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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年度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林素 李龙会

  【摘要】 预算信息作为一种预测性信息,当前有关预测性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利预测上,对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甚少。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研究结论如下:我国上市公司预算的可靠性较一般,且预算误差逐年上升,预算的可靠性越来越差;代理成本与预算可靠性显著负相关;信息性质与预算可靠性显著正相关;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可靠性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预算可靠性显著负相关;财务杠杆与预算可靠性显著负相关;在董事会特征变量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都与预算可靠性负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监事会规模也与预算可靠性不显著负相关。此外,公司规模、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也与预算可靠性负相关。
  【关键词】 预算; 信息披露; 可靠性
  
  一、引言
  
  在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历史性会计信息含量的研究比较多,尤其集中在强制性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方面,对预测性会计信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IPO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研究,对管理层的预测性信息研究相对较少。
  预算信息作为一种预测性信息,笔者查阅文献发现,现有有关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也只有少量的规范性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文献对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及其可靠性进行实证研究。在盈利预测信息由强制性披露改为自愿性披露的情况下,笔者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进行研究,找出影响预算可靠性的因素,可以发现公司预算的质量和水平,反映公司治理的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预算信息披露作为一种预测性信息,可以借鉴现有盈利预测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一定的研究。下面经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外部环境变动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预测是一种基于目前客观性情况推测未来趋势的主观性行为。对于预测的准确性,一方面取决于预测所涉及的预测期间的长短,预测期越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从而预测的准确性也就越差。另一方面,公司预测期间的盈利变动幅度(程度)也是影响预测准确性的重要因素,盈利变动程度越大,代表盈利越不稳定,即盈利增长幅度或降低幅度越大,预测的误差就大,则难以对下期盈利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由于预算活动属于预测行为,二者具有相似性,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外部环境变动幅度与预算的可靠性负相关。
  (二)股权集中度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传统代理理论认为,股权结构越分散,单个股东就无力去监督经营者,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就更有动力和能力去监督经营者,提高经营者管理效能,从而减少代理成本。但是,在股权过度集中的情况下,比如我国上市公司就存在严重的“一股独大”现象,大股东较容易操控上市公司,这样,大股东实际上成为上市公司的“内部人”。Laporta等(199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Fan(2002)分析东亚国家股权结构与盈余信息含量时指出,控股股东运用控制权对中小股东进行“掏空”时,控股股东会操纵盈余信息,这降低了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同时,控股股东为避免外部股东的密切监督,也会降低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假设2: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预算可靠性负相关。
  (三)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会计事务所站在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司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盈利预测的实现。相对来说,声誉越高、规模越大的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较高,致使公司预算的误差较低。由于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声誉较高,他们对上市公司具有更严厉、更广泛的信息披露要求(Graswell和Taylor,1992),通常认为经“四大”会计事务所审核的预算报告比经“非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预算报告的可靠性要高。蒋义宏、魏刚(2001)研究认为会计事务所审计对预测的可靠性有一定的影响。
  假设3:经过“四大”会计事务所审核的预算报告的可靠性较高。
  (四)财务杠杆与预算信息可靠性
  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公司面临较多的市场风险。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公司的资本来源在考虑资本成本的情况下,通常会优先选择内部融资,再是股权融资,最后才是债务融资。但内部筹资有限,配股和期权融资受公司盈利能力和业绩影响,外部债务融资面临的风险较大。从而公司有操纵盈利预测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预算的可靠性也就越低。
  假设4:资产负债率与预算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
  (五)公司治理机制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公司治理机制反映了公司的基本特征。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等公司治理变量对公司的盈利预测和预算信息披露可能产生影响,通常认为,董事会规模和监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监控和约束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降低CEO或董事长控制董事会的可能性,促进信息的透明化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聘任有能力的外部董事参与公司决策,会促使公司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从而对预算信息披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显然也会影响到预算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假设5:公司治理特征对预算可靠性有系统影响。
  (六)代理成本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笔者在研究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中,预期代理成本与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负相关,并得到了实证检验,即代理成本越大,公司越不愿意披露预算信息。通常情况下,代理成本能影响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行为,从而也对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假设6:代理成本对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有系统影响。
  (七)信息性质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信息披露能向外界释放有关公司基本信息和私人信息的信号,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使投资者理性投资和决策,减少代理成本。管理层在有利好消息时,通常会向投资者披露更多信息(Clarkson,1992)。笔者在研究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中,已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信息性质与预算披露行为正相关的结论,即公司有利好信息时,管理层对公司前景持乐观态度,也更愿意披露来年的预算。因此,信息性质对盈利预测披露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也造成盈利预测误差存在差异(张翼、林小驰,2005)。
  假设7:信息性质对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有系统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深市和沪市的A股上市公司2005-2008年共4年的年度公开数据。在原来研究预算自愿披露行为的3 595家样本中,我们筛选出对预算进行披露的公司,有1 215家。经过数据整理,剔除异常值和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 189家样本公司。所有样本都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和PT公司。预算数据来自于各年度财务报告中的披露,笔者从其“董事会报告”一栏中一一查出,并经手工整理。财务报告主要从巨潮网中下载,其他如公司治理、董事会特征、会计事务所审计等变量的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笔者将会用到的变量指标进行了整理和归类,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指标的选取都参考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取舍和适当修正,使得各指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各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预算的可靠性。
  Error=a0+a1Environ+a2Cost+a3Ceodual+a4Board+a5Ourdir+a6Supervise

