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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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信息素养是人们对健康信息获取、理解和处理的综合能力,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深入探究影响我国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重要因素,分析存在的问题以期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促进居民健康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健康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健康信息评价能力
中图分类号:R1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19.10.011
文章编号:1006-1959(2019)10-0028-04
Abstract: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people to acquire,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health inform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hina. Analyz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residents' health.
Key words: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Influencing factors;Health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bility
党的十八大中提出了建设健康国家、优先发展健康的战略目标,十九大提出全面建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对健康发展有着更高的定位。伴随着社会经济稳步快速提高,人们对健康管理的重视与需求逐渐提高。健康信息素养(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HIL)因其对促进健康的重要价值,成为居民健康水平的评估依据,也是反映国家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健康信息素养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还关系着整个国家健康卫生发展水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1]。近年来,信息化进程快速推动,电视、广播、网络、广告等成为健康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医疗信息商业化、虚假健康信息泛滥的背景下,可靠性低、质量不佳的健康信息,公民较低的健康信息评价能力[2,3]等都将制约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及相关影响因素是当务之急,能够为促进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以期从健康信息素养角度提出干预措施,为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1健康信息素养的基本概念及评价工具
1.1定义 健康信息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的一个分支,是健康素养与信息素养的有机结合,由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于2003年首次提出[4],其概念提出的同时也对健康信息素养促进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与措施[5]。美国国家健康教育标准指出,“知识”和“技能”都是健康素养基本的内涵[6];健康信息素养的内涵包括5个方面:①具有准确认识健康信息或服务需求的意识;②利用知识储备了解获取渠道、获得有效的健康信息策略并检索出相关健康信息;③运用现有知识分析、理解信息;④自我评价并甄别出高效可靠的健康信息;⑤做出合理的健康行为决策。简言之,健康信息素养包括健康信息需求分析能力、获取能力、理解能力、甄别能力以及应用与决策能力等5个维度。同时具备这些能力有利于加强疾病预防和管理能力,形成全方面的健康理念。
1.2国内外HIL的评价工具 健康信息素养量表用于评估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临床上正确使用有利于减少医患纠纷和帮助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完善的健康指導,促进患者的健康恢复。
1.2.1国外相关量表 在国外起到奠基作用并被称为“金标准”的健康信息素养量表被高频率引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主要是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评工具(test of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TOFHLA)[7]和成人医学素养快速评估工具(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REALM)[8]。TOFHLA是第一个评估功能性健康信息素养量表,由Baker等在1995年开发,用于测试成人在医疗环境下的阅读能力和计算能力。研究人员于2004年修订并开发了西班牙语版本(S-TOFHLA)[9,10]。REALM是第一个健康信息素养筛查工具。由Davis在1993年开发,主要用于临床患者,通过测验试读来评估成人阅读能力,侧重于语言的测评。此后,为更适用于繁忙的门诊筛查,研究者开发了缩短版REALM,如青少年快速预测成人医学素养测评工具(REALM-Teen)[11]和快速预测成人医学素养测评工具[12](REALM-SF),其Cornbath'sα系数为0.959,信效度高。 1.2.2國内相关量表 由于国内外卫生水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国外量表不适宜用于国内居民健康信息素养调查。国内研究者开发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性的特定量表: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13]和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问卷[14]。王辅之[13]等编制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分为五个维度:意识、获得、评价、应用和道德,有正向和反向条目共29个,使用Likter 5级评分法,总分越高,则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因其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信效度、快速便捷的特点,值得在我国推广使用。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问卷由王刚等在2014年依据2008年编写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改编,共有10个条目,总分13分;若得分≥10分者,评价其具备健康信息素养。问卷条目虽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有所减少,但更紧紧围绕健康信息素养的概念,能够全面测评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运用广泛。
2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研究现状
2.1国外水平研究 国外对HIL的研究起步早,发展快,干预全面,并于2006年开发了健康信息素养培训课程以及基于网络的HIL自我指导工具,启动公共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计划[15,16]。在2008年建立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来帮助公民认识健康信息需求,保障获取、评估健康信息的途径,促进理解进而采取正确的医疗决策,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国内外研究学者就健康信息素养进行探究,关于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指出受教育水平高低在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高低有很大的影响[17-19]。随着研究成果的进展,国外许多学者在早些时期便加大了对居民的干预措施,很大程度上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同时国外在社会上对健康信息服务完善,使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3],如建立公共图书馆,能帮助居民获得到健康信息,一定程度上有所作用。所以在欧美国家,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普遍较高。
