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中唐·柯里昂人物形象构型分析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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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淑琴
摘 要：在文學创作的构型阶段中，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是为内容寻求的某种载体或容器，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及其内容的自然表现，是动态的、具有生命性的形式生成。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主人公唐·柯里昂凭借其形象背后的精神底蕴和鲜活恒久的生命性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文学长河中的一个经典形象。美中不足的是，《教父》中对于情节的直白解释和过多的人生箴言对作品更深层次的内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然而，作者又巧妙地运用一系列技术手段使这种消解得到了补偿。
关键词：出场聚焦;精神意蕴;人生两难;生命力量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7-0117-04
文学创作的过程可分为萌发阶段、构思阶段和构型阶段。其中，构型阶段是作家通过媒介运用、方法选择、技艺操作等，使内心意象外化为物质化的可传达的形象。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等叙事类作品的创作中，构型这一物质化阶段，目的是要塑造出具体的人物形象。而这一形象不仅是为内容寻求的某种载体或容器，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及其内容的自然表现，是动态的、具有生命性的形式生成[1]。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被誉为“男人的圣经”，其中的主人公唐·柯里昂，凭借其成熟的人格魅力和鲜活恒久的生命性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文学长河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本文试从小说创作的技术层面出发，分析唐·柯里昂人物形象构型的生命性，并对小说在巧妙补偿其深层内涵外露问题时运用的技术手段进行反思。
一、出场：纷乱背景中的“聚焦”
作家在安排人物形象出场时，常常会使用“突出”的手法。“突出”包括浓涂重抹和淡化背景两种方式。浓涂重抹即抓典型特征，淡化背景却不是拿掉背景中的所有东西，而是利用人类的内视觉思维规律，让背景中的事物“多”起来，甚至显得杂乱。这样，当深受读者期盼的主要人物款款走上前台，就能拉动读者的注意力[2]，成为人们注目的“聚焦”。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在奥布朗斯基一家的忙乱中的出场就体现了这一点。而在《教父》中，普佐对于唐·柯里昂出场的安排，不仅预设了杂乱的背景，还体现出一种杂乱中的清晰指向，这赋予了教父更加鲜活的形象。
小说第一幕，定居美国多年一直“坚信法律与秩序”的殡葬馆老板亚美利哥，因为女儿受到严重伤害将两个年轻人告上法庭，却收到法院对被告无罪释放的判定，还在法庭上受到了来自被告父母的蔑视，感觉受到侮辱的亚美利哥悲愤地下定决心“去求唐·柯里昂”，要两个年轻人付出代价。第二幕，洛杉矶一个华丽的酒店里，因嗓子受损不复往日辉煌的歌手约翰尼，“烂醉如泥”地等着夜不归宿的女明星妻子回家，继而还受到了妻子“理直气壮”的讥笑和挖苦，屈辱又绝望的歌手想到了“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教父柯里昂”。第三幕，面包师那佐林正为他女儿的爱情陷入苦恼，女儿爱上的面包师助手是二战中被假释到美国的意大利战俘，如今战争结束意味着小伙子必须被遣送回国，为了安抚大哭大闹的女儿，就需要想办法让小伙子留下并成为美国公民，而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办到——唐·柯里昂”。
到这里，在目睹了这个美国小小角落里发生的所有这些侮辱与不公、无谓的反抗、悲愤与泪水以及事业濒临破产和爱情即将失去的绝望之后，读者对这些“人间悲剧”的“怜悯”自然而然地被调动和激发。同时还会意识到，这只是美国的一个角落，在整个社会的其他地方，还上演着不知多少不公和悲剧。而这些不公和悲剧的“受害者”——绝不仅仅是这三个，却无一例外地对某种能够拯救他们的力量表现出满心的依赖和虔诚的信仰，于是可以想见，读者也就对这些悲剧主人公高度期盼着的“唐·柯里昂”萌生出了强烈的期待与好奇。
马里奥·普佐没有让读者失望。三幕闹剧已毕，在教父女儿盛大的婚礼现场，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唐·柯里昂姗姗出场，成为所有人注目的焦点——不仅有来自婚礼现场求助的眼神，还有书本外面全神贯注的目光。我们知道，每一个读者，在开始阅读一部作品之前，往往是带着某种期待的。而一个好的作家，必定善于体察读者的不同期待，并充分利用小说开篇的几页为他们提供线索，将其导向必要的故事心态，然后让它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得到充分释放。教父出场的这段文字，在书中处于刚刚进行到第一章中间的位置，篇幅也并不长，但却有着能让读者马上有了意欲满足的热切胃口，普佐在《教父》中对于“淡化背景以突出前台”的驾驭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教父》更为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看似杂乱的背景却有着一个清晰的指向。