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烧马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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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慧玫
威廉・福克纳（1879-1963）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六百多个人物，其中有诸多女性形象。有评论家认为，从福克纳所塑造的不同女性角色来看，他是个“妇女的诽谤者”“具有严重厌女倾向”。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福克纳的误解，他本人对此也曾坚决予以否认。福克纳的确刻画了一些死气沉沉、缺乏活力，甚至显示其大男子主义倾向的女性人物，但是他从未忘记给读者展现导致她们悲剧的社会根源。通过对这些女性角色不同命运的描写，福克纳表达了自己对她们的同情和理解，批评了社会及旧思想旧习俗对妇女的压制与禁锢。
在其短篇小说《烧马棚》中，福克纳的笔墨多用于描写南方白人佃农阿伯纳・斯诺普斯及其小儿子沙多里斯・斯诺普斯，对阿伯纳的妻子伦妮・斯诺普斯也仅以寥寥数语述之，但却透露出了其对这一角色的同情。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南方为背景，讲述了白人佃农阿伯纳・斯诺普斯一家的生活。伦妮・斯诺普斯的丈夫阿伯纳脾气火暴，习惯通过烧马棚来解决与雇主或邻居间的矛盾。当他与邻居哈里斯先生发生矛盾，便雇人烧了哈里斯先生家的马棚。伦妮的儿子沙多里斯・斯诺普斯为让父亲免受责罚，被迫作了伪证。而之后，阿伯纳与新雇主德斯潘少校发生冲突，又执意要烧其马棚，沙多里斯最终逃不过内心正义的呼吁，告发了父亲，使其计划失败。伦妮・斯诺普斯在这之中并未被列为主角，她所扮演的是唯唯诺诺、对丈夫言听计从的角色。虽然也企图摆脱被压制的命运，却终究未能摆脱男权社会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本文将从男权社会中男性势力对女性的压制和女性的他者身份两方面解读伦妮的悲剧形象。
一、男权社会中男性势力对女性的压制
女权主义理论家邓巴《女性解放是社会革命的基础》（1968）一文中认为，“女人的悲剧不在于地位低下或人力单薄，而在于一个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实际上所有的女人都生活在一个国际性的制度下，这个制度的顶端是西方白人男性统治阶级。”男性是富有理性的、天地万物的主人，他有权把“理性”强加给缺乏理性的女人。男性意味着规范和标准，代表着强势话语，女性的声音被掩蔽，始终处于被叙述、被窥视和被支配的困境。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是一个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社会，宗教方面实行严格的清教主义。在这么一个“比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的地方，女性被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视为私有财产，受无数由男性制定的清规戒律束缚。《圣经》的《旧约・创世纪》中说道：“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认为女性是男性身上的肋骨，须服从于男性。女性处在父权社会之中，受到强权男性势力的压制，要遵守男权社会指定的种种规定；她们鲜有机会表达自己所想，追求自己所好，获得自己所需。
当时的美国南方社会强权男性势力对女性的压制在《烧马棚》一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初见伦妮・斯诺普斯是在马车上，“妈妈……身着花布衣，头戴遮阳帽……坐在家具杂物堆中”，马车上装着“旧炉子，破床破椅，嵌贝壳的时钟，那钟还是妈妈当年的嫁妆呢，也记不得从哪年哪月哪日起，就停在两点十四分左右，再也不走了。”破损的家具象征着斯诺普斯太太的不完满的生活；时钟的停止更是暗示了斯诺普斯太太的属于自己掌控的命运已然停止，而伦妮则自觉地把自己像物品一样，附属与阿伯纳。她这会儿正坐在马车上哭泣，因为阿伯纳又一次烧了别人的马棚，他们又得举家搬迁。伦妮・斯诺普斯哭泣她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掌控，哭诉丈夫的残忍、无情。然而一看到阿伯纳和受了伤的小沙多里斯出现，她便抹去眼泪，准备跳下马车，不过阿伯纳却让她呆在车上别动。斯诺普斯太太便试着说道：“他弄破啦。我得去打点水，给他洗一洗……”阿伯纳却置之不理，只是喝令小沙多里斯回到车上。
斯诺普斯太太连想要尽做母亲的责任，为儿子清洗伤口这一小小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而对于阿伯纳的喝止，斯诺普斯太太言听计从，默默回马车，毫无反抗之意。到了新雇主德斯潘少校家后，“这回也还跟以前的那十多次一样，是妈妈和姨妈下了车，把东西搬下车来”，父亲和哥哥则一如既往站在一边动都不动。“妈妈、姨妈和两个姐姐则在屋里生火做饭（他知道这准是妈妈和姨妈的份儿）”。伦妮在家里的地位地下，只能默默顺从地做各种粗重活儿。《烧马棚》中，对斯诺普斯太太的叙述虽并非浓墨重彩，但从简单的描绘中，伦妮附属于丈夫的形象赫然立于读者面前。她缺乏自己的想法，生活全然围绕着丈夫和孩子，活得毫无生气、死气沉沉。而造成伦妮悲剧的根源则在于整个南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制度对其的影响。
