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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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时代背景出发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产物，并回应了现实社会的需要;二是以辩证思维正确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立统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但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边界，但在价值上三者仍是相互支撑的，割裂地阐释三者是完全错误的;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因此，可以从正式制度和社会性机制的互补关系入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辩证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48-04
　　价值观是对社会中“社会”与“个体”身份判定基础上的关系确定与规范，价值观又可以区分为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新变化反映在思想、观念、价值层面就是多元价值的出现，多元价值一方面促进了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基本价值共识的缺失，核心价值观的弱化，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艰巨任务。
　　一、立足时代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
　　时代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论背景，一切理论都是时代的精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产物，因此，必须从历史——现代、国际——国内两大视角出发去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代化”是阐释中国社会问题的历史背景。现代化是现代中国未来的事业，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传统社会体系与现代社会系统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鸿沟，罗荣渠指出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一直贯穿中国现代社会始终[1]。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过程中存在着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强迫对流，注重于用现成的学说对民众进行灌输，忽视了整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传统思维方式给予重视[2]。因此，培育出一套契合现代理念的价值观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迫切使命。
　　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随后的人生观讨论破除了对“规律”的崇拜，主体的价值被确立起来。主体价值确立的一个后果是多元价值格局的形成，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仍然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保持着形式上的“同一”格局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中国思想界乃至价值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相较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歧，不再是简单的观念分歧，而是深刻的利益分化、知识结构的断裂和现代性目标诉求的差异[3]，也即关注的核心已经悄然变成了“我们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功利主义成为很多人信奉的价值信条，消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利己主义等流行导致社会共识的无法达成、诚信的缺失、精神的颓废和方向感的迷失，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价值阐释：以民主为例
　　以“民主”为例。“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近代以来，民主首先以资本主义民主的形态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公民权与人权的区分之上，是形式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追求一种真实的民主，他不认为存在着普遍适用的民主形式，他认为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也是多元的，此外，“民主意味着对政治真相的揭露。他并不将民主视为体系，而是看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被归结为一场为了民主的斗争。因为民主可以一直被推进或被迫后退，所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斗争的目的是超越民主和民主国家，以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权力的社会”[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看待民主是从时代背景出发的，他没有局限于民主的抽象含义，而是将民主视为动态的、过程性的。对于中国来说，先秦文献中已经使用了“民主”，但其意思是“民之主”。现代“民主”观念最早见于丁韪良的《万国公法》，19世纪时，中文“民主”包含了四种含义：民之主、民主之、与世系君主制对立的政治制度、外国的民选最高国家领袖，其意也为民之主[5]。1873-1895年间，“民主”的第四种含义被广泛使用，1896-1900年间，中国开始接受了“民主”的第三种含义。1900年后，民主的第二种含义开始广泛流行，但在1906年共和的使用频率逐渐超越了民主，至1915年达到了顶峰，但政治的混乱使得共和主义被彻底否定，1919年以后，民主取代共和成为现代政治理念的主要追求[5]。随着1919年共和的消失，完整的民主观也随之破裂了，“共和”理念消失后留下的空白随后被反精英主义和反父权制所填补，这样，民主与激进的平等主义追求发生了联结。
　　通过以上对民主概念和形式的梳理，及对近代时期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简单考察，可以发现：其一，民主作为近代以来的共识性观念，其表现形态是多元的、过程性的。其二，具体到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现代民主观，现代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东西，民主进入中国后唤醒了国民的权利意识，但是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形态虽不复存在，但其思想效能依然在发挥作用，并成为中国人接受外来事物的潜在心理基础;第二，囿于西方民主的理想形态和现实形态，希望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导致“普遍”与“特殊”的冲突。综合以上因素，在推进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区分民主价值与民主制度;另一方面要从中国历史、现实实际出发宣传民主价值与建构民主制度。
　　二、从辩证思维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从空间视角看，三者構成的一个三角形关系;从逻辑角度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三者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阐述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一）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辩证性
　　国家的形态最早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原始部落制解体以后，逐渐过渡到国家形态。国家从社会中诞生出来，但它很快就吞没了社会和个人，社会和个人是作为国家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传统中国，中国人是缺乏一种国家意识，因为天下才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追求。而个人以血缘为纽带编织进了一个巨大的血缘社群中，在这样一种社群-国家的关系网络中，社会的存在也呈现出独特的特征：社会—政治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涉及人与社群或人与国家的关系;关系是一种限定式关系，根据各自的身份，相互地承担义务;关系既具有平等性，又具有等级性。因此，在古代中国，国家、社会与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受“救亡危机”刺激，建设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共识。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社会和个人也开始逐渐发育，在19世纪末期，知识分子强调“合群”和“群学”，随着社会组织蓝图的变化、绅士公共空间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勃兴，“社会”取代了“群”成为中心词，在中国的语境中“社会”具有社会革命和反对儒家伦理的含义。个人观层面，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1900至1915年，个人观念只存在于公共领域，未能进入家族、家庭等领域。新文化运动后，个人观念在公私领域都确立了正当性，但是新文化运动后，个人观又呈现为一种“常识的个人观”，它与西方个人观最大的不同是“权利不再是个人观念不可缺少的核心，或者说个人不是用权利主体来界定的”[5]。综合来看，近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构是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进行的，建设强大国家是核心主题，社会和个人都呈现出一定的工具性特征，三者之间的独特结构使得国家能够调动一切资源集聚能量寻求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这一追求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终于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模式逐渐被放弃，政府向社会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企业放权，特别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逐渐呈现出经济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等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尤其是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已经认识到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系统性结构，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国家吞没社会、个人的计划体制，多元、有活力的社会和权利受保障和尊重的个人的存在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也要坚决反对个人主义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国家强大能力汲取各种资源，继续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事业，提供各种社会保障，推进各项制度建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辩证性