2.2国内水平研究 相较于国外对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研究,国内研究开展较迟,对健康信息素养测评的研究缺乏特异性,卫生部最早于2008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后在2009年12月公布的“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HIL水平仅为6.48%,该结果表明我国处于较低的水平[20]。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普查报告显示为22.95%[21]。分别对不同地区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调查和研究,如2015年覃世龙等学者针对湖北省居民进行了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表问卷调查,从而提出了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解决措施[22];2018年苟莉莉等对2016年南京市女性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进行调查,同样发现南京居民健康信息素养为19.45%[23]。虽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较过去呈上升态势,这与学者研究HIL的影响因素,对居民采取健康信息素养干预措施有很大关系。
此前,国内更为关注健康素养,健康素养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而忽视对健康信息获取、理解、应用等能力对健康的影响,直至有学者提出了健康信息素养应成为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的关键点的观点[24]。自此,国内学者关于探究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的成果逐渐增多。
3健康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3.1文化程度 国内相关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健康信息素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25,26]。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27]。相对而言,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低。文化程度的差异可以影响个人获取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意愿以及获取健康知识后的处理能力。
现代通讯技术研究指出,大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健康信息本身的通讯水平,同时受个体接受度、判断信息能力的限制,而获取和利用健康信息的综合能力与文化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在大数据的时代,文化程度较高者知识结构相对更加完善,健康信念也越强,会主动从互联网中获取大量信息,其获取健康知识的能力较高,对于健康信息的阅读理解能力突出,即健康信息的需求分析和理解能力强。他们利用新媒体获取健康科学信息的能力显著提高,知识的储备和自我防范意识加强了健康信息的甄别能力,可以应用来源可靠的健康信息进行独立决策,提高行为健康素养能力[28]。
3.2年龄 人群的年龄差异影响着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相关研究发现[18,29],随着人们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群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青年人群对新事物或者知识有良好的接受能力,通过网络、广播等媒介获取更多的有价值信息,伴随着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对防病保健意识相对提高。同时,机体逐渐退化,中年人要面对更多疾病的困惑,记忆力随之减退,对健康信息的阅读、理解和应用能力也降低,健康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变窄、媒体使用能力较低,直接影响了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近十年来,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证明[30,31],老年人获取在线健康信息,可以普及健康常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认知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帮助做出合适的健康决策,对各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3职业 不同职业的人群HIL水平差异明显。普遍认为农民的HIL水平最低,事业单位或者医务人员的HIL水平最高[32]。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不同人群本身就会存在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巨大差异。同时,事业单位人员等所处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和农民截然不同,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支持的提高也必然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接受更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农民的健康信念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的制约影响而缺乏对自身健康状况的重视,他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缺乏,不会主动从各种途径中获取医疗健康知识,也常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导致就医依从性低、接受不到健康宣教、疾病指导。 3.4其他人口学因素 其他研究结果还表明[33],性别、地区等也成为影响人群HIL水平的因素。2012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居民相对于东部地区居民HIL水平落后,女性HIL水平普遍高于男性[34]。分析健康信息获取障碍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与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交通设施不完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以及健康信息资源较东部和中部地区缺乏;男性健康理念缺乏,综合考虑女性的生理差异,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生活习惯,工作压力等因素,女性更加重视健康问题,更愿意主动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获取健康相关信息。
3.5潜在相关性 田青[35]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与健康素养水平呈正相关,慢性疾病患者的研究[36]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自我效能高的人往往接受健康知识的主动性越高,健康素养也就越高。另有研究证明,健康素养与社会支持之间有一定关系[37]。社会支持能够提高获取、理解、应用健康信息和资源的能力,可以加强人们获得健康信息和服务的主观意愿,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建立良好的健康信念和行为有促进作用。HIL作为健康素养的关键部分,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与健康信息素养存在着潜在关联,其间接影响着人们HIL的5个维度,但尚未有研究证实他们的直接相关性。
4总结
提高国民的HIL水平应立足整体,从国家层面构建与实施战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依托图书馆、医疗机构、各高校以及企业等平台合作加大健康信息的教育,不断拓宽传播渠道,借助专业的团队建立科学的多元化的健康信息传播媒介,提供真实可靠、与时俱进的健康卫生信息。与此开发科学性的符合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HIL评价工具,为健康促进教育提供有效参考。医务人员作为健康的主要传播和维护者,在医疗信息普及过程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鼓励患者和服务对象主动接受健康信息,建立健康信息素养的意识,强调健康信息的重要性以及疾病关键在于预防的理念。健康信息素养信念的建立应在早期进行,针对不同文化水平的服务对象,健康信息内容深度应具有特异性。同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健康信息宣传要具有专科特点。
5着眼我国卫生事业发展
我国全面二胎政策、老龄化进程加速导致人口結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老年慢性病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城镇化率提高,部分偏远地区卫生资源供需矛盾激化等问题要求卫生与健康领域应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创新以预防为主、普及健康、控制疾病的管理模式。健康信息素养是当今评价健康水平的关键性指标。我国有关卫生部门也应高度重视国民HIL水平的提高,通过多种途径,针对性地对国民进行健康信息普及,号召人们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加强群众健康管理意识,提升国民集体的健康水平,做好自身疾病预防从而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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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6;修回日期:2019-1-16
编辑/王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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