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汉晋时期特色人俑形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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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西地区汉晋时期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人物俑。文章按照造型、姿势分类，并就具有异域特色的人俑、成批出土且带有辟邪寓意的剑形人俑及开砖雕之先河的砖雕俑等对河西地区汉晋时期特色人俑进行探析。
关键词：甘肃河西;汉晋;人俑
河西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深受中原与多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个地区出土的人俑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又体现出与其他民族交融的特点。因此，对其形象特征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1 特色人俑分类
带帽俑。高10～30厘米，衣帽轮廓用墨色简单勾勒，五官也以墨绘，着男装或女装，戴冠帽，女俑一般有发髻，比较典型的是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木俑[1]。
体形瘦长俑。嘉峪关市文殊镇汉魏墓出土的6件砖雕俑是用砖雕出身体轮廓和头部，无臂，上身呈长方形，下身呈梯形，部分墨绘五官，高36～38厘米，宽约9.5厘米[2]。
御牛车模型俑。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木俑位于车上，高26厘米，眉目、头发为墨色勾勒，着长袍，拱手直立。牛旁还站立一俑，高24厘米，双腿呈行走状，黑彩绘眉、目、口及头发[3]。
彩绘五官、衣饰俑。高台县汉晋墓葬出土10件，木制，拱手直立，全身涂白，但大部分脱落。其中，6件着长衫，1件上身着短衫、下身着长裤，通体修长，墨绘五官与衣饰，嘴部涂红;剩余3件体形较宽，衣饰明显异于其他7件，五官衣饰除以墨绘外，辅之红彩。
舞俑。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4件舞俑呈站立状，木制，梳髻，向左侧视。其中1俑举左臂，右臂屈至胸部，无足，着长衣;另1俑右臂向上斜举，左臂屈至胸前，短颈，高14.5厘米;其余2俑一个右臂弯曲向后伸，似向左方移动状，一个左手平举，右手置于腹部，身体后仰[4]。
牵马俑。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仪仗铜俑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成批铜制车马俑，马颈刻铭文，旁立牵马奴俑1件;有的马车两侧站立1件或2件奴婢俑。酒泉西沟村出土的2件铜俑是模铸而成，直立状，其中1件牵马俑，一手上举，另一手自然下垂，头戴尖顶帽，身穿紧身衣。另1铜俑两手自然下垂，两腿微微分开，制作较为粗糙[5]。两俑高12～22厘米，厚0.3厘米。
剑形木俑。河西地区墓葬共出土剑形木俑50件，其中高台县汉晋墓葬中发现45件[6]，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5件[7]。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刀削成匕首或刀形，墨绘出人形轮廓。高台县剑形木俑普遍长17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武威磨咀子汉墓5件剑形人俑长10～18厘米，两座墓葬出土剑形木俑最明显的不同是磨咀子汉墓人俑削刻时突出人物腰线，中间部位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属于人物腰身，高台剑形人俑整体形象更像刀形，从头部向下逐渐变窄，属于比较特殊的人俑类别。
2 相关特色人俑形象探析
2.1 整体特征
秦兵俑按照真人大小塑造，创造了秦汉时期随葬人俑的辉煌时期。西汉王朝统一全国之后，统治者厉行节俭，具体表现在随葬人俑体形缩小，汉景帝阳陵出土人俑通高62厘米[8]，河西地区在汉晋时期出土的人俑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体形更小，而且除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俑外，其他出土人俑以木制为主，最高不超过50厘米。学者普遍认为西汉以后在俑的材料选择上一般为北陶、南木为主，但河西地区这一时期出土陶俑甚少，有明确记载的仅有酒泉、嘉峪关晋墓出土的3件及武威市出土的1件。而木俑数量较多，从造型来看，大部分较为粗糙，但寻常平民随葬俑不能与王公贵族随葬人俑同一而论。从总体分析，较小的体形、易取的木料、粗糙的造型，这些特点与河西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不无关系，当然，整体的简单粗糙并不影响部分人俑的独特性。
2.2 民族融合特色明显
高台县汉晋墓出土的10件立俑，其中7件出土于同一墓葬，通体涂白色，墨绘头发、五官与衣饰，普遍着长衫。其中1件上身着交领短衫，下身穿长裤;还有1件女俑梳高髻，整体颜色深于其余几件，从外貌衣饰推测这可能属于居住在河西当地汉族人民的形象特征。与这7件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其余3件木人俑了，与前者修长的体形不同，这3件木人俑体形略宽，头呈方形，鼻子绘制得也比较突出。其中1件戴三尖状头饰，双手拱立，衣纹五官除以墨绘以外，还增添了红彩，嘴部涂红。其中2件脸部还用红彩涂成圆圈，额心施一道红色。与前7件不同之处还表现在这3件木俑并非身着长衫，而是着宽袖上衣下裳。
