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互惠行为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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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互惠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儿童互惠行为的产生及其影响因素是心理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者一直以来共同关注的议题。文章以心理学理论方法为指导，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有关儿童互惠行为产生的机制及影响因素。其中，产生机制主要包括直接利益、心理收益等;影响因素则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及外部影响因素两个方面。未来研究可注重新技术的应用，考察不同文化背景及互惠地位等不对等因素对儿童互惠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 互惠;儿童;收益;机制;影响因素
　　分类号 B844.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7.006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指出：“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斯密， 2004）”。其意在说明经济活动主体面临利益抉择时，都应当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个观点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学中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人性假设 （辛自强， 张红川， 孙铃， 于泳红， 辛志勇， 2018）。但是，人类作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在组织自身行为时并非只考虑自己的绝对利益，有时甚至会主动牺牲自我利益以求得个体间合作或共赢的关系 （Kurzban， Burtonchellew， & West， 2015）。例如，我国农村盛行的“帮工”与“还工”互惠劳动交换;儿童荡秋千游戏中也有“你推我一次，我推你一次”的互惠合作游戏。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如何看待儿童互惠行为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随着经济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关于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具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1 互惠的概念及分类
　　《诗经》中有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清代《增广贤文·朱子家训》中也有“涓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都体现了我国古代人们的互惠思想。Gouldner （1960）将互惠视为构筑给予帮助和回报义务的一种道德规范，指各方在交换过程中一系列被大家所认可的准则，即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帮助或给予其某种资源时，后者有义务回报给予过其帮助的人 （邹文篪， 田青， 刘佳， 2012）。并且，互惠行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它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都是存在的 （Gouldner， 1960）。
　　根据回报预期来自的对象不同，可将互惠具体分为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 （Nowak & Sigmund， 2005）。直接互惠指个体愿意付出一定的成本，去帮助善待自己的人，或惩罚背叛自己的人 （Carter， 2014）。直接互惠通常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且个体所得回报来自于行为接受者 （Trivers， 1971）。“直接”意味着两个个体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交换，这样，两个个体都能获得净利益。如果将直接互惠形容为“投桃报李”，那么间接互惠则是“你投我桃，我报别人李”——施惠者所得到的报答不是来自受惠者，而是被其他施惠者帮助过的受惠者 （Mofulu， Pan， & Li， 2016）。可以說，间接互惠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我帮助你，其他被帮助过的人又来帮助我 （刘国芳， 辛自强， 2011）。
　　2 儿童互惠行为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儿童互惠行为的发展一直是心理学、经济学等众多科学领域所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注重个体在互惠行为中的心理过程，以及在分配与收益中的心理变化。例如，较小的儿童在分配过程中往往会做出较为“自私”的分配方案，体现出“自我中心、满足自我”的利己思想;而年长一些的儿童则表现得较为“慷慨”，并且会表示出“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的互惠思想 （牟群英， 2014）。总的来说，可以从直接利益、心理收益、负债感和道德惩罚四个方面解释儿童互惠行为产生的原因。
　　
　　2.1 直接利益
　　关于互惠的概念，无论何种定义都涉及到个体在博弈中的得失，即成本或收益。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追求自身直接利益最大化是个体行为的最终目的，个体间之所以产生互惠行为是因为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互惠与合作才能使得自我的利益最大化。Kuhlmeier， Dunfield 和O’Neill （2014）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论证，他们发现，4岁的儿童可以在博弈中衡量对方的“实力”，当面对资源优厚的互动对象时，他们会选择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期待对方给予相同的回报，以促成双方的互惠行为发生。Takagishi， Koizumi， Fujii， Schug， Kameshima 和Yamagishi （2014）发现儿童在参与单次的分享游戏时，给予他人的资源较少，而在参与多轮次的分享实验时，儿童则会给予对方更多的资源。因为儿童会发现，只有这样对方在下一轮分配中才会回报给自己更多的资源，从而增加自己的直接利益。