  +a7Audit+a8News+a9Square+a10Liability+a11LgSize+a12Industry+a13Year+ε
  
  四、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国证监会于2004年12月31日发布条款规定,若公司公开披露过本年度的盈利预测,其利润的实际数较预测数低10%以上或较预测数高20%以上,要求公司详细阐明造成差异的原因。于鹏(2007)将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可靠性)范围定义为预测误差在10%以内。本文将预算相对误差进行分类,不管预算数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只要误差绝对值位于0-10%、10%-20%和20%以上的,就分别认为预算是准确的、比较准确的和不准确的。
  表2报告了预算相对误差的分布情况。从各年份和整体上看,预算误差在0-10%范围内的公司比例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50.99%、44.31%和42.83%,三年的平均值为45.33%,可以看出,我国有近一半上市公司的预算是准确的,但公司所占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预算误差在10%-20%范围内的上市公司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预算误差在20%以上的公司比例没有太大波动,各年份和整体平均值的公司比例保持在25%-30%之间;预算误差在10%-20%范围内和20%以上的公司比例在各年份和整体平均值上都是相当的;各年度的预算误差平均值分别为14.55%、16.16%和17.23%,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且三年整体的平均值为16.2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预算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可靠性一般。但预算误差逐年上升,可靠性越来越差。
  
  表3反映了各变量的基本信息。在1 189家样本公司中,预算误差均值为16.24%,从整体上看,预算准确性比较好,可靠性一般;外部环境变动均值为25.47%,公司面临的环境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代理成本均值为7.85%;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样本有124家,占10.43%,董事会规模平均有9.5人,独立董事人数平均为3.3人,监事会规模平均为4.2人;公司财务报告由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有67家,占5.65%,说明绝大部分公司还是选择“非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审计;有利好消息的公司共996家,占83.77%,说明绝大部分公司有利好消息;股权集中度均值为19.08%,最大值达70.29%,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非常严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52.14%。
  (二)变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只是揭示了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③。本文的相关性分析结论如下:公司具有的信息性质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外部环境变动指标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在Pearson系数下统计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监事会规模、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误差负相关,但统计不显著;代理成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分别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统计都不显著;单变量相关分析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有效地揭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相关分析表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都小于0.5),不存在高度相关性,表4中的每个变量的VIF值都小于5,故模型中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在利用Eviews、SPSS软件回归检验中,利用怀特检验,我们发现模型有异方差现象,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消除了异方差。又模型的D-W值为2.047,说明模型没有自相关现象。模型的F值为39.833,在0.0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同时,修正的R2值为0.314,说明模型成立,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解释力。
  
