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金制度框架的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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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会清 王剑
[内容摘要]基于资产的准备金制度是针对金融机构的各类资产而制订，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资产类别与规模计提不付息准备金。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相比，ABRR在宏观调控上具有提高货币调控效率、拓展结构调整功能、强化宏现审慎监管、便利资产价档调节的优势，对各国央行特别是我国的货币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对该制度的内涵特征、作用机理、优势与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国经济金融环境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可参照ABRR思想尝试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实施法定准备金制度。
[关键词]基于资产的准备金制度；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结构调控；宏观审慎监管
我国的货币调控实践表明，在多目标约束的政策框架下，亟待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提高调控效率。基于资产的准备金制度(Asset－Based Reserve Require－ments，简记ABRR)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选择，该工具不仅可以强化总量货币调控的效率，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也能实施微调，还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监管功能。为此，我们研究了ABRR的涵义特征、作用机理、政策优势以及局限性等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其适用性进行了分析。
一、ABRR的涵义、特征及政策实践
(一)ABRR的涵义
现行的准备金制度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而制订(即基于负债的准备金制度，简记LBRR)，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存款规模缴存准备金，目的是防范银行挤兑引发的金融风险，后来在中央银行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巨大杀伤力的货币政策工具。而基于资产的准备金制度(ABRR)则是针对金融机构的各类资产而制订，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资产类别与规模计提不付息准备金，目的是在金融脱媒快速发展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市场环境下，强化货币调控的效力和实施结构性调控。两者同属于资产负债表监管手段，只不过侧重点和政策目标有所差异。
(二)ABRR的特征
与LBRR相比，ABRR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政策覆盖面更为广泛。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有义务按照中央银行的要求计提准备金，由此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的不利位置，促进了市场公平和避免过度的金融脱媒；二是充分考虑作用对象的差异性。ABRR针对金融机构所持资产的类型差异制定不同的准备金率，便利中央银行实施结构性的宏观调控，弥补LBRR等传统工具只能总量调控不能结构调控的缺陷；三是可以部分实现微调功能。ABRR的作用对象是金融机构所持的资产，变动准备金率并不形成类似LBRR的放大效应，且准备金率是针对特定类型的资产设定，不至于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因而便于实施货币微调。
(三)ABRR的政策实践
ABRR最早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提出，欧美等国都有类似的政策实践。1992年，美国的监管部门曾要求保险机构根据所持资产的风险和规模计提准备金，还专门建立了一套资产估值体系以适应该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瑞典，曾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根据所持房地产业相关资产的规模计提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以对抗房地产领域的金融风险。上世纪七十年代盛行于欧洲的信贷限额政策以及美国的保证金要求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ABRR思想。尽管出台这些政策的初衷并非出于货币调控的考虑，而是为了强化金融监管或其他目的，但核心思想都是从金融机构的资产人手实施结构性调节，这就证明ABRR在政策操作上具有可行性。
其后，由于金融业的抵制和放松监管的压力等原因，早期与ABRR相类似的各项政策逐渐取消，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将其应用于货币调控的政策实践。然而，国际学术界和中央银行并未放弃对该制度的关注，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alley(2004)和美联储研究员D'Arista(2002)都曾对ABRR在货币政策中的运用进行过深入地研究，认为该制度将会大大提高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能力，并且设计了相应的操作流程。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在反思危机成因之后，要求采用ABRR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呼声日益增多。Wener和Sabatini(2007)、Baker等人(2009)均建议美联储应当引入ABRR以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和管理金融风险。Holz(2007)建议欧央行利用ABRR的结构性调控优势，在控制局部地区(如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又不妨碍欧元区整体的经济增长。Palley(2010)则明确指出，对于欧美央行而言，要实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平稳退出，ABRR是最佳的工具选择。
