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物质文化遗存及其丝路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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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胜利
摘 要：辽代物质文化遗存是研究辽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学界穷波讨源的重点难点之一。辽朝境内曾生活着许多民族和部落，其物质文化遗存也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笔者试图探讨辽代物质文化遗存中所见的丝路文化的具体因素及其基本内涵。
关键词：辽代;物质文化;遗存;丝路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8-0011-06
物质文化是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出的物质产品，包括服饰、饮食、建筑等，物质文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直接相关，不同的物质文化状况反映出不同的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物质文化除了“物质”外，还强调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存续状态。而物质文化遗存则是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是我们了解、研究前人生活的重要物证。
一、辽代物质文化遗存状况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历时二百余年，疆域广阔，东邻今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北达外兴安岭，南抵今河北省霸县、雄县一带。一直以来，因正统观念的影响和文献资料的稀缺，导致学界对辽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比较浅显。近年来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这种状况也有所改变，尤其是辽代物质文化研究取得的进展，使我们对此有了比以前更为深入的认识。内蒙古地区作为辽朝腹地，已发现众多辽代物质文化遗存，根据种类，可分为墓葬物质文化遗存和建筑物质文化遗存。
辽代瓷器、金银器、玉器、璎珞和青铜器作为辽代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出现在很多墓葬中，呼和浩特市脑包沟辽墓出土遗物有陶器、瓷器、铜骨朵等;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出土遗物有白瓷碗、鎏金铜面具及铜鞋垫等;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遗物有金器、铜器、木器、铁器等;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遗物有瓷器、木器、银器、铜器、玉器、琥珀等;赤峰市城郊大窝铺辽墓出土遗物有瓷器、铜丝网络、铜币、琥珀、水晶等;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漆器、水晶、琥珀等;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有金器、银器、铜器、木器、陶瓷器、玻璃器、玉器、琥珀、玛瑙、水晶等;辽宁省阜新市程沟辽墓出土遗物有瓷器、鎏金铜饰件、玉器、琥珀、水晶等;辽宁省新民市巴图营子辽墓出土遗物有瓷器、铁器、陶器、铜器、鎏金铜面具、琥珀饰品、玛瑙饰品、琉璃饰品等;辽宁省朝阳市前窗户村辽墓出土遗物有陶瓷器、鎏金银器、玛瑙饰品、象牙制品，以及各种铜、铁用具等;辽宁省康平县辽墓出土遗物有瓷器、铜器、玉器、铁器等。在众多辽墓出土遗存中，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玉器，因为玉器有礼制功能，可以做成祭祀用玉和舆服用玉，玉器还有体现佛教文化内涵的功能及朝聘赏赐功能。这些都赋予了玉器一定的生命力，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此外，还有辽代的毛纺织，丝绸等。
辽朝物质文化繁荣多样，但由于辽朝文禁甚严，不允许民间的印刷品向境外传播，否则违令者处死，所以影响了辽文化的传播，以致辽代文学作品流传不多，但辽代绘画艺术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辽代的绘画艺术也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着重表现契丹人的生活方式是辽代绘画最重要的特点。胡虔、胡環、耶律倍等著名画家作为辽代绘画的重要代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胡環的传世之作《卓歇图》生动地描绘了契丹狩猎生活，是一幅难得的佳作。
