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海洋文学的文本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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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包括浙东的士子文人以反清复明为思想主轴，他们个体、集体有着多次东渡日本的行为，于此相关涉的海洋、流寓等东渡文学内容便有所交集。渡海体验、异域物件、地理空间等纳入文本，使得彼时的东渡海洋文学超脱传统文士想象层面的“海洋”与“彼岸”等臆想，借助系列的东渡文学书写，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文士重塑了中国与日本华夷变态观念之下的文本世界，描摹了易代之际文士亲身东渡情状下海洋文学的文本图景。
　　关键词：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海洋文学;文本形塑
　　浙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东海为主要窗口，自有航海能力以来，浙东的涉海活动与经验亦日渐繁多。明清造船航海技术提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也大幅开拓了士大夫的视野，促进其对海外事物的关注与形貌热情，间接丰富了明清文学的创作内容。海洋疆域的拓展与交流，使得醉心于中国文学、历史的知识阶层，跳脱本土视野，偶有涉海文学创作;明末清初，抗清义士、渡海逃难者众，明末清初东渡视域下，海洋扮演着东亚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与媒介，彼时海洋、移民与文学有着特定的交集，籍此亦可审视异域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海洋事务的交涉互通，使得海洋与流寓成为明清浙东文学普遍的经验和主题，浙东东渡文士与海洋、文学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文化具有多元化且非自主性的特质，对他文化的汲取是处于文化互通环境下，各个国族自觉或非自觉的做法。海洋既是地景实写，亦是人地关系的交汇。文学图景的文化阐释，是基于时代与文坛风习的变化，所进行的一种表述与建构方式，因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与主观倾向，经由叙述者的视角，对所处空间环境的一种文学描绘。
　　 清末明初浙东东渡文士流寓状态下的心灵书写则是保存自我意志的所在，当以其孑然一身的境况面对陌生或异域空间时，他们有着何以为家的困窘。明末国破后，文士请求日本出师救援，乞师日本的过程中，经历第一阶段渡海的初体验，东渡文士内心的彷徨无依转向了对家国观念的重构。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中认为人类真正的栖居困境，并非在于无家可归的现实层面，却在于无家可归的心灵状态。人类若不能确认出本身的位置，他就无法根据这个位置设置出一个能让生命自由栖居的空间①。东渡文士作为特定时空的流浪者，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反省精神，漂泊异域的家国羁旅之苦亦是对其生命的反噬。异域与故园的空间比对则具有浓烈的个体生命经验色彩，旧有地域空间与眼前异域空间的比对，借助对海洋文学的书写，夹杂中国与日本两地风物人情的比较，重塑了传统文士文学图景中的涉海体验、国家观念与空间感知。
　　一、明末清初浙东文士东渡的涉海体验
　　 “海洋文学”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广义的说法，但凡涉及海洋方面的文字记载则隶属海洋文学。“狭义的海洋文学主要指以海洋或海上经历为叙述对象，旨在凸显人与海洋的价值关系和审美意蕴的文学作品，兼具海洋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属性。”②中国对海洋领域的研究最近十多年呈现勃兴的局面，海洋文学作为一个极其细微的旁支，亦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以往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士多将涉海题材融入了奇幻、猎奇的色彩，充满世外桃源或天降横财的个体想象，受民风民俗的影响，讴歌海洋且秉持海神信仰。[1]自从渡海成为一种可能，尤其文士经历了船上颠簸、海上风暴等切实的海洋经历，文学领域内的海洋书写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文士将笔触延展至域外，甚或颠覆以往固有的华夷尊卑观念。