　　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关系的辩证性也体现在三者价值观的辩证性。
　　首先，各价值之间存在着一体性。以“富强”为例，富强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追求，富强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强、民富，在这里就可以发现，“富强”观中内蕴着“国”与“民”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现代社会，“民”的典型含义除了道德哲学含义的“人民”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就是“公民”，公民个体的出现又与现代“社会”同步，因此，我们可以从“国”与“民”的关系延伸出“国”、“社会”与“个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富强”的背后是“进步”理念，当西方“进步”观念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古代的“变易”观相接榫，延伸出四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进步”观：社会向善论的预设、人的德性提升、人的理性能力增长和力量追求。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进步观的“社会向善论”，其在现实社会层面的表现则是“力量的追求”，它的两翼展开为“对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强烈追求”和“社会改造的热情持续高涨”[6]。“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但它又容易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力”崇拜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所信奉的“富强”绝对不能是物质崇拜、功利主義、黩武主义，必须是由法治、公正、和谐、诚信等各种价值共同支撑起来的一个富强观。
　　其次，各价值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以自由和平等为例，不同的学者对“自由”的定义可谓千差万别，尽管对自由的定义各有不同，但自由的存在都预设了“约束”的存在，“因此有关自由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讨论那些最能掌握我们命运的障碍、力量或某些人”[7]，鲍曼将这些约束分为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两类。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因为“它为人们展现了满足利益或实现潜力的希望。简言之，自由是幸福和安宁的基础”[8]。那么，什么是平等呢？海伍德认为“平等”指的是均匀分配的原则，但它不代表一致或一样，如果不能回答“在什么方面均匀”，平等也就没什么意义。不论自由，还是平等，都可以发现他们反映着某种社会关系，自由是要免除各种关系的约束而实现自身的潜能，平等则是对某一物品在社会中的均匀分配原则，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自由”和“平等”纷争的背后是对“权利”与“善”的不同体认，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也就破解了此一矛盾。
　　综合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价值之间既存在着一体性，又存在着差异性，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在讲授的过程中，既不要回避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性，更要从辩证统一性角度进行解读。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于现实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引导作用要求它必须落实到社会实践过程中。如何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学校及社会生活之中？这就需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机制建设。
　　（一）扬弃中西既有的践行经验
　　任何一种学说思想都有变为现实的冲动，儒家价值观与制度的媾和则是在汉朝实现，这是“政——教”合一的设计。儒家的“政”既具有政治义，又具有伦理义，儒家的“教”既具有知识传授的教育义，又具有道德灌输的伦理义。儒家的政与教统一于“礼乐”，“政”是礼的表达，是一种硬性规范，“教”是乐的表达，是一种软性规范，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儒家思想社会化的制度背景。为了传播儒家价值观，一方面，从正式制度层面，国家通过学校设置、人才选拔等不断把儒家价值观贯彻到全社会。另一方面，从非正式层面，儒家士人通过学校、家风、乡约等民间自治行为传播与践行儒家价值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与道德（宗教）的逐渐分离，国家保持价值中立，道德（宗教）被归入个人领域的事务。资本主义价值观很多时候被视为个人私人的事务，但国家也并不是完全超脱于价值观之外，而是不与价值观发生直接的勾连，用观念的力量去影响民众。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观结合的柔韧性使其制度保有相当的弹性，价值观灌输的隐蔽性使其遇到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形式上保障了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也使其更容易内化为民众的一种潜意识价值信仰。但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观的游离性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现代政治离不开人类政治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的支撑。
　　通过以上对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践行机制建设的检讨，可以发现：第一，价值观的践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观与制度是一种强结合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观与制度则是一种弱结合方式。第二，在制度支持之外，二者都重视其他社会机制在践行价值观中的重要性。比如，中国传统社会利用民间书院、村规族约、社学等不断灌输儒家价值观;资本主义社会则利用各种现代传媒手段、民间研究机构、社群组织等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机制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机制的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时汲取中国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践行机制建设的积极经验。
　　第一，践行机制建设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必须融入制度之中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吸取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价值观与君主制关系经验，从制度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又必须借鉴资产阶级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关系经验，确立制度与价值观的结合方式是文明的而非暴力的，侧重思想导向而非权力导向，以柔性方式介入社会生活之中。从制度建设层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机制建设，必须找准二者的结合点。相比于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社会不分的状况，现代社会已经被分割为多个领域，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化，这就要求价值观要根据领域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存在样态，同时，又要能够将其统一起来。
　　第二，社会领域践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除了制度保障以外，还有很多是公共政治无法深入的私人领域，这些领域在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方面比制度还要重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必须深入这些制度无法或不愿干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必须发挥公民个体的积极性，使其认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并潜移默化为其日常行为规范。另外，充分利用现代社会中多种传媒通信手段，营造出一种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来，通过网络、电视、电影、广播、综艺活动等多种手段宣传、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被广大青年学生所接受和践行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它能否解决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价值支持的基础上才能被认可和践行。
　　综合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契合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讲授过程中，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它是针对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价值观问题而提出来的，它指引和规范青年学生的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但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边界，但在价值上三者仍是相互支撑的，割裂地阐释三者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它必须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去，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制度层面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也要从社会生活领域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渠道。青年学生不但要从信仰层面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要积极培育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还要从实践层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中，并贯穿生活的始终。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亨利·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8]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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