小说开头三个美国平民在惊痛和混乱之中展现出的笃定和信仰，给我们带来惊奇的同时，其实也在向我们暗示，在这个阳光下的“铁面无私”“善无善报”的社会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强大的地下世界——有能力无视社会的“公平”秩序，等待着向地面上“弱小”、需要“正义”的前来投诚的人民张开怀抱，而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的“人物”就在下一幕即将登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纷乱的背景，以及纷乱背景中暗含的一个清晰的指向，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的。而教父的形象，正是在这纷乱中显得突出，也因作为纷乱中的最终指向而更加鲜活和明晰。
二、形象：粗线条构型背后的潜藏
在小说等叙事类作品创作的构型阶段，作家通过个性化的文字和技术手段的运用，将其心中的人物作为艺术形式固定在纸张上。这一过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应当给读者留下可供描摹的空间，更应被赋予给读者带来情感共鸣和生命体悟的力量。正如黑格尔所说，“理想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所要表现的那种心灵性的基本意蕴通过外在现象的一切个别方面而完全体现出来。”[3]118也就是说，美的形象只有凭借其内在蕴含的精神理念——而非与形象本身相像——才能增加其长久不衰的可能。
《教父》中，唐·柯里昂的睿智谦逊、从容不迫，迈克尔的理性谨慎、杀伐果决，桑尼的勇敢慷慨、暴躁易怒……诚然，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各有其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维度，尤其是唐·柯里昂和他的儿子迈克尔，更是因为被融入种种近乎完美的性格要素而让读者深深着迷，《教父》也因此被誉为“男人的圣经”。但是，如果让读者在读完整本小说后回忆教父的具体形象，却只有借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到的寥寥几笔——“身穿很不合身的燕尾服的矮胖男人”[4]28。如此简单的笔墨，为何能在读者心中留下经久不衰的印象呢？原因在于，这几笔简单勾勒的背后，支撑着精神意蕴的潜藏。也就是说，是形象背后隐藏的内涵而不是形象本身，通过传递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构成了形象的意义。唐·柯里昂的具体肖像只是个“矮胖男人”，但肖像背后的底蕴，却包含着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更广范围的延展。 纵观唐·柯里昂的一生，少年丧父、家族衰微、生命危在旦夕，路途上步步壁垒。然而，面对不管是来自外在的打击还是内心的磨难，教父都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冷静：不动声色地威胁——“我要和他讲讲道理”、未雨绸缪的自信——“早已采取了预防措施”、遭枪击后仍然对儿子露出慈祥的笑容——“我为什么要害怕？从我十二岁起就有陌生人想杀我。”如此种种，在教父身上似乎永远看不到焦虑、暴怒或者不能自持的元素，展现给世人的只有过人的果决、掌握命运主动权的勇敢、压力下的意志与执着，以及遭遇几近致命的打击后仍然保持着的从容风度。
当然，教父意象背后的不只是这些，还有更深层意义上的表达。就他与前来求援之人的关系而言，教父给人们留下了“照顾他的世界，照顾他的子民”的“救世主”印象。但是，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教父一方面在帮助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但另一方面那些人的不幸一定程度上却是他造成的。”普佐通过对隐藏在表面仁慈背后的两重性的揭露，是为了从另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教父并非完美的救世主，但是，这又“并非出于阴谋诡计，而是由于他利益的多样性，或者说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善与恶的相互渗透乃是自然本身的法则”。因此，马里奥·普佐通过不动声色地阐释“强大自身”这一保护自己的终极之道，使得教父友善形象背后的意味得到了更深层面的挖掘。
总而言之，纵观全书，《教父》中的唐·柯里昂，并没有一个具体可感、栩栩如生的肖像。正如特洛伊城头上的海伦，没有实际的肖像却拥有着人们想象不尽的动人心魄的力量一样，当本应形“教父”于具状的笔墨被巧妙地省略，“因精神灌注而显出生气的人的躯体”[5]反而被展现出来。这躯体里包含着的，不管是掌握命运主动权和使自身变强大的愿望，还是对新秩序建立的向往，都寄托着作者想借以表达的某种审美理想。正由于这层潜藏，教父被赋予了更多理想化的意味，拥有了超越艺术形象本身的生命力量，也因此，《教父》不仅作为“男人的圣经”，任何人都能从中收获自己的成长。
三、线索：历史场景下的人性观照
关于文学和历史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诗较历史更为重要，因为诗偏于叙述一般，历史则偏于叙述个别。”[6]强调诗的普遍性意蕴和“未知”的价值。黑格尔也提出文学要想长期地留存于世，应当摆脱“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3]201，即文学不应执着于具体的历史，而应从历史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更加“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7]，体察人性的精微和人生的况味。《教父》主要描写一个西西里黑手党的家史，虽然融入了美国多个关键性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却丝毫不显得拖沓，这与它对人性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