　　 东渡日本之前，浙江已有诸多文士创作涉及海洋题材的作品，诸如书写海洋信仰及海产丰收等民俗民事诗，及至明末抗清名臣张煌言（1620-1664），他领导士兵积极抗清，经历过流血漂橹的涉海生活，其对政治、民生的关注，则有《舴艋行（癸巳）》：“我亦遗民事耕织，当身不幸见沧桑。入海畏蛟龙，登山多虎狼;官军信威武，何不恢城邑，愿输夏税贡秋粮！”③中国人历有靠海食海的想法，然渔民面对瞬息万变，甚或无法掌控的海洋。自然的凶险比之更可怖的是朝廷的赋税贡粮，张煌言自身也需面对舟楫海浪的生活，其漂泊孤苦的身同感受，使他对渔民的生活充满深重的同情。
　　 明末遗民对海洋诗歌所关涉的宗教、民俗、民生等内容的撰写，对于东渡移民而言，海洋不再是文人想象世界中的美好抑或险恶，亲历渡海的惊心动魄，使他们对海洋的书写更为真实细微。心越（1639一1695），日本人称其为东皋心越。康熙十五年（1676）8月，心越为避事，搭乘商船自杭州出发，第二年正月抵达长崎，后留日十九年，终至圆寂。清廷在平息战乱的同时，兵祸也殃及城乡寺院。心越赴日途中舟车劳顿，异常艰险，心越《怀忆昔渡海歌》诗曰：“忆昔乘桴来海东，苍茫四顾任飘蓬。不期一夜起朔风，惊涛骇浪若游龙。扶桑日出半天红，寸心遥隔意难通。教人何处托冥鸿，此时无地去藏躬”。④诗僧心越此诗对渡海之苦只是轻飘带过，诗意地将家国阻隔的苦楚转述为即将登临日本的解脱，诗末却有无处可依的迷茫感与逃离感。诗中仍有中国传统诗歌中对扶桑为蓬莱等仙境的旧有想象，此处将日本誉为仙境的比拟，是传统文士的刻画手法，有赞美提升的寓意。诗中追忆昔日舟车劳顿的渡海经历，是东渡移民劫后余生的心灵感触，横跨海洋这一地理空间，东渡将多数移民的人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张斐（1635-1687？）《雷雨》（有感）诗曰：“泽国常多雨，东方亦（复）易雷。”⑤亦感慨日本的海岛气候，赴日文士诗中，多杂糅现实因素，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表达了其深邃的忧虑之情。心越诗亦常出现“以此代彼”的表现手法，以他熟知的中国地点称呼日本的地名，这在东渡移民诗文作品当中较为普遍。心越所作《后乐园漫赋》（三五七言）诗道：“春风荡，芳草芳。日丽千林秀，云连万树苍。沙鸥南岸兮清浅，啼鸟数声兮夕阳。”⑥后乐园是水户藩主在江戶的藩邸园林，德川光圀继其父遗意，加以修饰润泽。东渡浙东大儒朱舜水曾取范仲淹语将其命名为后乐园。以心越为代表的东渡浙东文士，所撰写的部分涉海题材作品，以中国传统诗歌的框架杂糅了个人的情志。 　　 明清僧人东渡已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多⑦，日本黄檗宗僧人山本悦心所作《黄檗东渡僧宝传》，统计出东渡僧人共78名⑧，浙江籍就有9人。抛却僧人的身份，以浙江人为例，东渡文士除了为人熟知的朱舜水、心越之外，还有张斐、陈入德、陈元赟、逸然、澄一、独立等。心越、张斐等浙东移民诗人，经由他们文学作品的传播，使得中国东渡遗民声名流播于日本，张斐《飞白诗》称朱舜水曰：“海外谁知有奇士，平生不减鲁朱家”⑨，称誉朱舜水“吾中国朱楚瑜先生，耻食虏粟，而逃之海外。”⑩道明张斐追步先贤的仰慕之心。虽浙东渡日文士诗作内容仍咏唱周遭环境，将感伤故国及个人飘摇的情怀，融入东渡诗人含有异域成分的“新诗”当中。心越等人的时代环境、文学风尚，即吟詠其东渡历程和居日心境等诗歌，超过了当时日本本土汉诗水平，他们的诗作仍是“旧瓶装新酒”，其涉海诗的创作也延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手法，继续拓展其家国乡愁、政治危机等诗歌创作的旧感情，心越在日本长崎期间（1677-1679）乘舟所作《立春日有怀》：“故国经年别，他乡又值春”B11，或许可概括移民东渡定居多年后的心境，他是诗僧，本是恬淡之人，此语道尽别居日本华人的生存状态。通过这些作品还难以用海洋文学的概念涵盖心越等人的诗歌作品，此时东渡海洋文学仍处于模糊阶段，彼时通过对异域风物的摹写，透过不同意象加以撷取和分析，甚或是日常生活的文本绘写，明末清初东渡文士构建出一个隔雾看花的异域世界和处变不惊的移民心境。
　　二、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海洋文学的家国重构
　　 浙东东渡移民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组合，充盈了文士对日本的想象与憧憬，而这些亲历者的现场书写，正是当时明清文士眼中真实的“他者”世界，比照以往文学创作寥寥，不成气候的华人东渡来说，算是对日本这一异域世界的浮光掠影。
