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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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经济增长形势下，激发内需，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是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居民消费并不仅由收入水平所决定，同时受到产业发展、收入来源及公共财政支出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文章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状况的以上因素进行分析，剖析清楚这些因素对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强度，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改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关键词：农村居民 消费 灰色关联
中国经济“十二五”以来增长不断趋缓，加快消费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政策着力点之一。消费体现着居民实际福利水平的高低，因此，提高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升级也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题中之意。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2009年以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脱贫减贫工作成效显著，十八大以来累计脱贫人口约850万，但贵州目前经济发展仍存在以传统行业煤、酒、烟、电为主导，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中心城市辐射力不强，经济增长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影响大，农民增收渠道有限。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能更加有效地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为持续经济增长和脱贫攻坚工作夯实基础。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特征
（一）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速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根据贵州省统计年鉴，2000-201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均呈上升趋势，且在2009年后增速大幅提升，这也是贵州省经济起飞的时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1374元提高到2017年的8869元，年均增幅11.6 %，人均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1096元增加到2017年的8299元，年均增幅约12.7 %，略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主要是近两年增幅较快。
（二）生存型消费占主导地位，发展型和享受型比重持续提升
从2000-201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各项消费占生活消费比重来看，以衣着、食品、居住类为代表的生存型消费占据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大部分，三者所占总比重从2000年的80.19%下降到63.32%，其中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支出在总家庭支出中的比重由62.7%下降到38%。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为主的发展型消费支出从13.87%上升到18.2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类为代表的享受型消费支出从5.94%大幅提升到18.45%。
二、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建模
数据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2000-2018），在此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模型进行研究。灰色关联模型最早是由我国学者邓聚龙（2002）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这种方法在对灰色系统分析方面具有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目前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灰色关联分析具体步骤介绍如下：
1.首先确定分析数列。根据评价目的选取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设参考数列（母序列）为，比较数列（子序列）为。
2.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由于系统中各因素列中的数据可能因量纲不同，不便于比较或在比较时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一般都要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3.求灰色关联系数。与的关联系数为：
，
其中为分辨系数，一般取值区间为（0，1）。当时效果最好，一般取0.5。
4.求关联度。为了便于整体比较，将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集中为一个值，即求其平均值，作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关联度ri。公式如下：
，
（二）变量选取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即家庭消费取决于对未来长期收入的预期。为验证这一假说是否在贵州农村适用，分别对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进行分析。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得，占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村教师、村干部兼职、外出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财产性收入一般来源于利息、集體事业分红、租金、土地征用补偿金、土地流转收入等，转移性收入一般来源于社会救济、扶贫、赈济所得，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看作家庭收入的暂时性增加。
由于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来所劳动生产率较低，从长期看，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依然要是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型中因此加入了产业构成的影响。模型也加入政府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考察公共财政政策对农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第三产业与消费关联性最高，其次为第一产业，最后为第二产业。作为以工业强省为发展方向的贵州，第二产业与消费关联度较低主要由于该省工业以传统产业及重工业为主，产业带动力不强，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具体来看，食品支出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高，居住、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支出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较高，涵盖各层次的消费。
2.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整体高于其他类型收入，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等以发展型和享受型为主消费支出关联较为密切，表明扶贫救济等政府转移支付对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有着重要作用，但这些收入属于政策性的暂时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长期效果仍存在疑问。
工资性收入与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居住支出关联度较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与食品支出高度相关，关联性达到0.93，作为农村收入的主体这也体现农村居民消费目前还是处于较低的生存型。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要低于其他三项收入类型，这与农民自身财产性收入不多密切相关。
3.在政府转移支付方面，医疗保健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医疗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家庭消费能力。社保支出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关联度最大，提高社保支出水平对于家庭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高，仍处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阶段。第三产业发展，农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政府医疗支出与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联性较高。鉴于此，文章认为在未来仍需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增强第二产业的就业和经济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稳定转移支付的相关政策，帮助农民树立消费信心，增加医疗保障支出，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厅项目贵州省扶贫搬迁移民消费状况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黔科合基础[2016]1529-2号）。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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