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化探索中的深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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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特区实践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城市范例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其产生与发展伴随着人类从蛮荒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过渡。城市既是现代化的动力,又是现代化的产品,人类现代化的重大进展无不和城市息息相关。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实践为中国向现代化目标的迈进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区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广,从而助力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城市范例。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深圳自然资源较为匮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向开放要潜力,持续转变发展方式,不断突破资源瓶颈,走集约化、创新型、高质量发展道路。
1.优化产业结构
深圳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了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产业结构呈现“三个为主”的特征: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2.推进经济发展新旧动能不断转换
深圳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演进、迭代,历经“加工贸易为主一探索高新技术产业一谋篇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创新驱动发展”四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成功切换经济增长动力,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营造保障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法治环境
1.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深圳在发展中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深圳重视市场制度体系的建设,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
2.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深圳历来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营商环境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深圳持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如2018年,推出300项“不见面审批”事项,2019年推出200个“不见面审批”事项;已经实现“秒批”事项104个,特别是在人才引进、社会投资项目备案等堵点痛点领域实现“秒批”,企业“秒批”系统正式上线启用;95%以上日常市场监管事项实施“双随机”抽查,让行政执法更加规范透明。2018年,对标新加坡和香港,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印发了《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改革措施126个政策点,努力营造服务效率高、管理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
3.健全法治建设
深圳重视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两个立法权的优势,紧密围绕特区改革进程中涉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进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提供制度性解决方案。2000年到2012年期间,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解决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管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的矛盾凸显问题;2012年以来,重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配套立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塑造包容开放创新的城市文明
深圳为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提供了“各展所长、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平台,形成了“共生、共助、共发展、共成就”的良性循环。同时,积极学习香港先进的公共服务系统,提升自己城市文明的同时,也为内陆城市公共服务树立了“深圳典范”。此外,把文化创意产业确定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涌现出华侨城、腾讯、华强动漫、雅昌等一批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企业。“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贸易”“文化+旅游”等新业态迅猛发展。
(四)保障民生幸福
深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积极补齐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多元化增加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深化教育和医疗的体制改革,深度挖掘本土资源,积极引进外来资源,努力建成一座平安和谐、包容发展、安居乐业的幸福之城。
(五)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深圳高度重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牢固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建立生态保护制度体系,提升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形成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生产生活方式,建设全国生态环境最优的绿色低碳之城,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优生”。
二、深圳城市化高质量建设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一)发展水平尚待提高
虽然从GDP总量来看,深圳已跻身亚洲城市前5,仅次于东京、上海、北京、首尔,但深圳的GDP总量、人均GDP和经济密度与其他国际性城市的还有不小差距。从GDP总量来看,纽约、东京和伦敦分别为深圳的2.82、2.79和1.79倍;从人均GDP来看,深圳为2.81万美元的差距更大,不到东京的1/2、伦敦的1/3、纽约的1/4;从经济密度来看,深圳为1.83亿美元/平方公里,不到纽约的1/7、首尔的1/3,不足东京、新加坡和伦敦的1/2。
(二)基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深圳已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研发投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PCT为代表的创新成果卓著。但深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仍然不足,一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受制于人”。