　　由此可见，对直接利益的追求可能是儿童互惠行为产生的一大动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儿童在做出互惠行为时并不会考虑是否会有回报 （例如在实验中并没有告知儿童游戏将在第几轮结束，但是儿童仍然表现出积极的互惠行为），甚至为确保他人的利益自身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有时在对方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互惠行为时，儿童也会倾向于与同伴建立积极的互惠关系。由此，有研究者提出从心理收益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互惠行为的发生与发展。
　　2.2 心理收益
　　经济学家费雪根据收益的不同表现形式，提出了不同形态的收益：实际收益 （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精神收益 （精神上获得的满足） （Fetter， 1907）。并且以往研究发现，收获积极的情绪确实能够促进儿童的某些积极行为 （Aknin， Hamlin， & Dunn， 2012）。
　　例如，Schug， Takagishi， Benech和Okada （2016）采用多轮次的博弈游戏对3～5岁儿童互惠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当分配者做出自私的分配方案时，仍有超过半数的儿童表示可以接受。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儿童互惠行为的产生过程中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一种积极情绪的收益，并且这种正向的体验会让儿童在互惠行为中获得精神收益。也就是说，在儿童的互惠行为中，不仅物质上的收益可以促进其互惠行为的产生，对于精神收益同样可以激发他们的互惠行为。 　　首先，Vaish， Hepach和Tomasello （2017）认为这种心理收益来自“快乐”，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当儿童作为受惠者时，如果获得了一定的物质收益，即使同时也失去了一些物质资源，也会报告出“快乐”的积极情感体验。由此可见“快乐”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对于儿童而言也是一种自我精神收益，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物质利益损失所带来的悲伤、愤怒等不良情绪，同时可以激发个体做出更多的互惠行为。但是，来自“快乐”的心理收益可能仅对年龄较小的儿童有效，因为儿童在年龄较小时才会倾向于使用享乐主义的推理或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推理。
　　其次，有研究者提出儿童在互惠行为中的另外一种心理收益是感恩 （gratitude）：当一个人通过他人的良好意愿而获得利益时，他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并会心存感激地做出回应 （Algoe， 2012; Bartlett， Condon， Cruz， Baumann， & DeSteno， 2012; DeSteno， Bartlett， Baumann， Williams， & Dickens， 2010; Ma， Tunney， & Ferguson， 2017）。有研究发现，感恩为个体带来的情绪体验比单纯的积极情绪 （比如快乐）更能促进个体的互惠行为。例如，如果个体得知对方是有意识地做出互惠行为时，他们会报告出更多的感激体验，并同样表现出更多的互惠行为 （Tsang， 2006b）。另外，有意识地帮助、馈赠等行为更能激发个体的互惠行为 （Tsang， 2006a）。以上的研究结果暗示着“感恩”可能是儿童产生互惠行为的一种动因。
　　2.3 负债感
　　有研究证明，儿童在收到馈赠之后会产生一种负债感 （indebtedness），认为自己有义务偿还那些给予他们好处的人，从而做出互惠行为 （Watkins， Scheer， Ovnicek， & Kolts， 2006）。但是，“感恩”的精神收益与“负债感”对个体而言是否属于相同的互惠行为诱发动因呢？研究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在成年人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二者之间有重要的区别：第一，感恩的体验对于对方的意图十分敏感，但负债感则并不重视对方的意图如何 （Peng， Nelissen， & Zeelenberg， 2017; Tsang， 2006a）。第二，即使个体没有报告出自己有负债感，感恩的体验也能激发其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Tsang， 2006a）。第三，有研究发现感恩的体验可以激发个体更高层次的互惠行为 （即主动为他人提供利益并且不追求回报），然而负债感并不能让个体表现出高层次的互惠行为 （Chang， Lin， & Chen， 2012; Halali， Kogut， & Ritov， 2017; Peng， Nelissen， & Zeelenberg， 2017）。这暗示着我们“感恩”与“负债感”可能并不是一种相同的心理体验，由此可见，负债感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机制，在儿童互惠行为产生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2.4 道德惩罚
　　现代科學研究常常试图证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之处，高度发达的社会性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 （Li & Yamagishi， 2014），例如，个体有时会不考虑自身利益的损失及未来的回报，来维护或增强彼此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即做出强互惠 （Strong reciprocity） 行为 （Fehr & Fischbacher， 2003; Gintis， 2000）。虽然关于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证明其发展依赖于直接利益、心理收益及个体自身的负债感几种心理机制，但是，以上几种观点只对儿童积极的互惠行为进行了解释，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个体有时宁愿牺牲自我的当下利益，而做出强互惠行为。据此，有研究者提出可以从道德惩罚的角度来解释儿童互惠行为的产生与发展。