壁画内容源于生活，既反映了时代的艺术特点，又影印了当时的真实生活。辽代壁画因精美绝伦的内容、鲜艳的色彩、丰富的题材、生动的造型及数量的众多震撼了世人，同时又用写实手法把北方草原广阔壮丽之景描绘的栩栩如生，这些都使得辽代壁画显得极其珍贵。关山辽墓壁画从其丰富的内容和种类可见契丹贵族礼仪风俗和崇佛拜佛习俗，从艺术特色上不仅有唐宋绘画工艺技巧，还具明显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畫派特色。如衣着方面穿大红大绿衣服和高足短靴，这是明显北方草原风格。库伦辽墓壁画是反映辽代社会晚期生活背景及风俗习惯的精美壁画，此壁画展示出了绘画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能和绘画手法，如整幅壁画都有墨线傅彩，所用颜料以石绿、朱砂、白粉、赭石、石黄、石青为主，有单色和复合色，并用颜色的深浅浓淡来表现光度的强弱之感。此外，在刻画的人物表情神态中投入了大量的笔墨，可见画师手法的精湛细腻。克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壁画属辽代早期壁画，绘有《游牧图》和《车帐生活图》，两幅壁画的绘画技法虽不是很高，但却极具生活气息，而且也直观反映出契丹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的生活情况。总体来说，辽代壁画作为一种画面感十足的历史遗存，对研究辽代物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辽代也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新阶段。原有的封闭式里坊制度已被彻底突破，加之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桥梁等设施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而使城市的布局与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在寺庙、宫殿等建筑群的布局上，也出现了不少新手法，建筑装修与色彩日趋华丽，砖石建筑的施工技术更是发展到一定的新高度。如辽宁南塔、辽宁北塔、山西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义县奉国寺、蓟县独乐寺、辽中京城址、宁城大明塔、半截子塔、庆州白塔、阜蒙县东塔山塔和烧锅屯塔等建筑遗址都描写了辽代建筑发展发达的情况。东塔山塔，位于阜蒙县红帽子镇政府所在，因靠近塔子山而得名。始建于圣宗年间。塔平面呈八角形，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筑空心佛龛塔，通高35米，塔基座35.4平方米，由上至下分三部分组成。从整体造型看，该塔外形图案美观大方柔和，阁楼式结构呈现出建筑之精美。烧锅屯塔，位于阜蒙县十家子镇塔山屯，始建于辽会同元年（984年），塔为砖筑八角九级密檐式，塔身高28米，座基32平方米。由塔座、塔身、塔檐及塔顶组成。边长4.2米，在束腰刻有伎乐、龙凤、力士浮雕。塔身上部有砖雕斗拱檐，檐下挂铜铃铛，塔身往上层层内敛，整个雕刻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最令后人称奇的山西应县木塔。应县木塔是一座举世闻名的佛塔，位于山西应县佛宫寺内，全名是“佛宫寺释迦塔”，整座木塔没有一根铁钉，但却屹立近千年而不倒，因而被称为“千年不倒翁”。后世很多皇帝都对此塔称赞有加，明成祖朱棣曾经称它是“峻极神功”，明武宗也曾称赞它为“天下奇观”。其实，应县木塔在减震和构造上的设计非常科学，刚柔相济，并在减震、避险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内部构造采用的是榫卯咬合而非使用钉子接合，在暗层中间增加许多弦向和经向斜撑，使结构更具硬度，在面对大的地震和伤害的时候，能更有力地减少损害，足见其设计、建造的精良。 辽朝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有饱受磨难不堪回首的岁月，普照寺辽代砖塔壁画残损严重，人为划痕使壁画大面积遭到破坏，部分画面铅粉变色现象严重。铁岭昌图的辽金石龟，本是石碑底座的装饰之物，却一度误传为偷吃秧苗的饕餮，遂被当地人处以枭首极刑。还有严重的非法盗掘和走私，致使墓内遗物遭到严重破坏。如1993年冬被盗的赤峰宝山辽壁画墓，是迄今发现辽墓纪年中最早的契丹贵族墓，遭到盗掘，使得墓内精美壁画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都说明辽代物质文化遗存面临严重危机，抢救和保护仍然是第一位任务。
二、辽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本土文化因素在丝路文化中的体现
辽代瓷器、辽代金银器、辽代玉器、辽代璎珞、辽代青铜器、辽代建筑等辽代物质文化遗存，作为研究辽代文化的主要内容，阐释了辽代文化的内涵，反映了辽代本土物质文化的卓尔不群。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与其他时期的物质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体现在对辽代本土文化和生活质量的阐述。