　　 比之心越等人的涉海诗，张斐算是略有进步，其视域已从漂泊异域的思乡念国过渡为“乞师日本”的家国重构，即便这种重构完全是其无意识的举动。浙东东渡后继者张斐，日本人称其他为霞池省庵，雅好浪迹江湖，交结遗民志士，他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事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和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他因循浙东前辈的足迹，两次奔赴日本乞师。初次赴日他对渡海行程中亲身经历的情景有所描摹：“丙辰七月，浮海之日本，舟中无事，大观乎浪之形状，而极其变，盖藉以汰吾抑塞磊落之气。……凡旬有余日，乐而扣舷此诗。”B12用67个字极尽夸张地道尽海浪的变幻多端，中国传统文士对海洋与日本的仙境想象、梦幻营造，在张斐处则变为：“客心悬万里，不见故国秋。……感时正多虑，去国方易愁。夷歌胡太繁，夜半声啾啾。”B13契合其亡国乞师的遗民身份与惆怅心理。张斐在其《东国纪行》中有多首诗作，绘写其东渡的所见所闻，如其“气薄星汉烂生光，巨舸掉尾首昂藏。”B14在奔赴异国的旅程中，渡海赴日是一种地理空间的跨越，同时也是个人需克服异域文化的冲击，是个体对不同道德、政治、经济等现实状况的被迫接受。比之清末民初东渡的知识分子，彼时中国传统士子文人的东渡，改变了“华夷”的既定地位，在中日关系史上，是近古几百年以来首次中华地位弱化的显现，这极具冲击力的两国地位的逆转，海洋成为贯穿这一历史事件的桥梁，是阻隔亦是贯通，在明清东渡移民文化中，成为必须解读的关键词之一。
　　 浙东东渡海洋文学书写已从传统的海战诗、海洋物产、海洋信仰等，延展至船上渡海体验、异域风物对照，甚至升华至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他们从中华几千年的物宝天华及中华为世界中心的骄傲中抽离出来，直视现实的窘迫。对己身处于文化正统的尊崇与维护，对明末清初满清武力的忧虑，以及华夷之辨下，对异域文化的轻视，最终成为华夏正统文化下，政治与道德层面文士的道德自律与行为规范，除却独善其身，远身避祸，对国运民生的发展只能望洋兴叹。浙东东渡文人因地制宜创作了多样的涉海意象或海事民俗的作品，秉承地域文化中与时俱进和经世致用的信念，始终忠于故国、心系故园、热爱乡邦，扩展了此前中国传统诗歌题材的基本内容，家国覆亡时，在文学领域却别有造诣。日本安东守约酬答张斐的诗文中有道：“忠愤去国来海东，后生喜仰起儒风。志慕鲁达不帝秦，教爱谆谆及野翁。”B15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文士的流寓文学创作，乡愁与故园主题引发了他们对异域所产生的陌生感及对家国的依恋感，空间的变化与转移导致了新旧环境对其心理的冲击，从而创作出别具特色的东渡文学。张斐在《杂兴》诗序曰：“客居无事，歌竟成书，……在海中，涉海事居多也。”B16因之诗中有“身极东海畔，心悬故国忧”B17之句。文学表达与空间建构是因循东渡文人面对新环境而难以泯灭的故园之思，新空间、新环境解构文士原有的生活范围与创作习惯，解除或削弱原先的政治关系与社交网络，无所依傍的落寞与淹留异域的失意，造就了戍边东渡文士对异域漂泊而产生的疏离感。明末东渡文士的避祸逃难，抑或乞师日本、留居日本，都是揭示华夷地位的渐变过程，而东渡文士的涉海诗，虽占据相关文献较小的一部分，却也见微知著，昭示了这段历史变化。同时，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文士涉海诗中相关情景的描写，彰显了彼时文士的心路历程与历史定位。东渡文士远离故土旧园，承受心理、地理空间的双重磨难时，惟有异域新奇的胜景，所谓“中原无此乐”的迥殊之物，方能勾起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异域风物审美的陌生化，因循这一层神秘的“隔膜”面纱，对明末东渡文士而言，有着别致、生动的心理反应。
　　三、明末清初浙东东渡海洋文学的空间错位
　　 人们通常所指的空间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我们直面的自然地理空间，所谓世界的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能被感知去适应。其二是人们意识、情感中的主观空间，这层空间不仅与人们的生命经验相关联，且主要由参与主体的倾向性所决定。客观的空间，经由人类头脑的加工、想象，就变成带有主观倾向的文化空间。明末清初东渡文士以己身作为丈量标尺的异域流寓，为其文本世界的空间叙述提供了参照，文士文本的地域空间阐述，亦是明清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补充。 　　
　　文士所遭受的流寓之苦，即代表由原来熟悉甚或宜居之地，被迫迁徙留居于陌生的异域之地，文士经受心理刺激与时空撕裂的磨难，地域空间的错位却为东渡文士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有别于之前的文学视域与文学创作，这种错位空间的文学阐述，并不纯粹关乎自然地理，东渡文学所书写的地域空间图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异于浙江乃至中国的地理气候、地形地貌，因之有着独特的民风民情与风物土产。心越的《友泊闻钟》诗曰：“海天何处寺，静夜吼鲸音。浮舶依孤屿，烟村隔远林。微风迎浪急，片月棹波深。寂寂空无寐，悠悠万里心。”B18诗歌缥缈虚空，描摹海天禅月，道出禅家清冷的韵味。其它诗如《夜过玄海》，其注：玄海即唐津外海。也是写晚上的大海，亦是心越内心世界的一种描摹。对异域环境的排斥、抵触情绪，因之亦有所缓解，使得常年生活于浙东的士子文人，对异域所产生的“远在天涯”的心理与地理空间距离时，亦体会到这种距离所带来的新鲜审美感受。
