的聚拢。从本质上看，因为传统的管理者中是要夺取天下，并且在夺取天下之后要治理国家，所以人是放在最首位的，中国历来重视得人之“道”与用人之“道”，是传统管理思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人之“道”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为民牟取利益。《论语》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正是儒家思想家认为只有顺应民众认为的利益，并且因势利导进行管理，才能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在儒家思想中要使天下之民归心，需要重视对人的管理协调，特别是注重对人的利益的了解与把握，在这一基础上为百姓争取更多利益。《管子》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的言论认为国家要实现治理上的稳定，就必须要令顺民心，从政令的角度上维护民众的利益，他又指出“从民所欲，去民所恶”，指的是对民众的喜好与厌恶的事物要有了解，才能在管理上依靠并且引导人民。传统的中国思想家把国家治乱兴废之“道”，都归结于是否能获得民心上的支持，也只有民心能够得到支持，才能够推动国家的发展。
从另一角度上看，中国传统的管理学家也认为得人才，是整个得民心过程中的核心。也就是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具备智慧与能力的人才辅佐，只有获得人才的支持才能够为统治者获取民心奠定基础，才能实现众望所归，最终实现天下的治理。《管子》等传统的管理学术著作认为要从事情的变革入手，重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广大民众办实事才能够聚拢优秀的人才，这也是“德以和人”，统治者以良好的品德与“道”德，坚持对人才的安抚与运用，实现管理上的高效。
这也是中国传统管理中强调求贤若渴的思想，只有重视对人才的运用，才能够得贤助之，实现国家与事业的成功。《吕氏春秋》指出“得贤人，国无不广安”，意思是统治者得到有钱人的人辅助，自然国家能够实现安定，国家的疆土得以拓展。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诸葛亮总结汉代的统治管理经验认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认为西汉之所以能够获得统治上的稳定，是因为西汉统治者对贤能者的重视与运用;而到东汉末期，大部分的统治者不重视贤能人才的运用，在选拔人才等机制上多有弊端，而且信任奸臣小人，所以导致国家的统治失效。 从当代的管理模式中可以看出，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如果不重视民心向背，特别是无法将组织与个人的价值观相统一，则不可能实现管理的有效化。从本质上看，组织在管理过程中，必不可避免的产生个体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但是这种矛盾是可以缓和的，其关键在于协调组织与个体之间的价值矛盾，并且寻求个人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共同点。只有让个体意识到个人价值，通过集体的方式方得以实现，在管理过程中才能够协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最终实现管理的高效。另一层面上看，从当代管理学思路中非正式组织的观点分析，由于人才在组织中自然而然会有一定向心力，在正式组织的管理架构里会滋生出非正式的组织，具备自身的非正式组织文化等，所以人才对组织的价值认同，就会影响到非正式组织中个体对于组织的整体判定，从而从价值导向上对整个组织的个体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对于人才的尊重以及对于组织中个体利益的重视，将是组织管理者实施管理手段的重要前提，只有其利益得到最基本保障，并且为个体在组织中的发展争取更多空间，提高组织中个体的稳定性，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与全面性。
3重视人和的管理思维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也就是重视在天时地利的基础上协调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形成团结与协调的管理模式。在传统的思维中认为和谐能够兴邦治国，而对于百姓而言，和气则能生财。因此，传统的管理思维里，将人和放在事业成功的重要要素之一。《论语》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的是对于周礼而言，和是最为重要的元素。
追求和諧的关键在于当权的管理者只有单纯的管理者严格约束自我，并且严禁各种宗派的产生，不任用私人关系，公正无私，才能够在管理过程中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与团结。《管子》指出“无私者容众”，强调管理者必须公正无私，才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在传统的法家与儒家思想家的管理思路中认为，只有从国家的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并且专营利禄的人，同时要消灭宗派，才能够改善官民之间的关系，维持社稷的长治久安。比如唐太宗是一个对团结相对重视的君主，其对于拥护自己与反对自己的人，只要具备才能都愿意去进行运用。比如曾反对其父亲李渊的李靖，在唐太宗的麾下就委以重任，又比如魏征曾经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而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不计前嫌，依然对魏征加以重用，而且还能做到从善如流。所以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巩固其在国家的统治地位，正是在于李世民作为君主能够了解自己的过错，常常思考自己的短处，愿意接受群臣的献策献计，齐心治理国家。正是如此在强调人际和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高效能的人才结构，这种人才结构也维持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从当代的企业管理思路上看，如果管理者重视对人际关系的协调，甚至能不计前嫌，运用各种人才加以辅助，企业的人才结构能够得到最大的优化，同时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向心力。在管理的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不仅仅体现在运用利益去引导部下与自己和衷共济，更体现在面对反对意见时能坦然接受，并且坚持从善如流。管理者不必用生硬的规章制度约束部下，而是应该以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工作其中的员工能服从管理者的管理。对管理者而言还应该强调对员工的包容在企业的现代管理中要全面协调整个内部人际关系，维持良好的上下级与平级关系，才能促进企业具备凝聚力，在竞争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保持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全局性的管理理念，更是基于系统论的管理思维，只有强调系统内在的协调，强调各种力量的聚合才能够实现组织内在能力的提升，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4运用策略进行管理
“决策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间”，这是传统管理思维中对于对策的重视程度。传统的管理者认为在治理军队和国家的过程中，一切具备竞争性的活动都应该重视统筹与规划，特别是要研究判断形势，从而形成正确的策略，以智慧获得胜利。所以在传统管理思维中，对于对策的运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形势的预测，第二是对形势的判断与各种资源的运用，这称之为运筹。
从预测的角度上看，儒家思想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强调的也是对事情情况的预测与判断，特别是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分析，才能够待时而动，获取胜利。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与打仗一样，同样都要对形势进行预测与判断，“知斗则修备”，要善于判断时机和智慧，比如对来年的各种气候、自然资源等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够为来年的经营奠定基础，特别是知“道”粮食的供求与变化，从而为接下来的收购与发售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有非常多运筹相对成功的案例，比如战国时期的田忌赛马，按照谋士的策略分配马力的强弱，最终获得转败为胜的机会。又比如在军事上通过运筹的对策，如孙权与刘备针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孔明运用的空城计，都是运用各种策略以弱胜强的经典。
从上述的这些管理的模式中可以看出，对于策略的运用是当代管理全局观念的重要体现，策略需要分析各种具体情况，特别是要针对各种资源进行综合分析与预测，从而形成对应的策略。对情况的预测，是建立在对已知情况的全面了解基础上。管理者要熟悉自己手中所具备的各项资源，包括固定的资产以及各种无形的资源，因为对资源的运用是管理者统筹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只有善于运用各种资源，并且能够对形势进行准确的预知，才能够为其谋略与方法提供基础，最终能够以智慧获得胜利，推动管理的有效化。
5结束语
在管理的过程中，对传统管理思想的运用，需要管理者结合当代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对各项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协调，从而为管理的策略与发展方向提供基础。管理者始终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维，重视对民心的聚拢，强调以和为贵的思维，才能够在管理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并且能够实现管理的有效化和持续性。因此，对于传统管理思维的进一步运用，应该考虑到传统管理语境与当代管理之间的差别，善于提取管理的共性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实施有效的管理，才能够推动管理的发展。管理者的发展应该是对思维的运用和发展，管理上的有效化也应该善于结合各种资源，特别是传统的管理思想，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应该在管理的过程中结合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运用，从而增强管理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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