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凭借自身的才智和骁勇善战曾在内蒙古草原上雄踞一方，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让辽代人建立了自己的本土文化。
其一，生活方面，辽墓壁画最具有本土文化特点，也最能反映辽代当时社会生活面貌。其绘画内容、绘画技法和绘画题材大都围绕草原特色来体现，多为狩猎图、草原风景图、出行歸来图和游牧图等。出行归来图表现契丹人早出晚归的生活情况，如库伦一号辽墓墓道北壁所绘的出行图，围绕出行主题，前后连贯，气势雄伟。整幅壁画共计二十九人，画面以主人为中心，仆人前呼后拥，并见车马相接，呈现出一副奢靡显赫、豪华阔绰的场面。此出行图共出现一马一鹿一车。而南壁归来图绘制的是车毂乍停，主人入内，女仆匆忙向内室搬送什物，男仆休息的景象。画面共出现两匹骆驼，一辆车。库伦二号辽墓墓道南壁所绘归来图中，出现了两匹骆驼和一辆高轮大车;库伦三号辽墓出现的鹿纹砖，作浮线凸起，昂首翘尾，扬蹄奔驰，四肢健壮，鹿角耸起，给人以迅捷、灵巧的感觉;库伦四号辽墓所见驭者图和迁驼图，都可见马和骆驼的踪迹;库伦六号辽墓墓道北壁所绘出猎图和归来图，可见马、骆驼、猎犬及车等;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壁画的驭者图，体现主人出行之意，可见骏马;克旗二八地一号墓《契丹族草原放牧图》，画面由牛、马、羊组成一个牧群，两匹全鞍马走在最前，红缨雉尾，彩色鞍辔;鞍马之后尾随四匹散马，其中一匹黑花马、三匹白马，均作奔腾追逐状，形象威武、生动;散马之后为牛群，由九头牛组成，一牛犊夹于其中，一小牛尾随其后，两头花牛，一头黑牛，其余四头似为黄牛，均作低首、垂尾、行走状，与马群的神态迥然有别;走在最后的为羊群，由十五只山、绵羊组成，头羊为两只转角小山羊，毛色黑而密，相向作抵角状，形象极为生动、可爱，其余十三只大体排成三列，以5—4—4的组列形式，均作昂首提蹄追逐状。
上述所有辽墓壁画均有一共同特点，即都有马的出现。说明马在辽代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出行图中的马匹皆绘的健壮有力、栩栩如生，这是因为对于“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来说，车马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辽代大部分契丹人以牧猎为生，马既是他们的坐骑，又是不可缺少的运载与行军作战工具。契丹人善于骑射，所骑之马皆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良种马，“终日驰骤，而不困乏”是对契丹马最恰当的描述，历史上的契丹铁骑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于世。契丹人策马驰骋于广阔的草原与山林之间，尽显其粗犷大气、豪迈勇武的民族气质。除马以外，骆驼和牛也是契丹人的交通工具，主要用于骑乘、托运和牵引车辆。骆驼因耐饥渴，且擅长涉越沙漠，适于驮货做长途运输和牵引车辆，有时也用于骑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库伦辽墓壁画，一号和二号墓中都体现了中国画法，有明显的唐代遗风，如人物面部多用晕染，山石则为皴法，而且契丹人不但在汉人那里学习绘画，而且还学习唐三彩制法，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辽三彩”说明辽代物质文化遗存受到了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
辽代饮食器具是辽代墓葬出土的主要遗物，是契丹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缩影，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民俗与饮食文化的面貌。辽代饮食器具的发展不仅建立在前期社会孕育的基础上，还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特点。
其二，生产方面，出土的器物，如金银器、玉器、璎珞、青铜器等，体现了辽代当时的文化特色、生产水平和人们的审美观念。
受汉文化影响，契丹民族建国后，在礼制、宗教、世俗以及朝聘往来诸领域广泛使用玉器，形成了具有浓郁草原文化气息的独特玉文化，此外，玉器的广泛使用对金元玉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传统的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陶瓷、木器、金银器作为契丹早期的手工业代表，发展速度飞快，而玉器发展则相对缓慢。考古资料可很好的印证这一点。如敖汉旗大横沟辽墓、沙子沟辽墓、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等出土的玉器都仅有用于马具装饰的玉，再无其他玉器遗物，表明此时玉器的制作明显滞后。随着契丹势力的强大，发展加快，契丹贵族开始大肆掠夺工匠。《辽史·国语解》载：“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可见其隐含着珊瑚玉石等珍贵物品的制作早已为契丹贵族所重视。至辽兴宗重熙二年（1033年）契丹玉器业已相当繁荣，如朝阳北塔天宫和地宫曾出土玉器多达千余件。
