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消费率问题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全红

　　摘　要：国民消费率的波动来自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从1992～2005年的数据看，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尤其是农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引起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另一方面又使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这两个因素都推动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政府消费率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阻碍了政府消费率的提高，也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和消费倾向的下降。为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两方面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建立会共财政体系角度来提高政府消费倾向，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关键词：国民消费率；资金流量表；居民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10－06
　　
　　一、引言
　　
　　中国的消费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并且近几年来还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按照GDP的支出法计算，2007年中国的国民消费率仅为48.8％。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率一直平稳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1997年后首次降到60％以下。近10年来，它呈加速下降态势，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的低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在国内消费率不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造成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贸易摩擦和过高的对外依存度。
　　对于中国低消费率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在居民户的消费层面展开，并且往往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年化趋势、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等渠道来探讨其原因(Modigliani和Cao，2004；袁志刚和宋铮，2000；李焰，1999；刘建国，1999)。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消费除了居民消费外，还包含政府消费，并且随着近年来政府收入份额的提高，政府消费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整体消费规模和比例。所以，仅仅针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仍无法告诉我们：在国民消费中，居民和政府的消费率及其变化趋势是什么，各自对总消费有多大的影响，因而难以对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我国资金流量核算把经济总体划分为四个国内机构部门，即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其中的两类企业部门没有消费，只有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存在消费)。因此，资金流量分析是建立在各部门资金流量账户基础上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为了能够对经济中各部门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进行全面的研究，最有利的方法就是资金流量分析法。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从资金流量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低消费率现象(何新华和曹永福，2005；任若恩和覃筱，2006；李扬和殷剑峰，2007)。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低消费率现象，但是，都没有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反映各部门行为的部门消费倾向这两个关键点来揭示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消费水平对国民消费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个补充研究，从各部门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分析中国的低消费率问题。
　　
　　
　　二、国民消费率的部门结构
　　
　　(一)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下面采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部分来分析中国的国民消费问题。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四个国内部门的收入水平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到。收入初次分配是指增加值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中的分配，以及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做出的支付和从政府得到的补贴。前者指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后者指生产税和生产补贴。由于来自国外要素的收入要低于支付给国外要素的收入，因此，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国内生产总值(许宪春，2002)。目
　　收入再分配是在收入初次分配基础上，以经常转移的方式进行的收入分配。经常转移包括企业和个人向政府支付的所得税、企业和个人向社会保险部门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住户从社会保险部门得到的社会救助、投保人从保险公司得到的理赔等。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形成国内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国内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之和就是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它等于国民总收入加上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收入净额。从资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之和略高于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是可用于最终消费和储蓄的资金量。其中，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全部是储蓄，并用作投资等，没有消费。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最终消费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分别称为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两者之和就是国民消费率。相应地，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最终消费占各自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就是这两个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
　　本文进一步把住户部门分为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由于资金流量表中没有单独列出城乡部门的资金流量情况，因此，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人口的乘积作为农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市人口的乘积作为城市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按这种方法计算的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收入之和，非常接近于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城市(农村)部门的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纯收入)的比例，就是该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以上分析可由下面公式表示：
　　部门消费倾向=部门消费支出÷部门可支配收入
　　部门消费率=部门消费倾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之比
　　国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农村消费率+城市消费率)+政府消费率
　　本文所有数据如没有特别说明，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迄今为止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1992-2005年的资金流量表，模型中数据的时间序列为1992-2005年共14年。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三个等式，可以计算中国的部门消费率和国民消费率，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992～2005年国民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态势，2002年后降速加快，14年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农村消费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4年间降低了11个多百分点。相反，城市消费率除了2004年和2005年外，一直呈现上升态势，1992～2005年间共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在14年间，城乡合计的整个居民部门的消费率降幅较大，达到了8个多百分点。政府的消费率在14年间的前半期略有下降，后半期略有提高，总体上比较稳定。鉴于1992～2005年农村消费率的下降、城市消费率的上升和政府消费率的稳定，可以看到，此间中国的消费率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归因于农村部门。
