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狄更斯《双城记》中的监狱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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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监狱是一个重要意象。小说通过酒铺阁楼映射监狱的昏暗逼仄，对监狱展开非自然描写赋予监狱一定的人格，其残留的哥特色彩渲染了监狱的恐怖色彩。通过监狱，狄更斯展开对于人性的深入思考，反映在监狱中人性的扭曲，反衬人性的至善，同时借助儿童视角的夸张手法，表现人性的“刺骨”，挖掘深刻人性。从监狱意象表达的人性里展开狄更斯的二元道德观，他一面反对以暴制暴，一面颂扬仁爱牺牲。
关键词：监狱 狄更斯 《双城记》
18至19世纪，欧洲监狱开始现代化进程，福柯认为监狱的现代化“或许应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的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①。惩罚的权力深入社会，其影响力也更加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监狱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也席卷了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旧贵族走向衰落。作为“在19世纪英国乃至欧洲作家中，狄更斯是涉及监狱最多的作家之一”②，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刻画了在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浪潮下小说中监狱的代表——巴士底狱受到的来自底层群众的复仇。
一、监狱意象的刻画
梅尼特医生出场时所住的酒铺阁楼正式出场在小说的第六章，而巴士底监狱则正式出场在小说的第二十一章，两者相隔的章节较远，但通过梅尼特医生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梅尼特医生所处的阁楼正是他曾经住过的监狱房间即“北塔一百○五”的一个具体投射，小说通过对阁楼的非自然环境描写让读者联想到以梅尼特医生为代表的无辜民众在监狱里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
在狄更斯的筆下，阁楼被刻画得阴暗、逼仄：“这顶楼，原来是堆集柴炭之类的储藏室，是昏黑的。因为，那凹形的窗子其实是屋顶上的一道门，门上有一个小小的起重机，可以从街上吊东西上来，并未装置玻璃，由两扇木板关闭着，就像法国建筑的其他一切门一样。为了排除寒气，一扇是紧闭着的，另一扇只开着很小的一条缝。”③这间屋子本是十分狭小的，并不是正式的起居室而是一件堆着柴炭一类的储藏室，柴炭是黑色的，自然熏染的屋子也带着炭黑色，唯一的光亮是凹形的窗子，凹性已经显得不敞亮了，又用木板代替玻璃，关闭的木板挡住了窗子能投射的大部分光，仅剩一个细缝，显得整个屋子更加逼仄。这个屋子的昏暗和逼仄固然和这个屋子的本身建构有关，但也有一部分和它来自监狱的房客也有关系。梅尼特医生在这个屋子里不开窗、不点灯，没有让光亮透进来，他还在屋子里堆满制鞋的相关物件，没有打理，才导致屋中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加逼仄。小说对北塔一百○五号牢房也有具体的描写：“这里有一扇沉重的小铁栅门，墙上高处有一个不装玻璃的窗孔，孔前遮着一块石头，从这里看天是非屈身仰望不可的。几尺之内有一个用铁栅密围着的小壁炉。炉内有一堆陈旧的像羽毛似的木柴灰烬。有一个凳子，一张桌子，一床草席。四面黑墙，一面墙上有一个生锈的铁环。”（《双》：229）这里的结构和阁楼非常相似，区域非常狭小，也有一个只能透出微弱阳光的不装玻璃的窗，甚至也有黑色的柴炭，光线昏暗，墙壁也是污黑的。狄更斯为梅尼特医生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让他延续了监狱的生活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梅尼特医生进一步加剧了性格扭曲，在离开监狱后的十八年依然常年过着失去自我意志的生活。阁楼也延续了梅尼特在监狱中的生活习惯，小说写道：“他显然把这地方当作曾经长久禁锢着他的那堡垒了。他们走到庭院里的时候，他本能地改变步态，好像正在等待吊桥似的;看见并无吊桥，却有一辆马车停在大街上，这时他才放下他的女儿的手，又用双手抱住他的头。”（《双》：51）梅尼特把庭院当作了监狱的庭院，把酒铺当作监狱的堡垒，也把自己住的阁楼当作了他曾经的牢房北塔一百○五号。