契丹玉器的质地，主要是和田玉，玛瑙和水晶制品亦有一定的比重。但最能代表辽代玉器工艺特色的，当属和田玉雕琢的玉器，如：巴林右旗出土的白玉熊，工匠在近乎三棱体的白色玉料上，根据玉形状，将熊设计成头部低垂迥曲，前肢弯曲环抱于头下，后肢自然平伸置于前肢肘部的睡姿，流露出温驯、安静之态。而玉熊饱满的肌肉所表现出曲线隆起的变化及漆黑圆睁的双眼，又使整体富有动感。这件玉雕以静态基调将熊塑造成憨厚驯良的形象，与熊凶悍刚猛的天性形成强烈的反差，正是辽代玉工匠心独到的设计。这也是契丹玉器所表现出的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有辽一代用玉，以其所反映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内涵以及表现出的粗犷、豪放、写实的艺术形式，为中国传统玉雕风格注入了新鲜活力，对金元明清乃至当代玉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辽代耳饰无论在造型变化亦或出土数量方面都远胜唐宋，且为金、西夏、元所不及。另外，辽代的耳饰，契丹男女均可以佩戴，如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辽墓壁画所绘的契丹男子，即戴耳环。从现有的材料考察，摩羯耳环应为男女通用，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代钦塔拉夫妻合葬墓，男性墓主所戴为装饰联珠纹的抽象摩竭金耳环，女性墓主戴摩竭金耳环;江苏扬州三元路窖藏出土的六件耳坠，更多地体现出北方草原民族的金饰传统。
辽代契丹人以兵为强，以马为富，食肉饮酪，逐水草而居，所以为适应游牧跋涉过程中的饮食供给和携带方便，契丹人多以瓶为主要携带品。从遗物出土情况看，瓶主要特点是小口圆唇、束颈斜肩，长圆腹，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双耳。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城子公社洞山大队出土的辽代银质鸡冠壶，是典型的民族饮食器具，基本式样有五种，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从这五种形式可看出一共同点，即要么有梁可提，要么有孔可穿绳，都是便于携带。又如辽宁省阜新市辽萧和墓出土的一件双系壶，胎质较粗糙，小口略侈，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小桥形状的耳，口径仅3厘米、高约14.4厘米。由尺寸推断，当为经常提拎盛装水或饮品的器具;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青瓷双耳四系盖罐，肩部有长方形传空格鋬耳一对，两对半圆形双系，可以与罐身四系相连，有圆弧形器盖，因为它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等的理想用具。在使用中若将耳穿带，既可直接提拎，随身携带，也可作为生活中频繁使用的饮食器具，用于汲水和运输。
草原民族生活的季节性造成长途奔波的疲惫，为解决越冬度春的困难，需要不断储备食物。所以根据食物贮藏需要，契丹人以坛、缸等来储物。如辽代著名的鸡腿坛，它是一种长身，小底，高体的器物，用来盛装液体或饮料，可封口保存，很是先进。在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下，饮食器具开始是以适用性、满足生活需要为先，后随着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游牧民族开始转为定居，并把陶瓷饮食器具作为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器具但是很多饮食器具仍然保留着以往的原始风貌。
三、辽代物质文化遗存中显示的舶来文化
辽代盛极一时，在其存在的二百多年间不仅依靠本土文化发展生存，还善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故其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厚。在出土的辽代物质文化遗存中，大到生产建筑，小到生活杂物，都可看到外来文化的痕迹。
（一）建筑
辽代建筑是我国建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使桥梁、交通运输、商铺等都进入了新的发展，建筑装修与色彩也日趋华丽。木构建筑的设计与施工也实现了规格化，砖石建筑的施工技术更是发展到了一定的新高度。辽代上京临潢府仅在宫殿东向这一点保留了契丹人的风俗，建制与中原城市大致相同;而辽中京城比上京城更多的模仿了唐代建制，最为突出的是修建了用围墙包绕的坊市。东京、南京和西京三个城市，均是在旧有基础上增修的，其中南京、西京均为汉地旧城，东京也是以汉人和渤海人为主，城市的建设当然也都与中原城市相仿。