二、ABRR的政策框架与作用机理
(一)ABRR的政策框架
作为一种操作便利的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工具，ABRR的政策框架及其作用机理其实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就是中央银行通过变动各类风险资产的法定准备金率，调节金融机构持有对应资产的资金占用量，影响其资产配置的总成本与总收益(或者不同资产的相对成本与相对收益)，间接控制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和证券投资总量(或者各类信贷投放和各类证券投资的构成比例)，进而达到总量货币调控(或者结构性调控)的政策目标。当中央银行上调信贷资产的总准备金率时，将会增加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成本，有助于遏制信贷投放的过快增长，起到宏观紧缩货币总量的效果；当中央银行针对高风险的资产类别设定较高的准备金率时，可以降低此类资产的相对收益，促使资金流向其它风险较低的资产类别，从而起到微观结构性调控的效果。
(二)宏观层面的作用机理
由ABRR的政策框架可知，如果中央银行调高信贷资产的准备金率，那么商业银行发放同样的信贷必须计提更多的准备金，从而提高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为减少资金成本上升对利润的挤压，银行提供给客户的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上浮，进而压制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在利率传导机制畅通和开放经济环境下，贷款利率总水平的变动可能会传递至货币市场，引发货币市场利率上涨乃至货币汇率的升值，从而对净出口变量也产生间接的抑制作用。
根据信贷资产与国民经济总需求的对应关系，ABRR还能够有效调节总需求结构。当只上调消费类信贷的准备金率时，将会提高消费者贷款利率，而投资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及与之相关的货币汇率均保持不变，结果仅降低了社会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并不受影响；同理，当只上调生产建设类信贷的准备金率时，将会提高投资贷款利率，仅降低社会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并不受影响。
ABRR在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繁荣阶段，当某类证券资产的价格P或信贷L的增速(P*或L*)大幅超出其长期趋势值(P*或L*)时，就要求调高准备金率，以减少此类证券资产和信贷投放的资金供给，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和不良贷款的形成；在经济下滑阶段，当P和L快速下降时，就调低准备金率以释放之前存入的准备金，增加此类证券资产或信贷的资金供
应，以避免资产价格过快下跌造成的金融市场动荡或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
(三)微观层面的作用机理
就信贷资产而言，ABBB在微观层面的结构性调节作用主要通过信用配置效应来实现。如果将信贷资产的分类口径细分至行业、地区层面，通过变动特定类型贷款的准备金率，就能影响信贷资金在微观层面的配置，起到结构性调控的效果。例如在钢铁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调高投放于钢铁业信贷资产的准备金率：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的营运资金压力，减少此类贷款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迫使商业银行提高此类贷款的利率，抑制信贷需求。通过资金供给和贷款需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达到合理调节信用配置的政策效果。
至于证券资产，ABRR同样通过信用配置效应来实施结构性调控，只不过信用的表现形式变成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调控目标也变成了证券资产的价格。根据调控需要，可将证券资产细分为债券、股票、资产抵押证券等小类资产。当某类证券资产(如股票)价格过快上涨，显现泡沫迹象时，中央银行可对该资产设定较高的准备金率，削弱金融机构对此类资产的购买力，抑制泡沫的进一步膨胀；反之，当某类证券资产出现价格暴跌，威胁到金融市场稳定时，中央银行也可下调该资产的准备金率，及时维护市场信心，使其恢复到合理的价格水平。
ABBB的信用配置效应类似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选择性信用控制，但信用控制是一种数量性的行政管制工具，容易导致信用配给问题，降低资金配置的效率。而ABBR能在不改变总体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调节各类信贷资产的相对价格(即相对利率)，通过价格杠杆的内在作用实现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
三、ABRR在宏观调控上具有的优势
(一)提高货币调控效率
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通过银行中介的传导机制来影响实体经济，但金融创新导致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传导载体的缺失使得货币调控效果逐渐弱化，而覆盖所有金融机构的ABRB制度将有效弥补这一缺陷。传统工具主要是对银行中介的可用资金总量进行调节，再通过银行的资金调配间接影响实体经济，如果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或者银行采取规避性的资产配置策略，货币政策就难以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而ABBB直接作用于银行等金融中介的特定资产，增加了金融机构采取规避性策略的难度，更好地维护货币政策的实效。