　　惩罚行为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它对维持资源交换中的合作和维持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Salali， Juda， & Henrich， 2015）。有研究发现，儿童自5岁开始便可以做出强互惠行为，因为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去惩罚那个违反互惠合作关系的人 （Erin & Philippe， 2011）。由此可见，儿童在学前阶段就开始能够自发地惩罚那些违反传统规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 （Killen， Rutland， Abrams， Mulvey， & Hitti， 2013）。另外，这种惩罚也并非单方面存在的，因为在互惠的过程中，参与行为中的个体会反复地进行博弈，因此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对方前一回合破坏互惠关系的行为。因此 Vaish， Hepach和Tomasello （2017）提出，惩罚可能是儿童互惠行为产生的内在机制之一。
　　3 儿童互惠行为的影响因素
　　按照“未来盲视” （The shadow of the future）的观点，儿童在互惠行为中选择将资源占为己有似乎是占优策略，但根据最大期望效应原则，双方保持多轮次的互惠行为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Sebastián-Enesco & Warneken， 2015），在这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中，儿童的互惠行为可能存在多种影响因素。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可知，影响儿童社会行为的因素包含了个体、环境等多个方面。因此本文在回顾儿童互惠行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的实验证据梳理总结了影响儿童互惠行为的个体因素及外部因素。
　　3.1 个体因素
　　3.1.1 人格特质
　　儿童的人格特质是否会影响其互惠行为是研究者们一直以来所关注的问题。首先，人格特质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在成人的相关研究中被认为对其亲社会行为及经济决策等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Elshaug & Metzer， 2001）。其次，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及情绪稳定性被认为与互惠利他中的谅解与不报复性呈显著正相关 （Hilbig， Glckner， & Zettler， 2014）。由此可见，亲社会人格特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互惠行为。另外，在儿童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诚实谦让的特质能够显著预测其在互惠中的合作行为。相反的，问题行为倾向较高的儿童很少选择与他人建立互惠关系 （Blake， Rand， Tingley， & Warneken， 2015）。 　　3.1.2 对他人意图的理解
　　有研究者提出了基于意图的互惠模型 （intention-based models of reciprocity），认为对前一轮次对方意图的判断可能是影响个体互惠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Falk， Fehr， & Fischbacher ， 2003， 2008 ; McCabe， Rigdon， & Smith， 2003）。
　　儿童十分善于将意图与行为联系起来，例如Dunfield 和 Kuhlmeier （2010）在研究中发现，21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分辨出个体不同的意图，并且他们更愿意去帮助拥有好意图的角色;3岁儿童则可以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意图，并且明显地偏爱善意的角色;到4岁左右时，儿童就可以考量对方在博弈中的意图;即使是作为第三方观察者，儿童也愿意将更多的资源分给善意的角色 （Killen， Mulvey， Richardson， Jampol， & Woodward， 2011; Kenward， Hellmer， Winter， & Eriksson， 2015;Vaish， Carpenter， & Tomasello， 2010）。对于较大一些的儿童，研究者常采用最后通牒游戏（UG）探究意图对其互惠行为的影响 （Bereby-Meyer & Fiks， 2013）。在UG中，随机分配被试儿童任务角色 （分配者/回应者），由分配者来决定如何分配主试所给予的资源，回应者则有权同意或者拒绝该分配方案。若回应者接受，则按提议分配资源;若回应者拒绝，则双方一无所得。有研究者认为，理解他人意图能力的发展对儿童的互惠行为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志敏， 刘文， 林琳琳， 张雪， 2017）。比如，意图理解能力发展较好的儿童可以较好地理解以下情景：分配者在 （4∶0）和 （3∶1）的分配选择中选择了 （3∶1），以及在 （2∶2）和 （3∶1）中选择了 （3∶1），二者虽然对于接受者来说得到资源的数量是一样的，但是明显分配者的意图是不同的：前者出于善意而后者出于惡意。
　　而孤独症儿童因为不能分辨分配者的意图，所以在互惠行为中的表现则与正常儿童不同 （Pelligra， Isoni， Fadda， & Doneddu， 2015）。例如，当分配者是在 （8， 2）和 （10， 0）的双自私分配方案中进行迫选，不得已选择了 （8， 2），以及在 （8， 2） 和 （5， 5）的分配方案中选择了 （8， 2）。孤独症儿童对于后者情况的拒绝次数并不比前者少，但正常儿童对于后者情况的拒绝次数明显多于前者。这是因为孤独症儿童对他人意图的理解能力发展存在缺陷，无法更好地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无所谓互惠与否，只能刻板地做出接受行为。