《教父》中的少年维托·柯里昂，在命运的推助下一步步成为杀伐果决却不乏温和正义的唐·柯里昂（“唐”是意大利等一些拉丁语国家中对男子的尊称，在《教父》中“唐”意味着其他人对柯里昂教父地位的承认），在遭遇枪击后迎来其“教父王国”的危机，最后又与儿子迈克尔精心筹谋重新崛起。在家族命运起伏不定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背景的线索也若隐若现，比如柯里昂由安分工作转向挑战社会“规则”的命运转折点——他因为一个靠一战致富的黑手党头目安排的亲戚失去了生计，柯里昂权势的崛起和荣盛——凭借一战时做橄榄油生意、禁酒令颁布和大萧条背景下走私私酒而暴富，教父王国的局势岌岌可危——起于一个黑帮头目在二战后走私毒品想寻求教父帮助却被拒绝而展开的报复。当地面的社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令、经济危机、国内黑帮斗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地下世界的战略方针和风云多变，沉浸于感受教父高瞻远瞩的决策与令人惊羡的手段。
如此种种，地上社会和地下世界的风云已经足以让人目不转睛，但《教父》绝不仅仅止于此，普佐将目光更多地投放在了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精细层面——家族起伏中个体的人生选择。尤其是人物在面对人生“两难”处境时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在普佐的筆下，唐·柯里昂的每一个人生难题的呈现——精心打造的“帝国”由盛转危，敌手的挑衅和暗中攻击，最欣赏的儿子却表现出对“地下”权力的反感和叛逆，甚至自己遭枪击险些丧命——种种风云变幻，无不让书前教父的“崇拜者”们一次次揪紧心脏。
而更加扣人心弦的是教父内心的起伏波澜——为了家庭的安宁，只有向社会的正统“规则”挑战;想要立足稳当，必然要纵身投入波诡云谲的权力波涛;为了保护自己的王国无一疏漏，就意味着与世无争是痴人说梦;想要重兴家族迷惑敌营，丧子再痛也得装作云淡风轻——在丈夫、父亲与教父多重社会角色之间的斡旋与隐藏，按下内心对自由的向往接受生命角色无法自由的事实，这些“两难”与矛盾，往往是能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的投命之处。自由与责任，性情与面具，不仅教父，在所有人的人生里都无法避免，是贯通古今的难题。
正因如此，以上提及的那些看似琐碎的历史线索不仅没有让小说限于“再现”历史，反而在历史与人物生命状态的结合中，让读者对这个家族的态度不限于景仰称奇，而是更深层次地感受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所能激发的生命的共鸣。正如麦基在《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所说，故事是生活的比喻，“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他将日常生活世界、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语言作为旋律的诗”，《教父》便是一个长达一本书的比喻。与唐·柯里昂一样，书前的读者也日日面临着内心不自觉的冲突、人际之间的冲突、与社会机构的斗争，或者更高更广，与周围环境力量的争斗。从个人潜意识到广泛的社会力量，《教父》比喻着每个读者生活的多重体验，比喻着不同人生选择带来的迥异可能。它让读者在释卷的那一刻慨然叹息：这就是生活！
四、体验：冲突与净化带来的情感冲击
固然，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变化需要通过激烈的冲突负荷价值，但是，“艺术又是和悦的”[8]，这种“和悦”不仅体现在前文提到的隐藏在教父简单形象之后的精神力量——即使内外的破坏力不可小觑，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还体现在教父晚年时表现出的行为反差——从惯于心智较量、明枪暗箭到快乐地拖着铲子照料花园。 诚然，属于教父的地下王国看上去离经叛道，充满了算计和阴谋，但它却有着一套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在教父的世界里，“履行职责的人都能获得恰当的奖赏”，背叛者想被“放一马”是痴心妄想——不论是谁都必死无疑。相比于丹尼斯·勒翰描写同一时期的黑帮小说《夜色人生》中，从警官的儿子一步步成为黑帮头目的乔不择手段的行为和混乱的道德行为标准而言，这种贯穿于《教父》全篇的价值笃定也让读者放下戒备，建立起一种能带来更好阅读体验的安全感。
除此之外，让读者感到欣慰的是，与人际、社会机构斗争了一生的教父，最后也终于在回归自然之中重拾生活的意义。在小说接近尾声时，普佐用了一种与整个文本的黑帮语调很不相称的方式，对花园的景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如果把这一段从这篇小说中独立地摘取出来，并且说它是出自一本描写普通平民家庭日常的小说，想来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你看，一行行豆苗开出了小小的白花，茁壮的大葱茎秆筑起篱笆。花园的另一头有个带喷嘴的大桶，装满了稀释的牛粪，那是上佳的花园肥料。脚边是他亲手搭建的四方木架，粗白绳捆扎起彼此交错的木条。番茄藤已经爬满了木架。”