ABBB可在不变动基准利率的条件下对局部市场失衡进行校正，而将利率工具用于宏观经济的整体调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单一政策工具与多重政策目标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例如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宏观调控难题：一方面要维持国内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动力，另一方面又要规避流动性过多所引发的局部市场价格上涨风险。在通常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主要依靠提高利率来抑制价格上涨，但会伤及正常的投资和消费。而在ABRR制度下，中央银行可在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提高特定市场的贷款准备金率，将政策目标锁定在具体的失衡市场，以此实现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双重目标。例如在房地产市场，可提高抵押贷款的准备金率，抑制商业银行的放款冲动和过度膨胀的房地产消费需求；对于农产品市场，可调低涉农贷款的准备金率，增加农业生产的资金支持。
(二)拓展结构调整功能
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来看，只要相关部门制定出产业调整清单和信贷资产对应的产业分类标准，中央银行就能利用ABRR调节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例如要发展新能源产业，中央银行可适当调低投放于风能、太阳能等产业中的贷款准备金率，以引导银行资金进入该领域。宏观调控部门还能根据特定产品产能过剩或者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制定出需要限制产能或者增加供给的临时性产品清单，只要信贷资产的分类口径能与之相匹配，ABRR同样能够调节特定产品领域的资金供给和生产投资，在较短时期内起到稳定市场的效果。
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来看，ABRR使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运用成为可能。例如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内的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显露出较为明显的房地产泡沫，通常情况下，欧央行应提高基准利率予以应对，但这又会损害到区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引入ABRR，欧央行可以要求西班牙等国央行视本国实际情况，提高房产抵押贷款的准备金率，遏制房地产泡沫膨胀，同时又不影响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差距较大的单一国家而言，也可以参考这一调控模式来引导资金在地区间的分配，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强化宏观审慎监管
与现有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如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等)相比，ABRR的逆周期调控能力更强。根据资本缓冲政策的要求，在经济上行期，银行盈利增加，风险权重下降，资本充足率随之上升，即便实施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政策，仍不能阻止银行扩张信贷。而在下行期间，银行不知道经济恶化会持续多长时间，不敢释放经济景气期间积累的资本。而ABRR可以在经济上行期间直接抑制高风险资产的信贷，在经济下行期间释放这些准备金，缓冲流动性短缺造成的去杠杆化问题。
动态拨备(dynamic provisioning)依据的规则是基于过去的信贷损失数据，难以准确估计未来的违约概率。并且仅针对银行账户风险敞口而不针对交易账户风险敞口，而那些大型的、国际化运营的商业银行，金融交易在资产负债表上往往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而存在较大的政策漏洞。尽管ABRR也要基于客观指标来构建，但同时允许决策部门综合考虑宏微观经济数据后，选择合适的时候计提和释放准备金，增强了审慎监管的准确性和灵活性。ABRR针对所有资产的特征也填补了动态拨备不针对交易账户的政策漏洞。
(四)便利资产价格调节
Bernanke和Gertler(1999)、Goodhart and Hofinann(2001)等文献已证明资产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和通胀指标产生影响，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做出必要的响应。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基准利率的方式来影响资产价格，但很多时候利率工具并不足以左右资产价格的走势，还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副作用。ABRR在局部市场的结构调控功能，使其成为平抑资产价格波动的理想工具。Myftari和Rossi(2007)在比较了几种干预措施之后，认为ABRR是中央银行调节资产价格的最有效工具。
在某类资产的价格显现泡沫迹象时，中央银行可通过提高该类资产的准备金要求，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资，促使其价格下降至合理范围，但一般利率水平却保持不变，不至于对消费、投资等变量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同时，由于ABRR覆盖所有金融机构的各类资产，确保该工具能够对债券、股票、衍生品等金融资产施加足够的影响，只要相关市场的监管部门认定某类资产存在价格泡沫，中央银行就可利用ABRR对其进行干预，要求持有此类资产的金融机构计提更多的准备金，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进一步累积。
四、ABRR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与局限性
(一)金融机构的资产分类及准备金率的判定标准难以确定
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基于风险的资产分类标准可作为ABRR的参考，但这一分类口径过宽，难以满足精确调控的要求。而分类口径过窄又容易导致准备金体系的复杂化。此外，银行贷款的对象往往是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一些大的贷款项目也经常涉及到多个行业或地区，难以根据贷款资产的具体属性实施结构性调控。
ABRR的调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金率的设立是否适当，而准备金率的确定和相机调整必须建立在一个精确设计、简单明晰的规则之上，以免监管者主观判断对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产生消极影响。然而，规则中核心参数(如信贷规模的长期趋势值)的取值却是一个难题。尽管在引入ABRR的初期可以通过试错法逐渐找到合适的参数值，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对参数值进行适时调整，这就对监管部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二)金融机构的经营策略和规避行为可能限制ABRR的作用