建塔是辽代一件非常流行的事情，当时在五京道各州县，到处都耸立着巍巍高塔。著名的辽代庆州白塔就是一座集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于一体的辽代建筑。当时各地佛教流入契丹，但只有回鹘佛教最先被契丹接纳，并成为契丹后来的主流佛教，故契丹异常重视与回鹘的交往。《辽史·道宗记》：“咸雍三年（1067年），冬十月壬辰，西夏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足以证明辽朝对回鹘佛教的重视程度。此外，庆州白塔的建筑样式也受了回鹘的影响。如“胡人入辽”这一精美浮雕在洁白的塔身上雕刻得栩栩如生，体现了明显的回鹘文化因素。浮雕在第一层窗棂下的东南方向，一胡人立于狮前，做牵引状，一契丹人居中间，一胡人立于最后面。白塔西南方雕一胡人牵麒麟图，西北面刻一盛满珍宝等供物的托盘，由两人轻轻托起，这一浮雕形象直观地反映了辽朝佛教中的回鹘因素。
（二）宗教
佛教起源于印度，故乡是印度天竺，分为大小两乘，最后力量强大的是外道为主建设起来的大乘教。佛教传入中原比契丹早，所以辽人的宗教观念源于中原。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父母死，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骨而焚之，酹而呪曰云云”。可见契丹人仿照了中原汉人守孝三年的习俗，并把三年之期看的极为重要，还要祈福让祖先保佑自己。契丹人的宗教信仰，早期以原始自然崇拜为主，如崇拜山峰、崇拜天地、崇拜太阳等，除此之外还有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信仰。辽建立前后，佛教、道教等宗教陆续传入契丹，并在契丹生根发芽，对辽朝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故发展的比较迅速。在契丹人的信仰中，尤以佛教表现最为突出，后人曾感叹“辽以释废”。据资料记载，中原佛教是契丹佛教主要来源。唐朝末年，阿保机被任命为本部夷离堇，他骁勇善战，并在战争中取得多次胜利，并俘获大量战利品。在与汉族的战争中俘获了大量人口，这些人口多数来自中原地区。而当时正是中原佛教发达时期，阿保机俘获的这些人口又恰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人群，故佛教就跟随这些汉人一起进入了契丹腹地。因此，中原儒文化在辽朝早期就已得到广泛传播。
辽朝佛经的来源比较复杂，有直接从印度来的梵文本子，也有从中原来的汉文本子，还有与西夏、回鹘交流来的本子。诸多版本的存在，使得辽朝的佛经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辽代的校經、写经、印经活动十分盛行。总体上看，辽代佛教是唐代佛教的继续，大乘占有绝对地位，宗派表现上，又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流行的是密宗，其次是禅宗、天台宗、法相宗、净土宗、瑜伽等。依葫芦画瓢是辽代佛教的基本特征，辽代佛教虽没有自创的佛教经典，但在佛的口号下随意取补各家学说，改造外来文化是辽代文化的一贯性格。
辽代宗教文化对辽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各个宗教之间相互融合、渗透，在辽代宗教文化中，全方位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的局面逐渐形成，且辽朝佛教中不仅有道教的影响，还有摩尼教的影子和中原儒文化因素，多种文化因素互相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契丹宗教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加快了契丹的发展步伐，为契丹后来的强盛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三）饮食
辽代契丹人已能培植各种瓜果。瓜类以西瓜为多。契丹人种植的西瓜是从西域引进的。据胡峤《陷北记》记载：“自辽上京城东行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中原）冬瓜而味甘”。契丹辽地无霜期短，契丹人为了防止早春西瓜幼苗遭霜冻之害，发明了大棚温室栽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此外，契丹人食用的瓜类还有产自幽州的“合欢瓜”。
契丹人食用的蔬菜见于史料记载得不多，大致有芹菜、回鹘豆、野韭菜、菱芡、葵、葱、姜、蒜等，但只见回鹘豆是从西域引进栽植的。《契丹国志》载：“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
辽地不产茶。饮用之茶全部来自中原，通过贸易、礼赠或贡纳而获得。如东丹王耶律倍就曾用三万只羊和二百匹马与南唐交换罗、纨、茶、药等。辽会同三年（940年）四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巡幸南京，“晋遣使进茶、药”。穆宗应历四年（950年）二月，“汉遣使进茶、药”。辽宋澶渊订盟之后，北宋每年向辽廷赠送的礼品中，有“岳麓茶”。新罗国向契丹皇帝进贡的礼品中有“脑元茶”。
（四）贸易