　　为更清楚地探究农村部门消费率下降和城市部门

消费率上升的原因，可根据国民消费率的决定公式来分解各部门消费率变动的影响。表2是根据统计年鉴中的城乡消费数据和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表计算的农村、城市和政府部门的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占比。
　　从表2可看出，1992～2005年农村和城市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呈递减趋势，农村从0.841降低到0.789，城市从0.825降低到0.763。由于农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0.342快速降低到2005年的0.173，农村消费对国民消费的贡献将不断降低。城市部门消费倾向虽然也不断下降，但由于城市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快速提高，其对于国民消费的贡献不断加大。可见，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部门，即农村消费倾向和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同时下降，导致农村部门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当然，农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有一定的合理性，那就是由于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人口比例的减少，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从2.6倍扩大到3.2倍。
　　与居民部门相同，中国政府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2｀2003年间也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共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但在2004年和2005年跃升了10多个百分点。对比发现，政府部门的消费倾向一直低于居民部门，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不断提高，1995～2005年十年间共上升了4个百分点。2003年后，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就超过了农村部门的总收入。但由于同期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政府消费率基本保持不变。
　　从上述分析中看出，1992～2005年间中国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农村部门消费率的下降。其中，农村部门消费率的下降，既与农村部门消费倾向的下降有关，更与农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急剧下降密切相关。农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急剧下降，除了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人口比例下降外，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主要原因。与农村部门不同，政府部门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的条件下，其消费率基本稳定，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消费倾向的下降。唯一导致国民消费率提高的部门是城市，城市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快速提高，是城市消费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国民消费率和部门消费率下降的成因
　　
　　下面，首先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来分析各部门的收入份额及其变化，然后分析部门的消费倾向及其变化。
　　(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在资金流量表中，可支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经常转移。所以，各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果首先且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农村和城市的初次分配收入虽然可通过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但资金流量表中的再分配环节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部门，而是把两者统称为居民部门。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从城乡合计的居民部门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1992～2005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因此，初次分配占比的下降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第一个原因。
　　进一步看，居民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和增加值三项构成。其中，劳动报酬净额等于劳动报酬来源与运用之差，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财产收入中的90％以上是利息收入，这与中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狭窄有关。
　　从表4可以发现，1992～2005年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从劳动报酬构成中可以看出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作为居民劳动报酬的来源与运用之差，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反映的就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总和。
　　根据表4，1992～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呈上升态势，12年间几乎上升了1倍，但在2004年和2005年有所下降。而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总体上呈缓慢下降态势，14年间降低了3个百分点。居民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虽然明显，但由于其在居民报酬中的比重最小，所以影响不大。其增加值占比一直稳定在28％左右的水平上。
　　居民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但总体上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呈下降趋势，从而引起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即使在居民消费倾向不变的假设下，居民消费率也会降低。另一方面，被很多研究资金流量表的学者所忽略的是，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和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会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地扩大。根据统计规定，政府部门的劳动报酬主要是政府财政对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企业部门的劳动报酬主要是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因此，居民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表明，本身就处于中高收入阶层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人员的收入分配地位会进一步上升，而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人的收入分配地位会进一步下降。根据消费理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降低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所以，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还会导致居民部门消费倾向的下降，从而降低居民消费率。
　　与居民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不同的是，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上升了。1992～2005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其中，生产税净额占比的上升是主要原因。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的提高将会提高政府消费率，但同期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则会阻碍政府消费率的提高。
　　
　　(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各部门可支配收入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经过再分配而形成的。表3的数据表明，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都发生了变化。可以发现，1992～1999年居民部门还因再分配得益，即经过再分配之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比初次分配收入占比高出约2个百分点。但是，从2000年开始，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占比与初始收入分配占比已经没有明显区别。在2003年和2004年，前者甚至低于后者。从资金流量表看，居民部门从再分配中的得益越来越小，甚至开始受损。其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门上交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费的增幅高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社会补助的增幅。由于居民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中的资金运用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来源，其资金来源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运用。因此，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再分配中的变化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见，政府部门从再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会上升。