尽管小说中巴士底监狱是极其重要的意象，但这所监狱的正貌直到小说的第二十一章才在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海洋”中才露出一角。狄更斯连续使用了四个“深壕沟、单吊桥、巨大石墙和八个大塔”，直到第五个“一座放下的吊桥，进了投降的四个大塔”（《双》：229），革命者才攻入了巴士底狱。这种重复的手法就像海浪一样映衬出一重重推上最高潮的革命热情，象征封建、压迫、罪恶的巴士底狱最终在越来越大的底层人民的怒火和攻击下被打倒、攻占。革命者在进攻中高喊：“犯人呢！”“档案呢！”“秘密地牢呢！”“刑具呢！”“犯人呢！”（《双》：230）除了这四个建筑物外，犯人、档案、秘密地牢、刑具也是监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更加具象地再现了监狱在建筑物之外的存在，无一不彰显着监狱背后的残暴，而这些通过革命者的口中说出又不同于其他叙事的话语，对于表现人民的愤怒、仇恨，渴望复仇的心态加之以更深入的体验，对复仇给予解释，彰显出封建旧社会旧贵族利用监狱这一国家机器，利用监狱的统治力对底层人民的迫害之深。
多萝西·凡·根特认为狄更斯笔下“环境往往不是单纯的物质，其存在模式随生活在环境中人的目的与行为而改变。其生命化具有反面人物的性质;他几乎有了灵魂，令人恐惧”④。在监狱意象的刻画中，也透露出这种非自然环境的描写特征。在革命者与监狱的对抗中，监狱本身有了超出建筑物本身的特性，壕沟、单吊桥、石墙和大塔成为抵抗吊桥的主力，四样建筑物都承担着守卫监狱的责任，它们在小说的这一片段反复出现五次，受到革命者“海洋”般的攻击，没有对狱卒守卫的描写，而是四样建筑物将防卫武器和防卫者的功能重合在一起，承担起狱卒的责任，也就是多萝西所说的“生命化”，这些建筑具有监狱守备者的性质，更象征着法国大革命所要反抗的封建贵族。读者仿佛看到源源不断的革命者和不易攻破的建筑物一边不断进攻，一边不断抵抗。一座座吊桥就是守备，拿着武器和革命者的肉体凡躯进行抵抗。监狱被抽象化，有着和人无法区分开来的人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双城记》的巴士底狱中也体现出反面人物的可怕，令人心生恐惧。监狱建筑在冲突中不断和“加农炮、毛瑟枪、火和烟”（《双》：229）一起出现，连续四次重复，直到第五次革命者的武器才战胜了壕沟吊桥石墙和大塔，在突出了革命者的源源不断以外，也凸显了巴士底狱本身的难以攻克，让人产生对监狱的畏惧，再现监狱在狄更斯心目中的残暴形象。 小说对于监狱的刻画总体还残留着哥特小说的色彩。戴维·庞特认为：“狄更斯更习惯于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来构建一个又一个恐怖场景。”⑤在小说刻画监狱时先通过对阁楼的映射，再现监狱的恐怖，也通过监狱给梅尼特医生带来的创伤映射出其暴力。在描写巴士底狱时，这种恐怖与暴力则是通过壕沟、吊桥、石墙和大塔等被烘托，通过“经过了一些永远不见阳光的阴森弯隆，一些黑洞和铁笼的可怕的门道，走下倒塌的阶梯，又爬上高低不平的砖石阶梯，这些与其说是阶梯，倒不如说是干掉的瀑布”（《双》：231）来加深恐怖感，接着从远至近走入真正的北塔一百○五号，把整个监狱的恐怖全景一步步展出。此外，革命者的疯狂复仇也成为另一种恐怖的来源。
二、监狱与人性
《双城记》中的监狱意象中隐含着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作者通过监狱揭示、刻画复杂的人性，他刻画监狱里的残暴给人带来的折磨，点明监狱对人性的扭曲，也从监狱里看到人性中至高的善，让最高的善战胜最高的恶。
《双城记》中的监狱也是惩戒罪犯的处所，但往往“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在对恶人的惩罚方面，监狱只是一种象征、一种类型化的东西”。“至于他们关进监狱之后的情况，作者很少去详细描绘。”⑥而对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则突出了监狱对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迫害。梅尼特医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形象。狄更斯不遗余力地刻画梅尼特的病态，突出监狱对梅尼特医生身心尤其是心理上的折磨。梅尼特医生的第一次出场是这样的：“一个白发老人，背对着门，面向着酒铺老板站在那儿观看他的那个窗子，坐在一只矮凳上，向前躬着腰，正在很忙碌地制作鞋子。”（《双》：40）当时梅尼特医生大約才四五十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了，身形瘦削，带着强烈的病态，这是监狱给他生理上带来的巨大变化，让他给人以瘦小佝偻的印象。而另一方面，他又给人以麻木、无知无觉的隔离感，微弱的声音、空洞的眼神组合出呆滞的神情，突出心理上的剧变。梅尼特医生的行为和语言里处都体现出他的“疯”态。“疯”的体现之一是他一直在机械化地进行制鞋工作，制鞋是梅尼特医生在监狱里自学的，是他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才向管理人员请求到的学习机会，从而也成为梅尼特医生精神的某种支持力。在监狱里他无法享受家庭的幸福，无法继续旧日的医生工作，他需要一个支撑的东西，但当这件工作重复了十八年，他完全变成了一个“鞋匠”，反而其他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渐渐褪色，在露西到来之前，完全忘记。
