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节镇体制相关文献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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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史》《契丹国志》《亡辽录》《武经总要》和《宋朝事实》卷20《经略幽燕》是研究辽代节镇体制的重要史料。因史源不同，反映的时间断限不同，对研究辽代节镇体制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还需要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加以使用。
关键词：辽代;节镇体制;史源;时间断限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01-03
研究辽代节镇体制的重要史料，无疑为《辽史》《契丹国志》《亡辽录》和《武经总要》，此外《宋朝事实》卷20《经略幽燕》也集中记载了辽代部分节镇。因史源不同，反映的时间断限不同，对研究辽代节镇体制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同样，因其反映的是辽代不同时期的节镇设置情况，对分析辽代节镇体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亦具有互补的作用。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材料反映的时间断限、优劣之处略加梳理。
一、官修正史：《辽史》
《辽史》无疑为研究辽代节镇体制最为重要的史料，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毕竟源自辽朝官修史书，其《纪》《传》《志》《表》中蕴含有丰富的关于辽代节镇的史料，尤其是《地理志》《百官志》中对辽代节镇有着集中记载。研究者考辨比定《地理志》各节镇（节度州）的记载，认为其史源主体部分可追溯至兴宗重熙十四年（公元1045年）萧韩家奴、耶律庶成等所撰《实录》（即辽代第二次纂修的《实录》）。①《地理志》主要反映的是重熙十四年时辽朝境内节镇的设置情况，此时共有44个节镇（见表1）。
研究者通过对比《地理志》与《百官志》中各节镇的记载，认为具有相同的史源。见于《地理志》而不载于《百官志》的丰、祖二州，二者应为元代史臣漏载。《百官志》载兴中府彰武军、幽州庐龙军、云中大同军皆设有节度使司，重熙十四年时3州皆已升为京府或大蕃府，元代史臣不察[1]116-117。但《百官志》只提供了一份辽代节镇名单，没有各节镇的沿革，故研究辽代节镇的发展演变应以《地理志》为主要材料依据。《百官志》中“南面方州官”部分，可以作为研究辽代节镇职官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无论是《地理志》还是《百官志》，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②要参照其他材料，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加以使用。
二、《亡辽录》与《契丹国志》
《亡辽录》，降宋辽人史愿著，③成书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之前，辽朝灭亡后不久，④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研究者通过考辨比定《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中各节镇的记载，认为其反映了辽天祚帝乾统年间至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前辽朝节镇的设置情况[2]146。据《亡辽录》记载，辽朝建5京5计司、3路钱帛司、大藩府6处、节镇州33处、观察团练防御使州8处、刺史州70处、诸藩臣投下州23处。其中33处节镇州为：平、奉圣、蔚、应、朔、丰、云内、宜、锦、乾、显、双、辽、咸、沈、苏、复、辰、兴、同、信、长春、庆、饶、骧、祖、川、成、业、懿、龙化、仪坤、建。⑤由于《亡辽录》只提供了一份辽代节镇名单，没有各节镇的沿革，因而只能反映辽末节镇设置的一个断面，体现不出各节镇的发展演变过程。
《契丹国志》，南宋叶隆礼撰，但其成书应在入元以后，且存在篡改史料、误解原文、节录失误、机械抄书、缺乏常识等问题。⑥然而，《契丹国志》的成书早于元代官修《辽史》，为解读《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且为《辽史》之外唯一一本系统记载辽朝历史的史书，而且保存了许多目前不见于他处的内容。
《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记载，辽朝建5京5处、大藩府6处、钱帛司3处、节镇33处、观察防御团练使8处、刺史州70余处，辽东边远不记州10余、县200余，见记5处，诸藩臣投下州23处。其中节镇33处，包括：奉圣州、云内州、长春州、龙化州、海北州、贵德府、蔚州、应州、朔州、锦州、乾州、显州、 州、辽州、咸州、沈州、苏州、复州、庆州、祖州、川州、成州、菜州、懿州、宜州、（仪）坤州、平州、辰州、兴州、同州、信州、饶州、建州[3]233-235。
对比《契丹国志》与《亡辽录》的记载，可知其史料来源于《亡辽录》，反映的皆为辽末节镇的设置情况。除去二者记载相同的29个节镇外，《契丹国志》独有海北州、贵德府、 州、菜州，《亡辽录》独有丰、双、骧、业四州。《契丹国志》记载之菜州与《亡辽录》记载之业州，应为来州[4]11。据《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三》记载，保大三年（1123）二月，“来州归德军节度使田颢、权隰州刺史杜师回、权迁州刺史高永昌、权润州剌史张成，皆籍所管户降金。”[5]388知来州归德军至辽末仍为节镇。《契丹国志》记载之 州即《亡辽录》记载之双州[6]100。海北州在辽代始终为刺史州，先为宜州属州，后为乾州属州[4]191-192，《契丹国志》将其列入33节镇中，应为抄录史料时之笔误。贵德府应为贵德州，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贵德州，宁远军，下，节度。”[5]527推测贵德州至辽末仍为节镇。
由此可知，由于《契丹国志》较《亡辽录》晚出，能够采用《亡辽录》未采用的材料，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将“双州”记作“ 州”，现已得到出土碑石的证实[6]242。但是《契丹国志》毕竟系杂抄而成，其史料价值低于上述《辽史》《亡辽录》与《武经总要》，应慎重对待，应在进行史源学的辨析后使用[7]73。
三、《武经总要》与《宋朝事实》
《武经总要》为北宋曾公亮、丁度等人奉仁宗皇帝之命编纂。《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下）《北番地里》，对辽代府州有详细记载。对比《北番地里》与《辽史·地理志》各节镇的记载可知，二者的时间断限应基本相同。最直接的证据当属《北番地里》中将云州记作西京。辽朝将云州大同军升为西京大同府在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5]264，结合前辈学者关于《武經总要》成书时间的研究可知[8]132-133，《武经总要》反映的当为辽朝重熙十四年左右最新的行政建制。 《武經总要·北番地里》中记载的辽代节镇共有辽、平、蔚、朔、奉圣、应、丰、来、建、白川、宜、渌、沈、同、信、双、显、乾、开、保、锦、长春、龙化、仪坤、祖、怀、庆、饶、通29处[9]963-1008。