二、女性的他者身份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他者的形成发生在二元对立中，同者利用武力、语言、意识形态对他者行使霸权，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传统男权社会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将女性建构为他者，将女性边缘化，使其失去话语权。“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这样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被男性强制去承担“他者”的角色，女性只能是“第二性”，不能把自己作为主体而依赖自我意识来形成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思想。
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关键。语言并不仅仅是人们用以交流的一种工具，更是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有效工具。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主流话语是属于男权的，女性从未得到充分运用语言的权利，她们或被迫沉默，或只能用委婉的方法来表达思想。即使她们得以用言语来表达思想，这种言语也已然浸透了男权意识。伦妮・斯诺普斯在《烧马棚》中没什么对白，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陪伴在丈夫、儿子身边，要么烧火做饭、搬运行李，要么听从丈夫的发号施令，遵从丈夫的意愿行事。“‘阿伯纳！’妈妈这是喊爸爸。爸爸停了脚步，回过头去――那火性十足的日渐花白的浓眉下，笔直地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此时，伦妮企图叫住阿伯纳，然而她最终仅仅喊了他的名字，在他严厉的目光的注视之下还是没有继续往下说。从伦妮的“失语”中可以看出语言成了男权制影响并控制女性的工具之一。《圣经》中如是写道：“女人应该默默地学习完全顺从，我不允许女人教授或者管辖男人，相反，她必须保持沉默。”受到男权制思想的渗透，女人的“沉默”渐渐演化成一种美德，被大加称颂。
女性的他者形象依附于男性的主体存在，文学作品中常通过对男性的描写侧面反映女性的形象。男性的活动范围广阔，相互交流，而女性是孤立的，多数时候需要从外部来观察，故而在叙事角度上受到限制。“他干的就是这样勤奋；他这都是向他妈妈学的，不过他跟妈妈却也有些不一样：他干的活儿，至少有一些是他喜欢的”，福克纳虽然说的是小沙多里斯勤劳地干活儿，却也体现了伦妮在有限的时候角色塑型下的性格。小沙多里斯的勤奋是向他妈妈学的，可见伦妮便是一个勤劳的形象，而伦妮却常常被逼着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小沙多里斯与妈妈的不同之处便是自己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儿。此处通过对小沙里多斯的描写展现了伦妮的性格特征，也看出了她受制于丈夫，无从选择自己所喜欢做的事。
然而，《烧马棚》一文中，伦妮最终忍受不了，有所反抗。在阿伯纳被要求将弄脏的地毯清理干净时，伦妮见情况不对，开口请求：“阿伯纳，阿伯纳，请别这么干。我求求你，阿伯纳。”虽然阿伯纳仍然置之不理，却是伦妮第一次开口反驳阿伯纳的行为。而在发现阿伯纳的烧马棚企图时，“妈妈拼死拉住了他的胳膊，他只好把灯递到另一只手里，胳膊一甩……一下子就把她摔到了墙上，她张开双手扑在墙上，好容易才没有倒下，嘴巴张得大大的，满脸是那种生望断绝、走投无路的神气，跟她刚才的口气完全是一个味儿。”伦妮开始从行动上对阿伯纳的行为进行阻拦。最后，当小沙里多斯要去告发阿伯纳，她虽然口头答应了阿伯纳看住沙多里斯，却也并没有尽全力拦住他，可见伦妮的内心并不只是一味地服从，也渴望能够得到自主。尽管伦妮有所挣扎，但她却依然受到男权社会思想的浸透：她出口反对阿伯纳不要把地毯“洗”坏，遭到漠视后，便噤声不语，不再坚持；阻止阿伯纳烧马棚时被甩开，她也并未抗争到底，只是流露出绝望的神色。虽然伦妮企图建构自我，摆脱他者形象，然而南方男权制的影响已然深深烙在伦妮之类女性的身上，让其一举一动都带有男权社会的色彩，也表达了福克纳对这类女性的同情。
在福克纳的其他小说中，作者亦刻画了许多的女性角色。如《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叙述了“一个被性政治制度残害、背叛的一个女人的故事”，描写了爱米丽悲惨的一生；《干旱的九月》中讲述了明妮最终走向疯癫；《喧哗与骚动》中展示了凯蒂和小昆丁的不幸。这些女性皆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福克纳对她们细心刻画的过程中也流露出了对这些女性的怜悯和同情。
《烧马棚》中的伦妮・斯诺普斯并非全部女性的代表，她不过是一个受到男权社会压制的个体、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第二性”，虽然渴望寻求自己的身份，然而思想、言行上却已深深烙上了男权制的印记，不禁让人为之可惜。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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