狄更斯在刻画监狱意象影响下的人性时，也着意在如何挽救和解除痛苦上花了大量笔墨。在第一部第六章中狄更斯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梅尼特认出女儿的过程，也表达了狄更斯让善战胜恶的思想。梅尼特医生是因为监狱中受到的迫害而“疯”，也是因为女儿对他的真诚的爱和关怀而渐渐恢复记忆。爱所代表的最高的善和暴力所代表的最高的恶之间，善获得了胜利，这一点在文中是被反复验证的，譬如梅尼特医生的第一次和第三次病愈、卡尔登的牺牲。狄更斯对于仁爱精神人道主义的重视在斯蒂芬·茨威格看来是“他的作品用爱和同情编织而成”⑦。而同时“因为我们预先知道他是不会让我们跌下去的;我们知道主人公最终不会遇难;同情和正义这对孪生天使绝不会缺席于这位英国作家的小说，他们会小心呵护这位主人公，让他毫发无损地度过所有危难”⑧。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梅尼特医生被监狱迫害的人性最终因为亲人朋友的爱与同情从而得到了拯救。
狄更斯作品中的扁平人物形象历来备受争议。例如《双城记》中正直善良的梅尼特医生、温和友善的路西、凶残冷酷的得伐石太太等，有人批评这种人物形象远远没有圆形人物的饱满，只有单一的观念或素质，福斯特则认为：“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扁平人物。……但仍然有这么一种不可思议的人性深度感。”⑨尽管狄更斯创作的多是扁平人物，但不乏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他擅长提炼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将这一观念放大、突出，对其展开深入刻画，挖掘出人性的深度。
赵炎秋先生将狄更斯对于人性的刻画方式之一总结为夸张。在监狱意象的背景下，借助这两种手法，监狱下的人性被进一步挖掘出来。以小说第三部第一章为例，在拉逢斯监狱中，在极其黑暗腐臭的环境下，狄更斯却把监狱中的犯人形容为：“女的都坐在一张长桌旁边，看书、写字、编织、缝纫和刺绣;男的大多数都站在她们椅子背后，或者在房间里荡来荡去。这新来者本能地联想到这些犯人的可耻罪行，觉得羞与为伍，倒退了一下。但是，他的虚幻的长途旅行此刻达到了极度虚幻：他们全体立刻站起来迎接他，温文儒雅，雍容华贵。”（《双》：273）有评论者批评狄更斯在这里为贵族发声，夸大了贵族的温文尔雅。从狄更斯的角度来说，他描写的是一群“可耻”的人，但他也没有忽视这一类人的温文尔雅，他的确放大了他们优雅的特性，从而和他们这个阶层犯过的对人民的罪行形成鲜明对比，也和这个肮脏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一定程度上把儒雅这一特质和这群人有所剥离，具有一定抽象性，如赵炎秋所说：“有时，狄更斯又故意把某种生活现象夸张到不合情理的程度，使它具有一定象征意义，获得形而上的真实。”⑩一群来自贵族的人，其中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剥削、迫害过底层人民，引起革命者的复仇，但他们即使已经落入一个肮脏不堪的环境里却依然保持旧日的礼节，延续过去的生活习惯，神态“温文儒雅，雍容华贵”，这是被夸张的，是狄更斯有意识地对他们这种个性的集中展示，借此他不仅仅是想要引起某种读者的同情，反对以暴制暴，也借此写出了人性中的深刻矛盾。
狄更斯在运用夸张手法刻画监狱万象时，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想象。学者郭珊宝将之总结为：“因此，我们总感到他的夸张手法具有童心式飞腾无际的想象力的特点。”（11）狄更斯夸张的手法来源于他从儿童出发的视角，他习惯借助儿童的丰富想象力，对监狱中的人展开夸张的描述：“全是鬼！美丽鬼、堂皇鬼、文雅鬼、骄傲鬼、轻浮鬼、机智鬼、老鬼、少鬼全都在等候阴间的命令，全都用一到这里就变为死人的眼睛望着他。”借助儿童般对鬼怪的想象，夸大监狱中犯人的个性特点，又加之以极其恐怖的氛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将人性的最本质的东西刻画出来。 三、监狱中的二元道德
狄更斯的小说中对道德善恶有着自己的划分，在刻画监狱时可以看到他有着自己的明显的好恶，对于他认为正确的竭尽全力褒扬，对于他认为错误的用尽所能批判，乔治·奥威尔将狄更斯形容为“布道”，这和狄更斯内在的人道主义也是相合的。而埃德蒙·威尔逊将狄更斯的道德观形容为：“二元论贯穿了狄更斯的全部作品，凡事总有好坏两个方面，每本书都描写了正好相反的两种道德准则，有时不同作品中的人物成双成对，形成对比。”（12）例如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者和为了所爱不惜牺牲自己的卡尔登。
对于前者，狄更斯集中反映了革命者的疯狂、残暴和冷血无情。在攻占巴士底狱时，狄更斯将之形容为“海洋”，就像浪潮一样涌入巴士底狱，带着怒吼，带着“震聋耳朵的怪叫，惊奇的呼啸，还有疯狂的手势戏”（《双》：230）。“怪叫”“疯狂”，这一类词都带着浓烈的狄更斯的个人化的情绪，他着力表现革命者的血腥之举，表现他们的凶恶几乎丧失人性，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者运用暴力的反对。他在无法挽回的革命浪潮中看到原本的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看到一群连自己生活的温饱都无法保障的人冲进监狱展开一场血腥杀戮。他既反对旧监狱对于梅尼特医生这些无辜者的迫害，也批判新监狱对贵族如查尔斯的暴力杀戮，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1）他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但也同时看到了革命之下的血腥暴力，看到无辜受害的人。
