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与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一、全球化面临“大变局”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判断。谈“大变局”首先要从全球化谈起，因为自由贸易、贸易的发展、贸易规则的变化等，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全球化有其演化过程。最初是指殖民地方式下的全球化，是所谓的“全球化”，“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由跨国公司主导，推动资本和技术在全球流动和配置，获得了包括发达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工会组织等的一致支持，反倒是落后国家担忧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投入，对其“变相”奴役和剥削。
　　为什么落后国家会有反对之声？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在外投资，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不超过1%。而跨国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来攫取利润。何谓比较优势？其一是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让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简单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工作，因这些劳动力始终处于产业的低端环节，而发达国家大多是熟练劳动力，处于产业的中高端环节，二者不会产生竞争关系。其二是利用落后国家的资源。哪里有资源，跨国公司就到哪里开采资源并进行加工，从而获取利润，因而也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关系。此外，全球化还有“道德”意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从道义上讲是帮助落后国家减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发达国家支援落后国家的一种方式。因此，尽管落后国家有些怨言，但这种趋势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是全球化重要推手。
　　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贸易与投资体系。但是原有的国家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之间制定的，最初叫关税总协定，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出口较少，所以没有加入这个体系。WTO机制想方设法纳入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进入这个体系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遵循同一规则，如都采用低关税、自由准入，那么落后国家将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因此落后国家不愿意加入WTO。采用什么方式为好呢？采用的是“幼稚工业理论”方式。相对于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发展中国家产业只能算是处于“幼稚”时期，无法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产生有力竞争，因此需要发达国家给予落后国家一段时间，允许其对“幼稚产业”有所保护，如设置一些关税、准入限制，发展本国产业，待其成长起来后再讨论平等竞争等问题。WTO基本认可了这样的规则，于是有了“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条款，即落后国家在加入WTO后给予其15年的时间用于发展本国产业。在这15年内允许落后国家对本国产业实施关税、准入、所有权限制、政府补贴等保护措施，使本国的企业、产业能发展起来。15年后取消特殊条款，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在贸易、产业政策和保护机制等方面讨论适用同样条款等相关问题，中国便是在这样的条款下加入了WTO。
　　1978年我们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通过20年的开放，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到2000年时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日益提高，出口贸易不断增长，这个时期被美国称为“超级全球化”（Supergobalization）。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几个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但是中国的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2000年美国受到进口冲击或是中国冲击，财政赤字迅速增长。制造业占就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贸易赤字大幅提高，改变了发达国家认为全球化不会对本国产业等造成冲击的看法，产生了反全球化倾向。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在制造业领域对发达国家形成竞争，近年来更是在一些科技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能力，这就导致美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强烈不满，将工人失业归因于中国制造业的成长，一些企业希望利用政府力量阻止中国企业在科技领域的赶超，跨国公司希望借机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一些政客则担心中国GDP赶超美国从而会使军费支出总体规模赶超，从而不断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变局”？真正原因还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然。因为我们不仅仅可以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可以发展中高端产业，并在一些新的领域具有了竞争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的崛起，对发达国家的利益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所以他们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以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过去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头搞全球化，国际规则由他们制定，他们把全球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管理，但是现在这些国际规则制定者们要退出去，便出现了这样的格局。这就是“大变局”带来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环境以及相关的国际经贸规则发生了变化。
　　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變化来看，应该更加强调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资源禀赋里没有好的资本、技术、教育，只有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这一禀赋发展一些相关产业。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将永远停留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里，产生不了竞争力。拉美、非洲、东南亚国家历经多年发展，为什么没有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或影响？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国家一直停留在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层面，仅出口一些农产品以及自然资源产品，没有进入产业链中高端，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提升。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均不可能长期持续，那么一段时期后经济的增长力就会减弱，也不可能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和竞争关系，自然不会出现贸易摩擦或是打贸易战。
　　如何改善资源禀赋的结构，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就得靠后发优势。这也是我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个显著的差异，我们不光发挥了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用较短的时间、较低的试错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思想，特别是发达国家之前积累的知识和技术，来发展本国产业和经济。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最重要最正确的举措。我们从1978年开始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出口贸易，同时大量引进外资，允许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兴办合资企业，并派遣留学生、访问学者去学习、交流，使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外溢进来，加之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由此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快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这些也奠定了我们20年后加入WTO的基础。 　　如果中国没有发展得如此迅速，没有和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产生竞争关系，他们还是非常乐于推行全球化的。但是中国的突然崛起，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20年的高速发展，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很大冲击，以至于美国反对全球化，并以平衡贸易逆差为由，单方面挑起了针对中国的经贸摩擦。