  我们发现,代理成本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代理成本越大,预算越不准确,预算的可靠性就越低;通常代理成本越大,公司越不愿意披露预算信息,同时,对预算信息披露了的公司,代理成本越大的公司,预算的可靠性也比较差。具有“好消息”的公司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即具有利好消息的公司,预算的误差越小,其可靠性就越高;通常具有“好消息”的公司更愿意披露预算信息,同时,对预算进行了披露和具有“好消息”的公司,预算的可靠性比较高。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即经过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预算的误差较低,可靠性相对就高。股权集中度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股权越集中,预算误差越大,预算的可靠性也就越低。这些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假设得到了检验。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虽然自愿披露了预算信息,但预算的误差也越大,其可靠性也就低,这也与本文预期相一致。
  在董事会特征变量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都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由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大股东有较强的控制权和表决权,董事会成员内部存在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同时,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完善,独立董事的专业胜任能力与工作精力和态度严重影响到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运行,致使独立董事制度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董事会治理效率和作用并没有显著提高。监事会规模也与预算误差不显著正相关,通常情况下,监事会只起到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监督作用,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控,但无权加以干涉,所以,监事会对预算可靠性没有实质性影响。
  此外,公司规模、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也与预算误差正相关。公司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公司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就不同,资产的配置也不一样,故预算的可靠性也就不同。样本在各年度由于公司不同、数量不同、环境不同,故各年度的预算可靠性也不一样。
  (四)稳定性测试
  在稳定性测试中,我们可以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三分之一的样本数,再进行回归检验,看回归结果是否与总样本回归结果一致④。在1 189家披露了预算信息的公司中,我们随机抽了350家公司对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文上述的结论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回归结果表),所以本文通过了稳定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在描述统计方面,我们发现,有近一半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误差维持在10%以内,预算误差均值为16.2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预算的可靠性较一般;且预算误差逐年上升,预算的可靠性越来越差。
  
  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中,我们发现,代理成本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代理成本越大,预算越不准确,预算的可靠性就越低。具有“好消息”的公司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具有利好消息的公司,预算的误差越小,其可靠性就越高。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经过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预算的误差较低,可靠性相对较高。股权集中度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股权越集中,预算误差越大,预算的可靠性也就越低。财务杠杆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虽然披露了预算信息,但预算的误差也越大,其可靠性也越低。在董事会特征变量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都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监事会规模也与预算误差不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司规模、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也与预算误差正相关。

  对后续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笔者认为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公司由于面临更严格的市场监管和信息需求,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应该较高,故样本选择可以扩展到B股上市公司,进而比较A股与B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差异。再者,地区市场化水平不同,面临的环境和市场竞争程度也不同,从而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披露水平也不同,因此,我们也可以考虑把这些因素引入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1] 蒋义宏,魏刚.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 唐跃军,程新生.信息披露机制评价、信息披露指数与企业业绩-基于931家上市公司的调查[J].管理评论,2005(10):8-16.
  [3] 叶少琴,胡玮.IPO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影响因素与准确性[J].金融研究,2006(9).
  [4] 张翼,林小驰.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层盈利预测[J].中国会计评论,2006(12).
  [5] Clarkson,P.A. Dontoh,G. The voluntary inclusion of earnings forecasts in IPO prospectuses[J].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 1992,(Spring):601-626.
  [6] Chen,C.J.P. Jaggi,B. Associ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family control and financial disclosur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0,19:285-310.
  [7] Fan,J.P.H. T.J.Wong.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2(33):401-425.
  [8] Ferris,K.R.D. C.Kayes. Some evidence on determinants of Profit forecast accura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1987(16):27-36.
  [9] Craswell,A.Taylor S.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of reserves by oiland gas companies:an economic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1992(19):295-308.
  [10] Haskins,M.E. Ferris,K.R.,Selling,T.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nalysis:a contextual emphasis,Irwin McGraw-Hill,Boston,2000.
  [11] Laporta,R. A.Shleifer.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 1999(54):471-517.
  [12] Webb.The impact of reputation and variance investigations on the barrier to the third wave[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2,27:36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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