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中的满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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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一直是清代萨满祭祀研究的重点。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本是满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并在和汉族进行了较长时间接触后，融入了部分汉族文化元素，其中所反映的满汉文化融合现象，对于研究清前期满汉文化的融合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采用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探究清前期宫廷的萨满祭祀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与汉族文化元素的结合及其发展演变。
关键词：清前期 宫廷 萨满祭祀 满汉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087-02
满人素来崇信萨满，清宫萨满祭祀仪式由来已久，自成风格。1644年满族入关后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其民俗渐为汉风所染，祭祀亦呈现满汉融合现象，逐渐体现出满汉交融的多元文化风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一向是萨满祭祀的研究热点，白洪希的《清宫堂子祭探赜》对清代宫堂子祭进行了详尽考析，杜家骥的《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则对清代萨满教的某些发展变化进行了探讨。本文以实证主义手法对清前期宫廷萨满祭仪中的满汉融合现象进行探究，以期进一步了解祭仪中的满汉融合现象。
一、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发展趋势
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始于入关前，后金定都盛京時就有了堂子和清宁宫“特殊祀典”的雏形。而萨满祭祀作为满族传统文化与信仰的体现在入关后延续下来，并不断演化发展。清宫萨满祭祀初时虽与仕宦、民间萨满祭祀有异，却是因“各处之山川水土不同，所以各处之风俗言语亦各异。昔我满洲姓氏。因其居处之地各异。是以祭家祖宗神，各处有各处之例，一姓有一姓之例”[1]9，是地区间风俗不同和各族各姓间的差异导致的。但在与汉文化的融合碰撞中，宫廷的萨满教开始明显区别于民间萨满祭祀，清乾隆十二年清朝颁布了满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对清代皇室萨满祭祀礼仪进行了系统的规范，将清宫萨满祭祀法典化、庙堂化。颁布满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目的在于规范神辞，确保神辞准确无误，以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弗坠”之效，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乾隆帝，出于政治目的，于满文本《典礼》外，又制汉文本并纳入《四库全书》，将满洲传统信仰提高到与汉族祭祀古礼等同的位置，从而借此展现和强化满族文化的主体和正统地位。
二、祭祀神祗中的满汉融合
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的满汉文化交融首先反映在祭祀的神祗上，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供奉祭祀之神祗主要有掇哈占爷（军神）、穆哩穆哩罕（狩猎神）、恩都力僧固（刺猬神）、佛陀妈妈（降福送子女神）、歪利妈妈（妇女保护神）、乌忻贝勒（农神）、安春阿雅喇（完颜氏祖先神）等，此皆传统满族神祗，但此外还增设汉族神祗如关圣帝君，在清宫各大祭祀中多供奉此神，祭辞中也多有反映。如在祭马神仪式的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辞中的“上天之子，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为某人祭则呼某人本生年）今为牧群繁息，敬献粢盛，嘉悦以享兮”[2]141 ，以及每岁春夏秋冬四季献神祝辞的朝祭神前祝辞中“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2]87 等这些祭辞中均提到关圣帝君，将其与满族传统神祗一起列入日常和重大萨满祭祀中并祀，足见对关圣帝君的崇尚重视，亦可看出汉文化对清宫萨满祭祀的影响及满汉文化的交融。
三、祭辞中反映的满汉融合
满汉融合在清前期宫廷萨满祭辞中也有所体现，清宫萨满祭辞严格遵守萨满祭祀规定，严谨规范，祭辞传习需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祭祀中诵读祭辞时用老清语（满语）诵读，务求字音无误，在这方面清宫祭祀延续了传统萨满祭祀以祭辞为重的特点，保留了满族特色。在清朝统治者刻意保持下，满洲传统习俗一直传承下来，但仍在某种程度打上了汉文化烙印。因为满族萨满祭祀祭辞为满文，且必须以满语诵读，所以并未受到直接影响。然乾隆帝为了强调满洲文化正统地位，于满文本外，又编汉译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汉译本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精心雕饰，辞藻华美，一改满族萨满祭辞原有的活泼生动、浅显易懂的语言风格。满洲萨满祭辞其格式亦不固定，不拘一格，但在经过乾隆朝这次规范调整后则显得颇为僵化，仅举其中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辞为例：
“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为某人祭则呼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