　　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中美之间发挥各自的贸易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如中国可以用2000万件衬衫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以达到平衡。起初我们只能做衬衫、鞋等低端产品，后来工具、机械、电器等也是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了，但是我们在高新科技产业方面仍比较落后，美国是高新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却偏偏不对我们出口高新科技，同时为了遏制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进行出口管制，并通過长臂管辖来惩罚华为、中兴等中国发展较好的高新科技企业。经贸摩擦谈判，美国让我们采购大豆、猪肉、天然气等典型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以此平衡两国的贸易，长久来看是无法维持的，因此贸易摩擦可能始终都要发生。
　　既然发生了经贸摩擦，有必要分析一下历史上大国间经贸摩擦的结局，共有四种：一是打“热战”。历史上欧洲各个国家互相追赶时期，打了很多长达三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的“热战”，以此作为相互崛起的手段;二是开展长期经贸摩擦。美国追赶欧洲即是如此，虽然没有发生“热战”，但是通过反复大规模的经贸摩擦或是贸易战，最终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其过程亦可称为百年经贸摩擦;三是打“冷战”。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结局是造成苏联解体;四是妥协退让，导致经济衰落，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如曾经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由上分析可知，经贸摩擦可能长期存在，而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不打热战。但不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才能更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二、关于宏观经济走势
　　2020年的经济形势会如何？我认为虽然存在下行压力，但会企稳向好。
　　我们先来分析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
　　一是中美经贸擦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一是导致投资下滑，因为经贸摩擦产生了不确定性。贸易规则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投资的不确定性，使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去年我们的投资增长速度再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其二是导致外贸下降，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4%;其三是阻碍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我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和企业受此影响较大，不仅表现在关键产品、技术的断供上，还有各种预期的影响，如美国一发布“中国企业实体清单”，全世界消费者的消费预期马上发生变化，从而对中国相关企业的销售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企业长期的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以前我们很多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建立在美国一些底层技术基础之上的，现在这些底层技术不能用了，或是以后不能用了，企业研发的速率就会下降，对企业的技术进步造成影响。同时，尽管有些企业研发了一些技术创新成果，但是产品进入市场获得认可还需要一段时间。其四是美国（甚至可能联合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以“断供”方式威胁中国，搞硬“脱钩”，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以此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是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结构性、长期性因素，如劳动力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也存在周期性因素，即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问题，最近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上一轮的经济过热、经济高涨所致。发达国家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是实施“硬着陆”，依靠急风暴雨式的市场出清进行快速处置，但是会导致企业大量倒闭、破产，经济衰退。我们采用的是“软着陆”方式。“软着陆”的好处是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但是经济过热引发的问题却长期存在，目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仍在加快进行之中。
　　尽管上述影响因素使2020年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但是有几个积极因素，可能推动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使GDP增长稳定在6%左右。
　　一是中美经贸摩擦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在短期内稳定预期，从而拉动投资。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有所加大，特别是地方债规模的增加，以及一些货币政策等，将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是城市群的发展将促进下一轮的城市化，以带进经济发展。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城市群发展的政策，除了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城市群外，还有中、东部的省会城市周边都在建城市群，发展同城化，可能使得有些地方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会有所调整，从而拉动一部分需求。
　　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及其新举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倒逼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激励我们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贸易摩擦“晚来不如早来”，现在发生可能更有利，因为可以更早地倒逼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有其相关特征并要求我们积极做好应对。
　　一是要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与以前大为不同，表现在美国市场只占我们出口总额的17%，绝大部分的贸易市场分布在第三方市场，且稳步增长，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扩大朋友圈。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有待开发。以前我们的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两年储蓄率下降，同时我国人均GDP增长至1万美元、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比较快、消费弹性较高、社会保障、消费信贷与金融发展、市场与商业本身的发展（如电商等）、退休群体的消费需求等因素叠加形成消费增长的新动力，有利于当前支出的增长，因此要努力扩大市场消费。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放宽股比限制等系列措施，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并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农业等领域的开放，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
　　四是加大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审批环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政府补贴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扩大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
　　五是着力进行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目前我们不仅在高新科技领域落后，如信息技术领域、芯片、AI、区块链等，在许多传统产业中也存在短板，虽然我国产业门类很齐全，但是许多产业仍处在低端或中低端，在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如精细化工领域，目前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且多数在中低端，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因此，下一阶段我们要重点补短板，加强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落后意味着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依靠后发优势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长期来讲，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有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在“大变局”中持续发展，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收稿日期：2020-01-06 责任编辑：罗建邦）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1055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