出土于新疆哈密焉不拉克村墓地的东周时期的几件木俑，鼻子与这3件木俑类似，有学者推测“他们是西周时生活在这一带少数游牧民族的写照”[9]。这也可间接证明这3件木俑很可能是汉晋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服饰俑出于同一墓葬，证实了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人民相互融合，有密切的联系，但也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服饰习俗。
2.3 剑形木俑与“木辟邪”
高台县出土的45件剑形木俑类型多样，造型丰富，部分形状与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木片俑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代人”木牌相同，都是用刀削刻成人形后，表面再用“单线平涂的方法画出面部和服饰”[10]。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5件剑形木俑都位于女棺内部左侧手部位置，与死者距离如此之近，实属少见，因此有学者猜测这几件人俑或许有厌胜之意。
“辟邪”原为古代一种神兽，名为桃拔，又名符拔，似鹿而尾长，两角，产于西域[11]，因为通民间避除邪祟之意，形象常被绘于石刻、木雕上用于趋吉避凶。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人对其形象进行不断改变以适应各种场合的需要，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将其带入自己死后的场所内，同样也希望达到庇護子孙、驱除邪祟的目的。河西地区汉晋时期出土的剑形木俑形象与“辟邪”有无关系呢？出土的木俑形状皆削刻成人形，除2件分出双腿外，其余皆无四肢的明显分化，面部也较为抽象，不能确定是否是辟邪的形象。但放弃刻画具体人物形象与分化四肢，将面部抽象处理，可以推测用这些剑形木俑确实是想达到驱邪避灾的作用。而且由于武威磨咀子汉墓的5件剑形木俑所放位置的特殊性，因此推断河西地区出土的50件剑形木俑也具有辟邪的寓意，故将其称为“木辟邪”。 2.4 开创砖雕俑之先河
嘉峪关市文殊镇出土的6件砖雕俑是用砖雕出身体轮廓和头部，无臂，上身呈长方形，下身呈梯形，部分墨绘五官，高36～38厘米，宽约9.5厘米。砖雕艺术兴起于唐宋时期，大多作为建筑构件或大门、照壁墙面的装饰，用于墓葬中也是整块雕刻成壁画或者地砖使用。汉代已发展成熟的画像砖艺术代表了当时砖雕技艺的主要特点。一种是将图案模印在砖的平面上，施以彩绘，雕刻技法采用浅浮雕、阴刻线，或两者相结合的技法，使整个画面显得生动而富有变化[12];另一种以酒泉、嘉峪关出土的壁画砖为例，部分素面，部分先以白粉涂底再绘制图案，都用于装饰墙面。没有出现像嘉峪关汉砖雕俑这样直接以砖为材料，雕刻成人俑形象的。即便磚雕俑的雕刻手法简单，但从时间界线上来说，河西地区这一时期出现形象具体且用于陪葬的砖雕俑以往未曾发现，因此具有开创性。
综上所述，河西地区汉晋时期出土了数量众多、造型各异的人物俑，整体以木俑偏多，铜俑次之，缺少中原地区常见的陶俑。其中，独具特色的异域俑、形制奇特的剑形俑、形制简单但材质使用时间较早的砖雕俑等都组成了河西地区汉晋时期随葬品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辉，赵雪野，李永宁，等.2003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5）.
[2]俞春荣，王春梅.甘肃嘉峪关市文殊镇汉魏墓的发掘[J].考古，2014（9）.
[3]党寿山.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东汉墓发现古纸[J].文物，1977（1）.
[4]党国栋.武威县磨咀子古墓清理纪要[J].文物参考资料，1958（11）.
[5]马建华，赵吴成.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J].文物，1996（7）.
[6]赵吴成，周广济.甘肃省高台县汉晋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5（5）.
[7]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报告[J].文物，1972（12）.
[8]王学理，王保平.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J].文物，1994（4）.
[9]阮荣春.美术考古一万年[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10]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9）.
[11]王连海.中华传统吉祥图案知识全集[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5.
[12]毛晓青.中国传统砖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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