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对威廉·莱斯生态观的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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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凡
摘 要：威廉·莱斯从意识形态和社会需求两个层面出发，提出了“控制自然”说和“消费异化”说，并且最终得出了造成生态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解读威廉·莱斯的生态思想，不仅要认识到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也要认识到东西方社会都在实行现代化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现代性为我们重新理解威廉·莱斯的生态观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现代性最主要的两个特征是“人”和“理性”，从这两个特征重新解读威廉·莱斯的生态观，更能切近我们对当前中国生态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威廉·莱易斯; 现代性; 生态危机; 主体性; 理性
中图分类号：X321;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9）9-180-002
生态危机从早期的区域性可恢复的环境问题发展到如今全球性不可恢复、危害到人类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其发展逻辑与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自然中心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再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追问，必须要先阐释、理解现代性的内涵。
一、现代性是什么
现代性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概念。近代以来，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对其概念进行发展和完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一词源自于‘mode’一词，意为‘现在’、‘刚才’、‘此刻’等，随后，人们创造了‘modernus’一詞，其目的是为了新兴的基督教寻找合法的地位，并将之与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明确划分，因此，在早期拉丁文中‘现代’一词其实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它要从自身中去寻找一种规范性和合法性。”[1]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根本特性就是现代性。
德国的哲学家马克思和韦伯也对现代性做出了深刻的解释。马克思从商品、资本和异化三个基本范畴来阐释现代性的内涵。他认为“商品的出现一方面使社会出现重大的变革，另一方面商品使人的交往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马克思还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资本，也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2]1马克思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扭曲人性，并从实践出发寻找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因此，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也是为了重构现代性，最终实现人的解放。韦伯认为“现代性就是‘理性’，他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看成是一个不断祛魅和‘世俗化’历史的过程，理性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主要表现在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以此来描述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2]1韦伯的理性存在两种逻辑：文化层面的理性化和社会层面的理性化。这就导致了价值多元化，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于是韦伯将现代社会诊断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失落”，如果无法解决价值多元化的问题，那么现代性必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
按照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解，启蒙运动的兴起赶走了宗教上帝，确立起以主体性、理性、自由等现代性原则，启蒙运动者们希望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宣扬人的自由和理性来确立一个思想的“理性王国”。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理性也开始异化，带来了生态恶化、价值观的混乱等问题。理性一方面推翻了宗教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却使自身神圣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二、威廉·莱斯的生态观
威廉·莱斯从多层次的角度分析了生态危机，首先是观念的角度。他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
莱斯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控制思想曾经以自在的形式存在于古代的神话和宗教中，十七世纪以来这种思想逐渐明晰化”。[3]13控制自然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生态危机发生而创造出的哲学概念，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说，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意蕴。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介绍了代达罗斯和斯芬克斯的神话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莱斯认为，“这些神话故事折射出古代人们对工具，尤其是金属工具的矛盾心理，人们既有占有控制它的渴望，也有对它所拥a有的神秘力量的恐惧……逐渐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慢慢弱化，对自然的控制之欲逐渐增强。”[3]14一直到十七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人的理性的光辉，自然界在人的“理性王国”面前褪尽了它的魅力，人类不断地开始加大对自然的控制。
其次莱易斯还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他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意识形态之中。他认为“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发展中，“控制自然”的思维方式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普遍认可的常识。“控制自然作为影响近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它特有的形式遮蔽了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4]20
“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5]109控制自然的本质是社会集团或个人通过利用科学和技术手段来控制和统治他人。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利用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自己的生产，将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变成人控制人的手段。在“控制自然”的观念下，自然的功能仅仅被视为用于满足人自身的发展，忽视并抛弃了自然本身的价值性质与对人的道德意蕴。控制人的关系是控制自然关系的产物，控制人的关系的存在意味着部分人被统治者所统治，人与人的地位必然会不平等。
最后，莱斯还从“消费异化”的角度分析了生态危机爆发的不可避免性。
莱斯在批判“消费异化”问题时，不仅仅从社会供给的角度，而且还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对商品、需求、满足的关系进行剖析。
莱斯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点。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每日的工作时间。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了人的谋身手段，人被劳动抑制了人性，只有通过消费的方式发泄。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幸福感与人的消费质量与数量相挂钩。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利用先进的媒体来呼唤人们消费的欲望，这也正是占统治地位的人对劳动者在消费领域控制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过度生产造成的过度消费就是消费的异化。消费的异化又刺激了生产的扩张，形成恶性循环的关系。过度生产导致自然的过度开发，过度消费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与垃圾的过多生成，进一步加重了环境的负荷，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生态危机根本上的原因。 三、对威廉·莱斯生态观的再解读