　　 超越个体原有的生命经验与求知认知，减弱了士子文人被抛弃、被闲置的尴尬社会地位，在异域的一系列的考察、记录活动中，延续原有的社会地位与安全感。张斐系列组诗《东国纪行》中道“迹窜殊方险，身居绝岛安。”B19暂时的逃避，乃至对异域超乎热情的载述与记录，展现了浙东东渡文士勇于求知，注重实证的探索精神。文士以新奇之眼，审视异域的一切风情景物，对异域风物事无巨细的载录中，填补其炽热的创作热情与生命活力。“剃须怜虎额（惭颔），涂齿惜娥眉。赤足编芒曳，髡头束楮垂。”B20对日本男女主动剃发的头型及涂黑牙齿日本少女的喜好等，张斐都表达了不解。因东渡文士体裁多样的叙述方式，相对于以往异域风物的描摹，东渡文士笔法多样，创作方式灵活，内容愈加丰富，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皆不受限，除了传统体裁，诸如笔语、赋、书信等体式的运用，还原了异域多元多维、多姿多彩的世界。
　　 奔赴日本之后，浙东东渡文士诗文中自然流露出其故国故园情结，这一地域空间的固守，使吟咏羁客的情怀得到最大的发挥，亦是他们附庸风雅的一种形式，故园与扶桑的比较，于地域空间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本空间中的“故国”与“异域”，无论是文学或政治上的趋从附会抑或故园恋旧的比较对照，都是东渡文士面对异域所产生的情绪，揭示了他们在异域自我情感嬗变的轨迹，昭彰了他们在流寓心态下对异域所萌生出的情愫。
　　小结
　　 荣格认为，透过超越来解放的最普遍的象征，是孤独的旅行或朝圣。这是种精神的朝圣之旅。在旅途中，受教者慢慢体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受到旅途的启发，源自各种精神支撑下，受教者最终得到其训练，这是一趟赎罪、复活、解脱的朝圣之旅。对那些绝望的流人来说，与生俱有的书生文弱之气与难以泯灭的功名富贵之心非常矛盾地存在于东渡移民的身上，这实在是难以排解的一对矛盾，而此时在信仰与精神支撑下，东渡逃避了直面明朝覆亡的痛苦，又能给予他们些许未来的希望，因此部分东渡移民对东渡抱有热情，便是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这些有着镇静作用的精神良药与心理暗示，在很大程度上，可麻醉并减轻移民的痛苦，缓解其劫后余生的心理冲击，消除他们对自己的消极评价。
　　 在漫长的他国岁月里，他们不断咀嚼昔日受难的场景，使得移民那原本脆弱的心理一次次地被撕扯、吞噬，如此情形下，东渡日本甚至成为部分移民残存于世并继续苟活的救命稻草。身处恶劣的环境，却能超脱眼前现实的羁绊，超脱于客观现实、物质条件的阻碍，达到身心一致无所挂碍的状态，即从身为东渡移民的肉体羁绊上升精神层面的超凡脱俗状态。移民的这种心理主要通过诗文加以阐发，所谓“以诗明志”，在其文本中不断重申这种东渡（乞师）的情景，籍此实现重振家国的爱国之心，渡海行为及其文学创作是浙东东渡文士勇敢的精神和行动突围，行为价值远大于文本意义，探赜索迹，依然可见其海洋文学文本上的演变及重构，虽粗粝但却是明末东渡文学的滥觞之作，揭橥明末清初这批文士艰难的人生行旅与情感嬗变。
　　[参考文献]
　　①（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筑·居·思》，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②段汉武、陈慧婷：《海洋文学理论构建、经典阐释与国家型构——“第二届海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175頁。
　　③张煌言：《张苍水全集》，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④⑥B11B18陈智超编纂：《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119、1、41页。
　　⑦林观潮：《明清福建籍海外移民宗教信仰状况研究——以日本长崎在留唐人为重点》，《闽南佛学院学报》第六辑。
　　⑧（日）山本悦心：《黄檗东渡僧宝传》，日本爱知县黄檗堂，1940年。
　　⑤⑨⑩B12B13B14B15B16B17B19B20张斐著，刘玉才、稻畑耕一郎编纂：《莽苍园稿》，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9、129、122、124、115、260、124、125、116、117页。
　　[参考文献]
　　[1]贾庆军、钱彦惠·浙江古代海洋文明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另见杨凤琴·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
　　本文系2019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海洋·佛教·流寓：明清浙东文学研究》（JD19ZD-1）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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