一是科研院所缺乏。源头性创新主要依托大学与科研机构。创新能力突出的全球国际化城市均有全球一流的大学。根据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布的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城市均拥有多所位列全球前100名的一流高校。纽约有康奈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伦敦有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有东京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香港有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相较而言,深圳的大学数量较少,还需不断加大建设力度,为深圳增强源头创新力、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提供重要的推动和支撑。 二是深圳独角兽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北京有82家独角兽企业,旧金山有55家,上海有47家,纽约有25家,杭州有19家,深圳有18家。其中,硅谷共有102家的独角兽企业,约占总数的21%,是全球独角兽数量最集中的区域。深圳虽在全球城市中位列第六,但与头部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三)城市文化内涵亟待提升,文化、艺术缺乏国际影响力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为2621.77亿元,占GDP比重达10.9%,虽然大幅高于全国平均的4.3%,却远远不如美国的31%、日本的20%、欧盟与韩国的15%。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城市相比,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尚且有逐渐追近的趋势,然而文化内涵与影响力依然差距巨大。对比两大时装周举办地巴黎和米兰,深圳虽有更多的城市人口和GDP,然而与这两个全球文化标杆、世界奢侈品之都对比,深圳的文化认可度差距尚远,缺乏对于全世界艺术品的设计和定价能力。
深圳在文化、创意、设计等文艺类的教育资源也明显不足。如纽约,除作为时装周举办城市,还拥有帕森斯设计学院、普瑞特艺术学院、纽约大学和纽约时装学院等引领全球文艺的大学。伦敦也有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和中央圣马丁等全球艺术的殿堂。即使与拥有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北京,以及拥有上海戏剧学院的上海等相比,深圳在补强自身文化软实力方面,仍任重而道远。
此外,相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等历史建筑、英国的大本钟、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等带来的数以亿计的旅游资源,深圳对于自身历史和旅游资源的挖掘严重不足。与此同时,相较于纽约、伦敦、巴黎、米兰等全球会展业发展较好的头部城市,深圳的全球会展業发展仍远远滞后。
(四)生活质量距全球先进城市尚有差距
一是深圳收入显著低于全球标杆城市。根据猎聘网公布的《2019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告》以及智联招聘的《2019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深圳的人均收入,仅为纽约的30%、东京的46%、伦敦的48%、巴黎的一半。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差距更大。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相关数据,2018年美国纽约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005美元,而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543.60元人民币,差距高达7倍。
二是深圳的受教育程度依然不足。根据深圳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深圳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为257.9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教育程度的人口为287.76万人;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为378.53万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人口为130.24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依然以初中教育程度和高中教育程度的群体居多,远低于西方发达城市约一半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深圳城市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依然有巨大的提升余地。
三是深圳的医疗卫生和养老体系尚不成熟,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空间。对比全球标杆城市,尽管深圳积极学习欧洲尤其是英国伦敦的家庭医生制,然而条件尚不具备,医院数量、医疗资源和医生护士数量均不足,不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国内城市。此外,深圳的基础科研能力较弱,缺乏好的大学和医学院,整个医疗体系缺陷较多,急需补齐。
四是深圳对于境外服务人员的开放程度相对保守。纵观全球城市,均有大量的外国服务人员,比较有名的比如菲佣等,深圳在这方面还应加大开放力度。
(五)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待提高
作为外向型城市,深圳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深圳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是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与头部城市还有较大差距。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北京拥有56家世界500强企业,高居全球城市之首;东京、纽约、巴黎、伦敦、首尔位居“二线”;深圳仅有7家,排在第三梯队。
二是深圳金融中心水平仍有待提升。近年来,深圳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有了大幅提升。但是,与传统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也迎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使命。深圳应在更高起点上扬帆起航,构建高质量发展高地,打造法治城市示范,锤炼城市文明典范,树立民生幸福标杆,勇当可持续发展先锋,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一)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国际创新之都
一是发挥深圳毗邻港澳门户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优势。依托河套地区、光明科学城和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发挥深圳市场化优势和产业链优势,建立产学研一体的良性转化和激励机制,吸引集聚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创建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二是发挥深圳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中的节点功能,深化在区域创新中的驱动作用。推动深圳与香港、澳门科技资源的整合,扬长避短,发挥深圳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创新和应用创新方面的优势。加快建设深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面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布局。加强与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中子科学城等科技创新平台,以及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和南沙科学城等科学城的联动与合作。共建广深港澳科技走廊。扎实做好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工作。
三是加快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载体。打造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汇聚培育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一流研究团队,组织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持续推进“十大行动计划”,加快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和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等大科学装置在深圳的建设。积极整合大湾区的一切资源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导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的建设。 四是全面推进光明科学城的建设,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高标准编制光明科学城总体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把光明科学城建设成为世界级大型开放创新网络枢纽。重点布局科学设施集群、科教融合集群和科技创新集群“三大集群”,形成科技资源的集聚效应。重点聚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重点学科领域,规划建设5个大科学装置。谋划建设光子源、电子源、质子源为基础的综合粒子设置。