　　同样，对意图程度的理解也会对儿童的互惠行为产生影响。当分配者选择 （9， 1）或 （7， 3）的自私分配时，儿童对于二者的拒绝比例是不同的，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Castelli， Massaro， Sanfey， & Marchetti， 2010）。（9， 1）和 （7， 3）两种分配方案虽然都会引起接受儿童的不满从而选择拒绝。但是分配者的意图程度并不相同：两种分配方式虽然都是“恶意”的，但相对于 （9， 1）而言，（7， 3）的分配方案相对而言稍“善意”一些。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互惠行为中不仅仅参考了结果，对方的意图同样是影响儿童互惠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他人意图的推断和理解较好的儿童在做决策时可以更多地考虑各种动机之间的平衡 （陈童， 伍珍， 2017）。
　　3.2 外部因素
　　3.2.1 奖惩制度
　　为了维持互惠行为持续、良性地循环，儿童双方需懂得个人的最优选择并非是团体的最优选择，即在“未来盲视”的困境中仍然可以做出最佳选择 （Carla & Felix， 2015），因为无论是在经济博弈还是多轮次的分配中，儿童双方均表现出积极的互惠行为才能使双方得到的资源数量总和最大，实现双方的“共赢”。但是，如果一方没有遵守互惠约定或者破坏了双方的互惠关系，那么彼此的互惠关系都不可能持续下去。
　　有研究者在成人的相关研究中证实，设立奖惩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 （Baldassarri & Grossman， 2011），并且在重复博弈环境下，奖赏比惩罚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双方的互惠关系 （Rand， Dreber， Ellingsen， Fudenberg， & Nowak， 2009）。另外，Wu， Balliet 和Van Lange （2016）在儿童相关的研究中发现，5岁的儿童在互惠行为过程中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拥有高价值的对象，以此期望能够获得高额价值的奖励。由此可见，适当的奖惩制度，特别是奖励制度可以有效地帮助儿童习得互惠规范，从而做出积极的互惠行为。
　　3.2.2 对方的声望
　　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认为，个体在博弈过程中同样会存在一定的偏好关系 （Brandts & Charness， 2000）。例如，声誉管理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主动评价对方的“声誉” （Engelmann， Herrmann， & Tomasello， 2012），同时，个体也会主动选择拥有“好名声”的互惠行为对象 （谢文澜， 汪祚军， 王霏， 张林， 2013）。这是因为当个体做出利他行为时，即向外界传递出利他者善良的品质或积极的人格特质 （谢晓非， 王逸璐， 顾思义， 李蔚， 2017），也就是说，拥有“好声誉”的个体将更有地位、更具有影响力。例如，被评价为“慷慨”的人会得到儿童更多积极的评价，从而儿童会对这样的角色表示出更多的互惠行为。Dunfield 和Kuhlmeier （2013）在研究中发现，21个月的婴儿更偏爱拥有“好名声”的角色。同样，Michaelson和Munakata （2016）对3～5岁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主试比 “不值得信任”的主试更容易激发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与此相一致的是，学步儿也更偏爱拥有积极品格的人（Dahl， Schuck， & Campos， 2013; Hamlin， Wynn， Bloom， & Mahajan， 2011; Vaish， Carpenter， & Tomasello， 2010）。 　　因此，互动对象的声望是影响儿童互惠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儿童更倾向与拥有良好“声望”的个体建立合作、分享及互惠等积极的互动关系 （Van Lange， 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
　　4 总结与展望
　　众所周知，积极的互惠行为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梳理总结儿童互惠行为的产生与其影响因素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互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同时，参与互惠行为有助于儿童获得本群体的文化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 （Fujisawa， Kutsukake， & Hasegawa， 2008）。因此，对于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为维护儿童的人际交往、减少人际冲突的早期养育指导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以下几个问题仍然值得相关研究者在未来进一步关注。
　　4.1 开展脑成像研究及新技术的运用
　　以往关于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多为行为实验，很难看到其背后的生理机制。但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兴起与广泛应用，目前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脑成像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且已有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互惠行为的出现伴随着某些神经系统的成熟，证明了儿童互惠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大脑发育基础，比如内侧前额叶皮层 （MPFC）和颞顶联合区 （TPJ）（Carter， Bowling， Reeck， & Huettel， 2012 ; Fett， Gromann， Giampietro， Shergill， & Krabbendam， 2014; Moretto， Sellitto， & di Pellegrino， 2013）。