这是以晚年的唐·柯里昂的视角展开的一段描写，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杀伐果决、冷静傲气的教父，而是个喜欢侍弄花园的父亲，或者丈夫。到此，在教父这一富有意味的行为变化中，教父的黑帮准则得到了新的阐释。而给读者带来更大感动的其实是教父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生活如此美丽。”在这一刻，读者被赋予了走进教父内心的权利，教父没有被神化，也没有被丑化，原来他也只是像个普通人一样，向往着普通人所向往的自由与安宁。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借助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衡量出来，而心灵只有从这对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这段话不仅适用于理解教父对平衡自我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纷争，与其他人——包括敌手、儿子之间的纠葛，以及上升到与社会机构的矛盾这种种变化冲突所做出的尝试，也有助于诠释教父从始至终所经历的一切事件的意义。这样一种挣扎、坚持，乃至于最终的“回到统一”，共同构成了一出悲剧的内核。继而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9]，来使读者的情感得到净化和洗涤。教父在这种无解的艰难中仍能保持镇定与高贵的质素，以及生命最后时刻的平静和通融，帮助读者的情感在汹涌后得到释怀，在观看善与恶的冲突中得到净化。
五、反思：内涵的消解与技术性补偿
在《教父》中，人物的一些行为本身往往就体现出意图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的用意，比如教父唐·柯里昂的长子被暗杀后，关于教父是否知道是谁出卖了家族，又为何没有痛下杀手，其实读者可以隐约猜到。但是答案却被教父的顾问揭晓——教父知道是女婿背叛了自己，但因顾及女儿无法下手。这样安排虽然能确保读者掌握事情真相，但未免显得有些冗杂和多余。因为这一笔交代，读者对人性本能空间的探寻和猜测被强行中断，这必然会使得聚精会神破解谜题的读者油然而升一丝恼火。
此外，《教父》中贯穿着借教父之口说出的“丰厚真理”——“一个人只有一种命运”“让朋友低估你的优点，让敌人高估你的缺点。”[4]164诸如此类——固然常常可以给读者带来启发，但如果总以这样一种直白又带着说教的姿态吐露对人生的“重大”领悟，也会于无形中阻碍读者思维的纵向延伸。正如康德所说“艺术有自己的目的”，《教父》中穿插的箴言和解释固然能给读者带来启发，但若许多具有普遍性意蕴的东西，被小说人物直白说出而非交给读者自己探索，就容易让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内涵和深意因轻易暴露而被消解，这可能也正是《教父》作为文学作品只是红极一时，而在文学评论界没有得到经久重视的原因。
幸运的是，《教父》作为一部描述权力交织、暗斗纠缠、暗中角力、人性纠葛的黑手党小说，更多凭借从树干到分叉，又从分叉流归树干的讲述方式、环环相扣让人来不及分神的故事情节、谋兵布阵攻守相错的戰术安排、从强盛到几近毁灭再到重新崛起的“反败为胜”母题等元素取胜。而这些技术手段，无疑让小说中某些地方体现出来的“直白”得到了很好的补偿：读者不会因无法深挖隐藏在小说背后的信息而感觉意犹未尽，相反，初读《教父》，不仅能体验到一种在“怜悯和恐惧”之后最终得到释然的畅快淋漓的阅读快感，还能为顺便收获一些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教父的人生感悟与箴言感到满足。
总而言之，《教父》中的唐·柯里昂，在纷乱背景中的出场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以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读者的敬仰，历史线索与人性挖掘的水乳交融，从“两难”情境中挣扎出来回归自然的艺术和谐让读者得到了情感的净化。因为这些有效的艺术，《教父》在文学的长河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唐·柯里昂也得以保持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当然，如果小说对人物某些行为的动机讲述得不那么直白，对人生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进行更为开放性的处理，或许《教父》里的唐·柯里昂作为文学形象——而非影视形象——能够拥有更多经典元素的可能。不过正如《时代周刊》评价的“马里奥·普佐是通俗小说的教父”，普佐的《教父》作为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得到本应高于电影的关注度，但小说中展示给我们的种种技术创作手段，都不失为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
参考文献：
[1]杨春时.文学理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0.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57.
[3][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4][美]马里奥·普佐.教父[M].姚向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5][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175.
[6]章安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1—12.
[7]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9.
[8]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98.
[9]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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