五是高水平规划建设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打造深圳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建立部省市合作共建机制,整合高新区人才、技术、产业等创新资源,推动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开展科技创新和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学研一体的科教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为载体的基础性研究集群。进一步完善大科学装置的配套和落地。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形成引领性原创成果。
(二)健全审慎包容监管制度,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蕴含难以估量的广阔前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源地,是深圳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更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适应并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圳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鼓励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健全审慎包容监管制度。
一是要秉持多方协同共治的监管理念。实行审慎包容监管要广泛提高多方社会主体参与度,坚持系统治理,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治转变。只有通过与新兴产业创新者更为密切的互动合作,监管措施才能更具弹性、更加敏捷有效。
二是要坚守兼顾安全和创新监管原则。要明底线、守红线,加强安全引导,客观评价和准确判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长特点的不同治理策略。同时,以宏观的视野、辽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为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留足空间。
三是要推进简政放权各项监管措施。持续放宽战略新兴产业市场准入,加大证照分离改革力度。建立健全人工智能、5G移动通信、物联网、车联网和区块链等互联网融合业态协同监管机制,促进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参与协同治理,共同维护创新发展的安全生态环境。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推行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监管政策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新兴产业成长留下充分空间。严守安全底线,完善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一代通讯技术等产业信用监管,加快健全分类监管机制,按照风险和信用建立分类监管清单。
(三)积极创新金融模式,打造国际领先的数字经济试验区
深圳要通过数字经济、区块链、数字货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方面的改革和试验,创新金融模式,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
一是开展数字货币创新应用,推动深圳跨境金融发展。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提升数字货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济效益,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落实央行数字货币在深圳试点,出台数字货币试点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字货币市场监管机制,加快商业银行和相关产业的配套技术和设施的建设,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试点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推动跨境金融发展,对接国际金融市场。
二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数字经济试验区。加快智能经济、健康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丰富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扶持手段,发挥创新示范区的优势,打造辐射全国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着力发展5G和移动互联网、北斗卫星应用、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深圳”的建设。
三是完善区块链平台技术规范,加快区块链产业同区建设。应在《金融行业区块链平台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区块链的技术标准,构建安全可信的金融环境,防范安全风险,形成有助于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的区块链生态系统。加快区块链产业同和产业基地的建设,给予对应的政策扶持和補贴,培育中小区块链企业,促进区块链技术落地,推动区块链服务于实体经济。
四是推进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进度,加快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步伐。推进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进度,推动先行先试政策落地,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程度,实现跨境金融联动,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加快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借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成功经验,完善创业板的相关基础性制度,出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意见稿,推进创业板改革试点注册制,促进产融结合,助力深圳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四)全面发力激活海洋基因,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深圳应当抓住综合授权机遇,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关于“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和国家深海科考中心,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的要求,加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进程。
一是积极推进全球海洋秩序中心的建设。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深化细化航运服务、海洋金融等方面迫切需要做的事项,迅速形成可上报授权清单,并落地实施。以推进建设全球海洋秩序中心为己任,提高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定位。争取海洋领域国际话语权、舆论制高点,在遵守把握现有海洋规则基础上,根据发展需要修订现有海洋规则,基于未来需要发起制定海洋规则。