《武经总要》为兵书，编纂出于军事目的，虽然出自宋人之手，对辽朝的节镇设置情况不可能完全准确掌握，但毕竟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武经总要》对辽代节镇的记载从其他史书中亦可以得到印证，证明其史料来源可靠。鉴于《武经总要》反映的辽代节镇的时间断限与《辽史·地理志》相近，不仅可以作为《地理志》的重要参考，且《北番地里》将辽代府州军城分别置于燕京州军十二、幽州四面州军、西京州军十一、云州四面诸州、中京四面诸州、东京四面诸州、上京四面诸州之下，暗合了《地理志》中“五京道”的划分。加之《北番地里》记载了各节镇的设置过程，对于了解相关节镇在辽朝前中期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部分弥补了辽代节镇沿革记载不足的缺陷。
《宋朝事实》，南宋李攸著，记载北宋建隆至宣和年间的历史。其中卷20《经略幽燕》部分也集中记载了辽代府州，并分为5京、上镇12、中镇6、下镇7、观察州13、刺史上州9、中州11、下州34。其中上镇包括：奉圣州、云州、平州、祖州、怀州、显州、乾州、兴中府、建州、宜州、庆州、黄龙府;中镇包括：应州、饶州、白川州、锦州、番州、蔚州;下镇包括：湖州、连州、同州、宣州、可汗州、宁州、河州[10]314。
与《辽史·地理志》《亡辽录》等书对比可知，《经略幽燕》中记载的辽代节镇不仅数量少，而且等第记载存在问题，如湖州、连州、宣州、可汗州等皆为刺史州。同时对于节镇名称的记载亦存在错误，如番州应为沈州之误。
不过，宋人对于辽朝节镇体制的理解亦有可取之处。第一，《经略幽燕》将辽代节镇分为上、中、下三等，虽然各等级对应的节镇不一定正确，但却提供了一个思路，即辽代节镇可能也存在等级划分。第二，《经略幽燕》记载：“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然折长补短，地利绵亘，周围不过五千里，计其所出所产，未必敌河东河北州郡也。”指出辽代京镇设在“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之处[10]314。第三，将兴中府、黄龙府与节镇划归同一等级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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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曹流.《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A].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大史学[C]，155.陈俊达，孙国军.《辽史·地理志》所载节度州考（下）[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2）：4.
②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平议[A].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十五辑）[C].317-347.李锡厚.《辽史·地理志》辨误[C].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31-246.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绪论.17-22.
③燕山史愿.直斋书录解题[A].金人亡辽录（二卷）[C].[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A].伪史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0.《郡斋读书志》称为《北辽遗事》：“不题撰人，盖辽人也。”[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A].伪史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5.《宋史·艺文志》作“史愿《北辽遗事》二卷”。[元]脱脱.宋史（卷203）[C].艺文志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7.5123.
④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元年（1131）四月庚辰：“朝议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秘阁。愿，燕山人，有学问，上召见而命之。愿尝著《金人亡辽录》行于世。”知《亡辽录》成书于绍兴元年之前。
⑤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二十一》，宣和七年（1125）正月二十四日条引《亡辽录》，第152页;曹流《〈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大史学》第159-161页。个别州名依照《辽史？地理志》修改。
⑥李锡厚.叶隆礼和《契丹国志》[J].史学史研究，1981，（04）：67.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A].刘浦江.辽金史论[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326-331，372.
参考文献：
〔1〕陈俊达.《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所载州比较研究[J].兰台世界，2017，（19）.
〔2〕曹流.《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A].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大史学（14）[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6〕李仲元.辽双州城考[A].陈述.辽金史论集（第二辑）[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7〕陈俊达，李碧瑶.《契丹国志》中卢文进史料史源疏证——兼论《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J].邢台学院学报，2017，（04）.
〔8〕姜勇.《武经总要》纂修考[J].图书情报工作，2006，（11）.
〔9〕[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10〕[宋]李攸.宋朝事实[M].北京：中华书局，1955.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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