通过上述对威廉·莱斯的“控制自然”说和“消费异化”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控制自然”说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精神以及“消费异化”中人的主体性的异化。我们知道，整体相对于部分，相对于局部，具有无所不在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如果要把握莱斯的生态思想，首先我们得先对现代性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
现代性有两大主干，两大支柱，第一是“人”，也就是“主体性”，第二是“理性”。在這里，我们需要注意并且要做出区分的是：威廉·莱斯思想下的个人，是处于经典资本主义现代性下的个人。经典资本主义现代性把人变成一种主体性单一，这种主体性单一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人’是指在现实社会中丧失了批判能力，否定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类人，这些人没有能力去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外一种新的生活。”[6]因此这些人也如同莱斯在“异化消费”理论中所描述的那些丧失了主体性的工人在生产领域得不到满足，只能转向对消费领域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不能脱离现实，问题更要切实生活。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应该要考虑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个人。由于巨大的时代变化，莱斯所分析的“异化消费”理论并不能适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个人，进一步的说，西方经典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根本上是区分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前面我们说经典资本主义所倡导的现代性是一种单一，用霍布斯的理论来说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7]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是一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新现代性，因此这两种东西方的现代性碰撞在一起必定会发生战争，例如：最近的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其背后蕴含的哲学意蕴就是经典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后果之一：将人的主体性单一化。这种单一化必定将导致同质体之间发生斗争，而这也正是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共同进步等理念截然不同。
接着我们继续讨论现代性另一个主干，也就是“理性”。理性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罗格斯中心主义”。“一直到近代，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呐喊中，近代启蒙理性发端了。理性既是神学的对立面，也是自然的对立面，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一切提出有效性的要求的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1]11近代以来，单方面强调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人的主体性开始全面异化。“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理性的中心特征之一。”[8]5在这个基础上，莱斯的“控制自然”说是有理论和现实基础的。但是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莱斯认为人控制自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科学的进步是必然的，由于技术本身就蕴含着工具性，当科学不断的进步时，工具理性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最终工具理性成为统治、支配社会的力量。而科学技术本身是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使用的人本身，当人的主体性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时，科学技术成为人“控制自然”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简单概括为“建国以后的‘两步走’设想到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三步走’战略，再到新时代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等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9]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大体上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理性传统的哲学体系，他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论，而不是西方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很难产生那种“控制自然”的观念，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能超越现代性带来的弊病。中国如今也正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中，现代性也正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伦理，而这些也正可以补充现代性导致的价值理性的缺失。
四、结语
威廉·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主要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为世界生态哲学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在学习、理解威廉·莱斯的生态观时，不能仅仅为了研究而研究，更重要的是看其与中国现实环境问题的紧密联系，我们更应该站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创新理论思想。
威廉·莱斯的生态观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基础，因此我们更重要的是提取出其理论的普遍性。而现代性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资本。威廉·莱斯最终提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而中国正在实行现代化进程，其中市场经济就是借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只是为了发展经济，加速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经典现代性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而如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创新出一种新现代性，这种新现代性是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经典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齐琳正.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D]华中师范大学，2017
[2]杨启铎.马克思、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比较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4
[3]贾素波.威廉·莱斯“自然控制”思想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7
[4]张弦.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7
[5][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6]王蕊.论“单向度的人”思想及启示[J]农家参谋，2019
[7][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5
[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9]夏红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历史进程、成就及基本经验[J]大连干部学刊，2019，35（06）：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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