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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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目标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以淄博为例，根据座谈交流和实地调研，探讨数字中国建设，是百姓的诉求、大数据时代的支撑和政府的责任的时代背景和必然逻辑，面对问题和挑战，并从意识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伦理层面五个层面梳理战略路径。
　　关键词：数字中国 决策 路径
　　中图分类号：TP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4-0236-02
　　近年来，浙江从“最多跑一次”到“一证通办”，江苏从“不见面审批”到“24小时不打烊”，广东的“数字政府3.0版本”，山东的“一次办好”，河南的“一次办妥”，贵州的“云上政府”，上海的“一网通办”，深圳的“秒批”，这些响亮的口号和成功的实践，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一件事：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一、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然逻辑
　　（一）百姓的诉求
　　数字中国，是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根据目前主流观点，信息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之前的电子阶段;第二阶段是2002—2015年的网络阶段;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的数字阶段;第四阶段是2021年至2035年的智慧阶段。前两个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第四个阶段在某些省份某城市中的某一项业务也已能实现，但要全面实现，就要建立在数字国家的基础上。在电子时代，部门之间数据没有实现汇聚共享，业务流程没有整合优化，政府内部信息互通共享困难、流程不通、行政效率效能不高，为群众、企业提供办事服务时，仍然存在让群众“跑多次”“跑多门”“跑断腿”“跑万里长征图”的情况，老百姓提交材料时，“提交这”“提交那”“重复提交”来证明“我是我”“我爸是我爸”等问题，所以“数字政府”建设是老百姓的切实需求。
　　（二）大数据时代的支撑
　　现在是技术迭代的时代，在技術上完全可以支撑数字政府的建设。近些年来，世界很多国家都提出并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美国的数字政府战略，特点是强调数据流动，政府掌握的数据和社会掌握的数据在一定规则下互通、共享、开放。新加坡数字政府特点是统一数字身份证、个人及其家庭和企业的数字档案，从摇篮到坟墓，从注册到注销，在政府大数据库中统一存储。英国的数字政府即平台，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百姓找政府的任何部门，办理任何事，就通过一个平台，一个端口登录。
　　（三）政府的责任
　　1.政府决策科学化的需要
　　公共决策、政府决策要符合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这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法治理性是一一对应的。一个决策，要完全符合这三化，达到这三性，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标准？用“科学管理理论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总结来说，就是梦想中的“最优标准”。1978年，赫伯特西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解释获奖原因就是，他解答了人类不可能是无限理性的，人类作出的决策符合满意标准即可。在大数据时代，决策可不可以超越满意标准，达到最优标准？数字政府的建设，从决策科学化方面讲，从抽样数据决策到全样数据决策，决策更加全面真实;从决策价值方面讲，百姓更容易立体化全方位地建言建议，政府也更能做到精准地回应;从决策的法治化来看，决策流程会更公开透明，程序更公证合理。所以，数字政府的建立，会让政府决策的标准从满意标准，到最优标准，包括决策的科学化。
　　2.社会治理精准化的需要
　　传统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是“发生事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生事故”的循环怪圈，而数字政府的建立，可以实现“数据—量化分析—预判—预防措施”，运用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模式，提前判断，治患于未然。
　　3.公共服务高效化的需要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要了解公共服务首先要对公共服务分类。一般来说，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数字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化。淄博淄川区创新构建“淄川文化云”平台，创造“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通过百姓点单，开通的热门栏目有我爱培训、我爱演出、我爱健身、我爱展览、我爱学校等，群众可以提前通过手机端或者电脑终端就近预约。通过百姓点单、专业制单、政府点单的方式，让百姓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2017年以来，共开展培训活动24000多场次，培训人员达到70多万次。
　　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必要路径
　　（一）意识层面：树立大数据治理的思维理念
　　一是可以怀疑大数据，但不能轻视它。疑问是思维导图的起点，而解答疑问就是大数据的使命;因此要重视大数据工作。二是不要完全依赖大数据。重视归重视，不能太过于依赖大数据。不管什么工作，只要不和大数据相关，就觉得不是创新了，不和大数据相关，就没法办了，就不去办了，这样不可以。
　　（二）管理层面：建设整体性的大数据治理机制
　　一是构建多元参与的大数据治理主体。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信息，碎片式地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社会主体的政府难以有效地将全社会的数据信息积聚在一起;因而需要其他的社会主体参与大数据治理。百度、阿里巴巴等大数据公司掌握着大量的数据信息，应建设大数据时代的“数据+ ”的多元化主体治理机制;政府应与这些企业主动沟通，建立协作。
　　二是应建设开放的数据共享机制。在各个社会主体互相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大数据信息开放共享的机制，为大数据治理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一要建设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为各个主体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流搭建桥梁。二要加强政府的数据信息开放力度。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掌握着大量的国家和社会数据信息，政府对于数据信息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和公共服务的再造。
　　三是建立数据公开和利用的社会监督体系，防止数据霸权和数据寻租问题的产生。
　　（三）技术层面：加强大数据技术和人才的培育力度
　　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说：“人才是唯一可以扩大资源的资源。”大数据人才是新型人才，对大数据人才的政策一是培养，主要培养大数据管理人才;二是引进和借助人才，引进的同时要加快与大数据公司的合作。
　　（四）制度层面：构建大数据应用局和大数据标准
　　一是新组建大数据管理局。通过大数据管理局，统筹大数据的谋划、协调等各项工作。当前，全国很多省份都已设置专业管理应用大数据的部门，虽然具体称呼不一样。二是设定大数据标准。大数据管理局的重要工作就是协调各方，制定大数据各种标准。在大数据治理中，设定标准是尤为重要的。
　　（五）伦理层面：强化数据治理主体的自律和他律
　　一是治理主体要做到自律。未来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可能数据化，各种治理主体一定要加强道德自律，否则人的隐私将荡然无存，还可能导致数据企业的破产，或者政府威信的降低。二是加快制定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目前，很多地方现在已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但长远来看，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江青.数字中国：大数据与政府管理决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于施洋，王建冬，郭鑫.数字中国：重塑新时代全球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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