在流动性充裕时，为维持资产结构的稳定性，金融机构可能会利用富余资金来计提准备金，而不是响应ABRR去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而在没有富余资金时，金融机构可能通过减少其他资产的持有量，将多出来的资金用于补充ABRR所针对资产的准备金账户。如果ABRR调控的是不符合政策导向但高收益领域的信贷资产，那么商业银行有可能减少符合政策导向但低收益领域的信贷发放，其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
尽管金融机构不会采取故意的规避行为，但在有限的市场机会约束下，其调整资产结构的意愿并不一定能实现。例如中央银行下调环保产业信贷资产的准备金率，激励商业银行加大对该产业的资金支持，但与政策导向一致的优质项目可能很少，银行也没有能力根据ABRB的要求来及时调整信贷资产结构。在资产结构难以调整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通过货币市场融资以满足ABRR对于准备金计提的要求，从而推高货币市场利率乃至整体利率水平，进而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冲击。
(三)非金融企业的价格弹性和融资能力可能削弱ABRR的影响力
准备金计提向贷款利率的传导，以及贷款利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是ABRR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然而，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这一传导机制可能陷入“梗阻”状态。即便是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如果企业客户的市场地位高、议价能力强，银行可能会选择较低的利率上浮幅度，而由自身来承担ABRR所产生的部分资金成本。对于一些高收益领域中的垄断企业而言，价格弹性并不高，银行上调贷款利率并不足以影响其贷款需求和投资行为，ABRR同样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
在金融市场发达的经济体中，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或者引入股权投资者进行融资，以减少ABRR所引起的贷款成本支出。例如中央银行上调高污染行业信贷资产的准备金率，进而推高针对该行业的贷款利率，但部分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途径获取低成本资金，从而规避ABRB的政策影响。
(四)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国际协调存在较大难度
ABBR要求覆盖所有金融机构，但在“机构监管”体系下，此项制度不太容易得到监管部门的一致认可。即便在监管层面能够达成一致，ABRR在实际应用中仍有可能遇到信息沟通上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数据通常只向各自的监管部门上报，作为决策方的中央银行并不掌握基础性的资料，虽然经由其他监管部门也可以间接获取数据信息，但又难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下，ABRR针对的资产很可能涉及到跨境贷款、跨境证券投资等业务。如果一国中央银行针对这些跨境资产变动准备金率，将会影响到母国机构的跨境投资行为，进而对东道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一定影响。次贷危机期间，欧洲一些国家为防止资金外流所出台的政府担保政策就曾引起过外交纠纷。可见，ABRR的应用需在事前做好充分的国际协调，而协调过程往往耗费较长时间，即便能得到东道国的认同，也可能丧失了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
五、启示与思考
(一)ABRR对各国央行特别是我国的货币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BRR可弥补多目标约束下货币政策工具不足的缺陷，有利于各国央行更好地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一个可行选择，各国央行应结合本国实际深入研究ABRR的作用机制、操作路线等问题，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将其应用于货币调控的实践。就我国而言，面对宏观经济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难题，在传统政策工具受到较多牵制的情况下，更要重视ABRR对于货币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意义，研究如何将其纳入到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
(二)考虑到ABRR尚无政策实践的经验以供借鉴，对于一些操作性的细节问题还需要在事前加以研究
ABRR从理论探讨向实际应用的转化会遇到操作层面的各种障碍，例如该制度的推行可能会遇到金融机构的阻力，为此，在政策设计上应保持较高的透明度和建立明确的规则。在制度引入的初期，监管部门可保留相机处理的权力，以防范参数取值不适当所引起的市场波动，确保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也要在事前做好准备工作，例如如何根据机构特征设定差别准备金率，ABRR如何与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兼容，如何与货币政策工具相匹配等等。
(三)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引入ABRR的条件，但可参照其思想尝试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实施法定准备金制度
ABRR的效力取决于利率市场化、监管框架、资产分类等因素，可能更适用于金融市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从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现状来看，全面引入ABRR尚存较多障碍。然而，考虑到银行中介主导金融体系、信贷投放决定资源配置，以及监管部门对信贷调控具有丰富经验等实际情况，我国可参照ABRR的调控思想，尝试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实施法定准备金制度，待市场条件成熟和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再将其延伸到全部金融机构的所有资产。
责任编辑：邵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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