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
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于黄兮
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
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2]329
从中明显感受出汉文化思维和写作风格，与原有的朴素活泼的风格相去甚远，满族祭辞本为敬神祈福，语言不事雕琢，务求表情达意，但宫廷萨满祭祀的汉文本祭辞却融入了汉族宗法祭祀的传统特征，而且在汉文本祭辞中不仅体现出满族对祖宗神的信仰崇拜，其中还糅合了汉族传统的敬天法祖思想，将汉族宗法祭祀肃穆规整的氛围也带入其中。祭辞的严谨是满汉祭祀的共同特点，但满族着重强调偏重于诵读祭辞务必准确，不要混淆发音，防止诵读有误，亵渎神灵，以致不测，而汉族宗法祭祀祭辞则注重于言辞规范，诵读时有韵律之美，兼具古风，以求追慕古贤。因此可以看出，满汉于祭辞上原来确有不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推动清宫萨满神辞融入了一些汉文化特色，满族传统的崇尚祖宗神的信仰与儒家文化的敬天法祖观念也渐生交集，这是基于两个民族文化和思想上敬奉祖先的基础，在汉儒文化与满文化的接触中也加深了对清宫萨满祭祀的影响。
四、祭祀细节上体现的满汉融合
从祭祀细节上来看，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在根本上与民间大体一致，同样包括打糕祭、背灯祭、院祭、换锁，等等，但是与传统萨满祭祀仪式相比，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已经走得更远。清代自后金以来吸收汉族文化思想，等级观念愈发强烈，为彰显独尊地位，强化等级区分，宫廷着力于模仿汉族庙堂文化。富育光、孟惠英的《满族萨满教研究》提到民间流行的“普遍流行的常例祭是春秋大祭，其中主要是巴音波罗里（即秋祭）……满族的秋祭一般为三天，过去富有之家有五天、七天不等”[3]69。具体时间由祭祀之家掌握，并未严格规定。《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则指出“天子则日祭祀，王等则月祭祀，至于士大夫官宦则春夏秋冬四时祭祀……”[1]8。从两段材料的对比可以看出，传统满洲民间祭祀祭期并未详尽规定，只是一个大概日期，而第二段材料则体现满族萨满祭祀的祭期受到汉文化影响，融入了汉文化古礼祭祀的因素，有着较为明显的汉族等级观。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则规定更为详尽，何种祭祀、择何吉日清清楚楚，颇有汉族择定良辰吉日之意。 这里以堂子立杆大祭仪注为例，探究清宫萨满祭祀中的满汉融合。“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前期一月，派副管领一员，带领领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隶延庆州，会同地方官，于洁净山内，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皆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袱包裹赍至堂子内，暂于近南墙所设之红漆木架中间斜倚安置，立杆大祭前期一人，立杆于亭式殿前中间石上。祭期预于飨殿中间，将镶红片金黄缎神幔用黄线绳穿系，其上悬挂东西山墙所钉之铁环。”[2]101这是典型的满洲萨满祭祀准备工作，即准备堂子立杆祭所用之“索伦杆”，首先選择圣洁之山，其次选材严格，尺寸材质皆有严格要求，以明奉神之诚，但也有所不同。以伊尔根觉罗氏为例。“祭祀前一日下午，令人入山或野外洁净之处，伐杨树一株，曰三寸许即妥，荷至院内，令人修理，其杆系圆形，上尖下粗，修理人不得跨坐，得净手修理，毕，树于房门左边，所刨下之木及树枝皮，收至一堆，俟送旧杆之时，一同送出，其杆名，满语叫蓑龙杆，杆长九尺余。”[3]76清宫立杆祭沿用满族旧俗，细节却有所不同，清宫索伦杆长二丈，与传统的九尺之长不符，然其留枝叶九节亦为符合传统之意。而清宫立杆祭较之于满族的传统萨满祭祀选材更为严苛，动用人员众多，不仅是展现虔诚供奉神明之意，亦在展现皇家气度，有着明显的汉族等级制色彩。
“届时，衣金黄缎衣内监八人，舁黄缎神舆，进内左门，近光左门、景和门，预备于坤宁宫门外，衣黄缎衣司俎满洲二人，恭请佛亭，并贮菩萨像黄漆木筒，贮关帝神像红漆木筒安奉舆内，衣金黄缎衣内监八人舁行，由宫殿正门出。前引仗二对，羊角灯二对，亦用衣金黄缎衣内监执之”。[2]101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在祭祀中以崇高礼仪迎奉神祗，然传统满族恭迎神祗不过于院中西屋恭迎祖神至祭祀之室，而宫中虽大，亦无须如此盛大依仗辗转数处，这样的行动只能解释为为彰显皇室气派，区别等级，以示与士庶祭祀决然不同，而这也与萨满祭祀的朴素、活泼之意相去甚远，反而与汉族传统的祭祀大典注重仪式典制、以示恭谨相似。
五、结语
从发展趋势、供奉神祗，祭祀祭辞还有祭祀细节等层面上来分析，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仪式在统治者的主观影响和传统信仰遗留方面，在保留了满族传统萨满祭祀的特点和精髓的同时，也受到汉文化观念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敬天法祖的宗法思想，还是森严有序的等级观念，都为清前期宫廷萨满祭祀打上了某些汉文化烙印，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也为满汉文化的思想宝库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鄂尔泰.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 [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3]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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