二是以深圳一三沙飞地合作为抓手激活国家深蓝空间。借鉴深圳与欠发达城市的深度飞地合作模式,建立深圳一三沙飞地合作。争取成立“深圳一三沙特别合作区”,利用深圳一三沙巨大的空间纵深构建海洋产业和公共服务国际网络。“深圳+三沙”共同申报南海国家公同国家级平台,把南海主权、南海管控、南海政经逐步坐实。建立南海公园警卫队,整合海监、渔政、海事、海警和海关等海洋执法部门力量,统一海洋综合执法队伍,行使南海管理和执法任务。有序推进海岛保护和开发,尽快启动海域海岛清查、命名、测量、标志等工作,编制海域海岛地名志,增强我国拥有海岛的法理依据,为海岛保护与开发提供参考信息,加快制定南海海域海岛保护与开发规划,逐步明确南海国家公园边界。 三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广泛吸引国内外金融、非金融机构参与,根据实践需要开放股权限制,组建国际海洋开发银行。发动南海油气开采项目,吸收国际海洋开发银行投资项目。支持航运保险业发展、逐步放开深圳船舶检验市场、建设航运交易市场、开展国际航运交易、创新涉海金融产品,开展海域、岸线、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推进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加挂海洋特色板块。
四是加强海洋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建设海洋智库,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升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依托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落户深圳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落成,大力发展海洋会展。增加国字头、国际化海洋展的数量、体量。突出品牌价值,提高UFI展会认证覆盖度。突出军民融合,争取打造数个国际知名军品展。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拥有航运发展组织保障,创新航运制度和产业政策,现代化高效的智慧港口。提升现代航运服务水平,培养一批海洋人才队伍,成为开放与协同发展并行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五是密切绑定国家战略。结合国家发展需要,在学科建设、机构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突出重点、形成体系,在理论、规则、制度层面弥补现有规则体系不足。在海洋划界、专属经济区管理、国际海洋合作、渔业资源使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修复、打击海盗、海啸预警、海上搜救、海洋国际组织常设机构设立、议题设置、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发挥桥头堡和先行军作用,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国家动力。
(五)实施双控行动,打造可持续发展先锋
目前,双控目标趋严,碳排放达峰目标渐近。但是,深圳能源消费总量仍呈增长趋势,空气质量离世界一流还有差距。碳排放达峰、空气质量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都需要能源转型的硬支撑。深圳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机遇,继续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探索超大城市能源集约利用的模式,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先锋。
一是强约束、控总量,构建能源集约化利用的制度和管理体系。构建完善的能源、碳排放控制责任制度体系和严格、细致的总量控制目标分解、考评体系。建设能源领域深度脱碳的技术标准体系,加快试点项目实施和示范技术推广。加强建筑、交通、工业、商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管理。做好能源需求侧管理,用价格、技术、法规等措施,鼓励用户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和方式。积极推动形成节能服务体系,培育一批知名机构,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能效标识管理、节能产品认证管理。
二是供给侧、需求侧双管齐下,加快能源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加快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探索氢能利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不断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提升电气化水平,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三是促进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的融合,推动能源革命。充分发挥深圳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领域的优势,加快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全面覆盖源、網、荷、储的智慧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流、业务流、数据流“三流合一”,加强能源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精准化管理,推动能源供给和消费模式的革命。
(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打造现代文明之城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主动谋划,推动深圳市传统优势产业向数字化时尚产业转型,提升深圳作为全球城市的品质和影响力,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为构建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提供支撑。
一是出台有关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以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支持时尚产业的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高质量发展,传统优势产业也要高质量发展。建议在深圳“十四五规划”中作专题研究,促进深圳传统优势产业向数字化时尚产业转型。重点鼓励企业采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服装、钟表、黄金珠宝等领域的工艺水平,支持发展高端制造环节,提高产业精细化制造水平,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实现工艺、技术、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动设计创新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大力发展设计服务型制造业,促进设计与制造融合发展。提高创意研发环节的比重和水平,促使产业由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发展时尚运动、时尚健康等新兴时尚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时尚产业发展模式创新。
二是整合与提升时尚产业发展空间,推进时尚产业集聚区建设。结合城市功能布局,综合考虑深圳各区(新区)时尚产业发展现状、特征和发展空间的需求,确定深圳时尚产业发展定位和总体布局。支持已有特色商业中心,打造时尚特色街区,打造一批集产品设计、展示、旅游、体验、购物等为一体的时尚“街、廊、馆、店、场”,着力打造时尚特色街区。以时尚产品设计与开发、设计产业公共服务、原创设计师创作创业和企业孵化基地为重点,建设一批时尚双创空间。
三是培育发展国际时尚精品品牌,鼓励品牌运营与国际合作。鼓励深圳时尚龙头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制定品牌国际化发展战略,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吸引国际知名设计大师在深圳开设工作室,设计、发布、运营时尚产品、品牌。鼓励国际知名时尚企业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延伸研发设计、打板、中试、量产、产品发布等功能,推进国际品牌企业本地化发展。
四是完善有利于时尚产业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和配套服务体系,促进时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推行时尚创意设计项目知识产权预备案制度,鼓励时尚企业和设计师及时进行专利申请和著作权登记。支持行业协会做大做强,开展产业论坛、行业研究、行业培训、国内外展会、设计大赛等,推动深圳时尚产业各行业协会专业化发展。建立时尚产业的检测认证评估中心,加强时尚产品的检测、认证、评估、行业标准制定等工作。设立深圳时尚产业发展基金,出台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建立从实验研究、技术开发、产品中试到规模生产的全过程的融资模式,推动时尚企业上市。
(收稿日期:2019-12-28 责任编辑:罗建邦)
*课题组成员为郭万达、郑宇劼、冯月秋、韦福雷、付永嘉、郑天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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