　　
　　事实上，政府部门从再分配中获利最大，2000年之后更甚。在1992～2000年，政府部门再分配占比相对于初次分配而言每年上升了约2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每年就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的持续上升，既得益于经常转移中的资金来源项(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费)的相对增加，也和经常转移中资金运用项(社会补助等)的相对下

降有关。也就是说，资金来源的增加和资金运用的减少，共同推动了政府再分配收入的相对上升。
　　综上所述，从收入分配环节看，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且从再分配环节中的得益也越来越小，甚至2003年后经过再分配后的地位反而恶化了。由此判断，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功能。
　　
　　(三)部门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
　　表2的数据表明，1992～2005年间，居民的消费倾向缓慢下降，政府部门除了2004年和2005年外，也是下降的。资金流量表中没有列出居民部门消费和储蓄的具体条目，因而无法直接分析其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根据定义，政府消费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大量研究表明，社会公共品的缺失会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下降，农村保障制度和农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是农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原因。流动性约束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起的收入不确定性，导致了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的同时下降。可见，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不仅会降低政府消费率，而且推动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下降。
　　表5列出了教育、科学研究、社会保障等主要公共品和经济建设等其他财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可以发现，在1992～2005年，公共品中最大主体的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科学研究支出下降了1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上升较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除了社会救济外，财政支出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支出，因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非常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明显增加，但企业仍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那些迫切需要改革的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没有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很少，主要体现在抚恤、救济等社会福利支出非常不足，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仅保持在2％左右，与发达国家40％的水平相差甚远，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行政管理费支出上升明显，1992～2005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增长速度要高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支出攀升的直接原因是机构和人员的膨胀，政府运行成本过高。非消费的其他支出比重则提高了1倍，从8％上升到19％。可见，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很不合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不相适应，“缺位”和“越位”并存。一方面，财政支出范围过宽，超出政府职能范围，承担着一些不应承担的开支，如竞争性、经营性生产支出过多，财政供养人口过多，使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另一方面，财政正常范围内的支出受财力影响而不到位，如社会文教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的乏力、社会保障的支持不足等。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对国民消费率的下降具有双重推动作用，它不仅会引起政府部门消费率的下降，而且还会因为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而提高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居民部门低消费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不足，导致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使预防性储蓄增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　1992～2005年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居民部门消费率的下降。
　　2　从居民部门内部看，农村消费率迅速下降，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城市消费率上升，但不足以补偿农村消费率下降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农村消费率下降有其部分合理的原因，那就是城市化水平所引起的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部门收入占比的下降幅度超过其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看，居民消费率长期缓慢地下降，既归因于其消费倾向的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增加值。其中，增加值占比基本稳定，财产收入比例很小，劳动报酬是主要来源，包括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1992～2005年，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几乎上升了1倍，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每年都在下降，并最终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总体下降。二是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也就是收入来源于政府支付劳动报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收入来源于企业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员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可见，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动，尤其是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4　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也推动了国民消费率的下降。1992～2005年，政府消费率总体上呈稳定态势，但这是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的稳步提高不相称的。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再分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上升趋势。这本应会导致政府消费率的上升，但政府消费率事实上却基本稳定。可见，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阻碍了国民消费率的上升。更加严重的是，由于政府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因此，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还会导致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下降，从而引起居民消费率的降低。
　　
　　(二)政策建议
　　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提高国民消费率的一项长期政策。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提高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而且会降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完善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扭转居民部门收入在再分配中的恶化态势。
　　2　加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作用。根据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合理确定财政支出项目，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和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支出，提高其在教育、医疗、科学研究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比重。提高政府的消费倾向，不仅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消费率，还可以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部门的现实消费倾向，从而扭转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态势。
　　3　由于近年来城市部门收入占比要比农村高出1倍以上，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对于提高国民消费的效果要远超过农村。针对农村市场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但其作用效果和持续时间有限。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消费水平，将是提高国民消费的一项可长期依赖的政策。
　　
　　
　　责任编校：周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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