从公元8世纪到13世纪初，契丹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不仅把汉语和汉字作为官方语言和文字，连货币都是完全仿照中原的钱币铸造的。西辽境内的撒马尔罕城中，居住着许多汉族工匠，那里的丝织业、造纸业和陶瓷业更是全部仰仗汉人。汉人还把内地种植粳稻的技术带入了撒马尔罕。
因草原丝路的通畅，在辽朝建立后契丹开始与回纥、西方展开频繁贸易。据记载，回纥景教徒有灵活的商业头脑，其经商范围东到中原，西及波斯，且通过与各国的贸易往来，为东西方的沟通交流架起了重要桥梁。在这一背历史景下，景教在北方草原地区也得到了广泛传播。除此之外，在今辽上京、辽中京遗址中均发现了景教徒特有的十字架和墓碑。这些都是回纥景教通过草原丝路来到辽朝从事贸易的有力证据，也可看出当时契丹与外来民族的贸易交往踪迹。
《契丹国志》记载了很多民族和契丹贸易往来的情况。如契丹境内屋惹和阿里眉等部落，每年要向契丹纳贡，如大马、青鼠皮、蜜蜡、胶鱼皮等珍贵物品，还与契丹“任便往来买卖”。这些民族的互市贸易加快了契丹的繁荣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高昌、于阗等国，在辽朝与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考古资料中可得到充分证实。如辽宁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墓出土的玻璃带把杯，造型呈圆筒状，腹部急收成假圈足，口、腹部附一把手，把上端一角翘立，整体造型与伊朗高原喀尔干出土的玻璃把杯相同，都具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特征。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把杯，口颈漏斗形，圆腹圈足，器形也酷似喀尔干出土的玻璃把杯。这些玻璃器皿，都产于伊朗高原，属于伊斯兰风格，通过草原丝路传入辽朝境内。
（五）文字
据《辽史》记载，早在天赞二年（923年）和三年（924年），伊朗高原的博思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就已遣使来贡。天显八年（933年）六月“甲子，回鹘阿萨兰来贡”。这些史料表明，这条草原通道是一直存在的，它在历史上充当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辽朝中期以后，随着辽朝国力的强盛和政治的稳定，加之这条草原丝路的畅通，南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达到全盛。
因契丹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使东西方文化因素全都融汇到契丹辽文化中，遂形成了复杂多元而又独具特色的北方社会文化。如在辽朝社会中，通行着两种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殊不知，契丹人最初只有语言，而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据记载，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辽太祖力排众议，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大字造好，共三千余字，颁布实施。这种字主要是通过增减隶书的笔画进行改造而成，有些字词干脆直接借用汉字或者改造汉字的字形而成。后来迭剌创造了契丹小字，但契丹小字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汉字和回纥字而制成的一种新型文字，这些都体现了北方社会文化中，东与西、南与北的交流和融汇。
契丹文字创制后，辽朝采用两种文字并行策略，以示契丹和汉族的平等。自920年契丹文字始，至公元1191年废止，前后近300年，但由于史料匮乏，故推测其实际使用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金代建元以后的66年间，使用的也是契丹文字，由此可见契丹文字的创制，把中国北方文化的发展水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蒙古文、女真文的出现，都受到了它的直接影响。
辽王朝雄踞中国北方二百多年，在政治上对各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南北面官制，在经济上重视自身畜牧业的发展，并学习中原的农耕经济，在文化上虚心学习借鉴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使得辽代物质文化遗存所见丝路文化内涵极为宝贵，生活生产上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辽代物质文化既保留有本民族的特色，同时还伴随着草原丝路从遥远的西方传递过来的域外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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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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