在反对暴力的同时，狄更斯极力颂扬仁善的精神，尤以卡尔登为例。他为了他爱的路茜能够获得幸福，毅然牺牲自己代替查尔斯走上刑场，对于卡尔登的描述狄更斯是加之以赞扬与认同的。在小说最后他借用临刑的卡尔登之口说出耶稣的名言：“主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双》：401）牟雷认为：“卡尔登是狄更斯理想的载体，他的死如同耶稣受难。”（13）狄更斯将卡尔登在监狱代替行刑的情节推向道德的至高至善的一面，表现出彻底的利他主义，也凸显了浓郁的清教色彩。狄更斯的道德观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理想化、完美化，乔治·卢卡契批评这种理想主义：“通过强调因果关系纯粹的道德方面，狄更斯削弱了人物生活中的问题和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他反对狄更斯对于“纯粹道德”的倾向（14），在对于卡尔登的处理上尤其如此，为爱牺牲是狄更斯看来最为崇高的道德，但同时也是纯粹道德的、纯粹人性的展示，他满足于这一道德层面。狄更斯说在“唯一没有经历1848年革命阵痛的国家”，“他忠实于自己的国民性，不敢损坏道德的基础，这些道德基石对他而言就如同《圣经》一样不可侵犯”（15）。也正因为如此，狄更斯在描写监狱时，始终反对暴力，崇尚仁爱与牺牲，尽管他描写革命，但对于革命却持保留态度，并着力描写反动带来的血腥暴力，寄期望于和平改革。
①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威、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1页。
②赵炎秋：《狄更斯与晚清中国四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研究之三》，《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6页。
③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罗稷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版年，第229页。（后文出白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如《双城记》标为《双》，以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多萝西·凡·根特：《从托杰斯公寓看到的狄更斯世界》，收入赵炎秋编选：《狄更斯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⑤戴维·庞特：《狄更斯与哥特小说》，收入赵炎秋编选：《狄更斯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⑥赵炎秋：《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97页。
⑦⑧（15）斯蒂芬·茨威格：《狄更斯》，收入赵炎秋编选：《狄更斯研究文集》泽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第39页，第31页。
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收入赵炎秋选编《狄更斯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
⑩赵炎秋：《狄更斯学术史研究》，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
（11）郭珊宝：《狄更斯小说的夸张》，《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第46页。
（12）埃德蒙·威尔逊：《狄更斯：两个斯克路奇》，收入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頁。
（13）引白牟雷：《雾都明灯——狄更斯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33页。
（14）乔治·卢卡契：《历史小说》，收入赵炎秋编选：《狄更斯研究文集》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作者：周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万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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