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及立法建议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希 吴丹

　　摘 要：以2010年河北省八个市，十个县调查数据为依据，从法律制度入手，提出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以及完善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实问题；法律问题；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22-02
　　
　　一、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现实问题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健全
　　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体制并不是很健全，有些地区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机制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且多为自发性的流转。自发性的流转是指农户之间自发进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种流转往往时间短、范围狭小，流转多为口头约定，不签订合同，有些甚至是无偿的，无序、盲目流转现象比较普遍。
　　根据此次对河北省十个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的调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流转形式多为口头协议，占流转总量的30%，其他形式占32%，书面协议仅占26%。这说明农民进行流转大多数没有签订合同，只是口头协议，为以后维护自身权益埋下隐患。土地流转后，90%的农民选择私下交易，没有向村委会登记，这说明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没有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带有很大的无序性和盲目性。
　　2.对“四荒地”设立承包经营权公开度不够
　　图1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在被调查的市县是否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情况。在502人中，不能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四荒”地的人数是47人，不知道本地是否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四荒”地的人数是221。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将承包的方法、程序、过程和结果公开，特别是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开，从而避免在少数人的操作下私自承包，不知道的人和不可以的人总数是268，占到总人数502的53.39%。这说明发包方在设立该种方式的承包经营权时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或者直接剥夺本集体村民的承包权，这就为以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埋下隐患。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行政主体的不适当介入
　　这主要表现为土地流转违背了自愿的原则，行政力量强行介入。这种介入包括积极介入，也包括消极介入，主要是行政不作为。中央虽然支持农村土地流转，但指出土地流转是要建立在自愿、有偿的基础之上。基层的村组织只能为土地流转提供中介服务，不能越俎代庖，直接操办。当前的承包经营权流转从总体而言是良好的，但是部分地区的乡村组织，将流转看做是有利可图的事，违背农户意愿，强行推进土地流转。例如，片面强调村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而忽视农户所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随意调整或更改承包合同，打击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调查中。虽然只有24%的发包方存在非法变更、解除合同的行为，但这种现象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
　　二、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法律问题
　　1.发包方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一级市场，属于广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农村集体乃是根源。但现有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称谓不清，有“集体”、“劳动群众集体”、“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村内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等等。并且，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农民集体’并不是一个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名词。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 意指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2.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适当限制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的规定，无论是以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权还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设立的“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都要求受让方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些法律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适当限制如下：
　　首先，对受让人主体资格的限制过多。现有法律规定“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目的在于防止无意或无能力从事农业耕作的人利用土地流转手段炒卖渔利，该立法初衷值得肯定，但仍有两点点需要追问：
　　一是“农业经营能力”标准何在？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有学者参考日本《农地法》后认为:“在具体设计自然人的农业经营能力评判标准时应着重从‘长期在承租土地上进行耕作经营’和‘具备利用承租土地的条件’两方面入手。”但农业经营不等于亲自耕作，受让人完全可以没有耕作经营所需的设施设备，甚至毫无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委托或雇佣他人进行耕作，进行资金或者技术的投入而非单纯的劳力投入。
　　二是受让人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法律后果如何？法律对此仍未言明。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中既有“应当”二字，当为强制性条款，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民事行为亦当无效。如此看来，如果受让人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归于无效。这就会成为转包方任意主张合同无效的借口，进而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
　　另外，对发包方同意权的不适当设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有学者认为农地承包权涉及农民的生存利益，其以产生的所有权主体是集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的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承包权的转让予以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和可行的。诚然，土地对中国农民而言的确具有生活保障利益。但是，从民法理论上来看，设置发包方的同意权，这否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类型之一的用益物权的绝对性和支配性。“同意权”只会为集体组织不当干预农户私权利设置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践中如果承包方与发包方的人际关系不良，他所提出的流转申请发包方就不会同意(因为法律并未规定何种情形下应同意转让流转)，为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常合理流转将障碍重生。”
　　在民法上，只有在民事行为主体行为能力欠缺的情况下，一方主体才可以干预另一方主体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之追认权制度。而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组织成员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无害公共利益的事务。“自主决定是调节经济过程中的一种高效手段。特别是在一种竞争性经济制度中，自主决定能够将劳动和资本配置到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立法者不应低估农民的智慧，在私人利益的选择上为其设定“法定代理人”。
　　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立法建议

　　1.改革和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
　　如上文中所分析，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不完全性，有必要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予以进一步明确，改革和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
　　依照现有法律规定，我国现行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所有者主体存在三种形式：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及村以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所有者主体的代表机构是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这就使得真正行使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清晰，土地产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此，必须对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进行明确界定，有学者建议“取消乡(镇)、村以及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分化现象，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是村集体，确立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笔者同意这种建议。
　　2.扩大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受让人的范围
　　法律对受让主体资格条件中的“受让方具备农业经营能力”欠缺现实的考虑。有学者疾呼“可有可无的限制可能使一份合理、合法利用农地资源的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自始无效！”如按此规定，农民只能选择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对象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对农民处分权利自由的牺牲并非公共利益――农地资源保护所必需时，归还这种自由就应被立法者考虑。笔者建议取消受让方资格的限制，仅要求“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足以实现立法者保护农地资源的初衷。
　　3.发包方同意权应受到法律限制
　　笔者起初认为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一种类型，具有支配效力，应当自由流转，才能真正发挥其资源效益，保证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最终实现。但是考虑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不成熟和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土地对中国农民而言的确具有生活保障的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应取得发包方的同意，但发包方的同意权需要正当的法定理由，及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同意权应当遵循《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的第1，2，3，5项，即1）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3）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5）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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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范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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