　　但是，因为传统脑成像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技术方法对儿童研究的应用相对较少，未来可以采用较新且适用于年幼儿童的研究技术，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 （fMRI）及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 （NIRS），NIRS可以检测微弱的光束经过头骨和脑时散射或者弯曲的微小变化，能够检测血氧浓度的变化。另外，使用NIRS时儿童可以适当地运动而且便于携带，所以与其他传统的脑成像技术相比，NIRS是未来研究儿童甚至是婴儿的最好方法。fMRI和NIRS对儿童行为研究的应用可以更直观地观测数据，探寻儿童做出互惠行为时的生理指标，从而在生理上为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4.2 注重儿童的文化差异
　　虽然互惠行为本身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特点 （Gouldner， 1960），但是Fujisawa， Kutsukake和 Hasegawa （2008）认为，儿童对于互惠规范的理解和应用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会导致个体不同的互惠期望。比如西方文化中人际关系强调彼此间互惠周期的短暂性，即通过即时回报来维持各方利益的平衡，并且在互惠的过程中强调利己;但在东方的社会文化中，一般对于回报没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在互惠的过程中会主动表现出利他的行为 （Yum， 1988）。因此，东方和西方社会中儿童对互惠本身的感知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上述差异的存在就会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互惠行为存在异同，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互惠行为的差异，并考虑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的群体进行考察，从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偏差对其互惠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4.3 考察不对等情景下儿童互惠行为的发展
　　以往关于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同龄或年龄相仿的儿童，而在现实生活中儿童所面临的互惠对象往往不仅是儿童，其所面临的互惠情景也往往是不对等的。例如，生活中儿童时常会面临与较小的儿童或是成人分享资源，或是双方资源数量不对等的情形。目前，关于不对等身份互惠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在不对等身份和情景中儿童互惠行为的发展特点。
　　重视儿童的教育与培养，已是当代社会乃至国内外教育界共同关注的一种战略性措施。在儿童时期，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他们的思维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同伴關系、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也变得复杂化。互惠行为可以促进各种关系的良好发展，因此对儿童互惠行为的研究与探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投桃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优良传统美德，由此可见互惠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李志敏， 刘文， 林琳琳， 张雪， 2017）。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在生活中逐步渗透伟大的中华文明之精华，使儿童喜欢、善用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使得文化精神得到传承。
　　本研究所提出的儿童互惠行为的相关机制中，包括直接收益、心理收益、负债感及道德惩罚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则包括个人特质、对他人意图的理解的内在因素及奖惩制度、对方声望的外在因素。最后，在探究儿童互惠行为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儿童互惠行为发展研究的相关展望，为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及健全人格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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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Reciproci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mechanism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ldrens reciprocity. Key literature on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hildrens reciprocal behavior was reviewed and organized around four commonly used subdomains： direct benefit， psychological benefit， punishment and indebtedness. It also summarized th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reciprocal behavior through individu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Finally， it rai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reciprocity form experimental techniqu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reciprocity; children; benefits; mechanism;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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