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腾堡公国“时代史”与荷尔德林笔下的希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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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荷尔德林虽然是一位哲学诗人，但他的诗歌创作同时扎根在现实土壤之中。1800年前后符腾堡公国的“时代史”是荷尔德林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力来源。然而，荷尔德林并不直接在诗歌中表现“时代史”，而是借用古希腊的希波战争作为诗歌意象，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展现拿破仑战争时期符腾堡公国的政治现实，并表达当时德意志人的民族情感和他对德意志未来的憧憬。这一手法在他1800年写就的长诗《爱琴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荷尔德林;符腾堡公国;时代史;希波战争;《爱琴海》
　　中图分类号：152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6-0032-10
　　一、引言
　　众多哲学家的参与是荷尔德林研究的一个特点。20世纪以来，海德格尔、亨利希、弗兰茨等人的研究甚至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荷尔德林研究的方向。在他们的研究中，荷尔德林被描绘成“不谈国事”、只专注于晦涩诗歌创作或者哲学问题思考的案头知识分子形象。诚然，荷尔德林的诗歌，特别是他1800年前后的创作（包括一些理论文章的残篇），包含作者对哲学与神学问题的思考，探讨的深度也超过同时代作家。但事实上，在荷尔德林精神失常之前，符腾堡公国的政治现实、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等“时代史”（Zeitgeschichte）是其诗歌创作的另一重大背景和重要维度。他的一些重要诗作除了含有哲学思想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当时政治时局的回应和诗化再现。“时代史”虽然是荷尔德林诗歌创作的外在动力来源，但他在诗作中并不直接表现“时代史”，而是继承始自人文主义时期（Humanismus）的文学传统，将现实中的德意志投射到古希腊的历史中去：荷尔德林诗歌中描绘的古希腊，其实是现实中或他愿景中的德意志。在古希腊的意象里，荷尔德林完成了他对德意志历史现实的理解。所以，荷尔德林以古希腊世界为内容的诗歌既有历史哲学的底色，也有高度的政治现实性。长诗《爱琴海》（DerArchipelagus，1800年）是体现这一手法的典范之作，这既体现在符腾堡公国的“时代史”是该诗写作的外部动因，也体现在诗中描写希波战争的部分暗含荷尔德林对德意志及其未来的看法。鉴于这一文学手法在国内尚少有介绍，本文将首先梳理德语文学中借希腊之“古”喻德意志之“今”的文学传统。而后，本文将概述18世纪末符腾堡公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政治历史，揭示德意志的“时代史”与希波战争时期古希腊之间的可类比性。最后，本文将重点分析《爱琴海》中描写希波战争的部分，解析荷尔德林如何通过古希腊的过去来表现和理解德意志的现实与未来。
　　二、德意志与古希腊
　　用古希腊来类比德意志，并不是荷尔德林的发明。德意志与古希腊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是从温克尔曼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1755年）中将古希腊的艺术特征描述为“高贵的单纯”（eine edle Einfalt）、“静穆的伟大”（eine stille Gr6sse），并大力呼吁模仿古希腊艺术时才开始。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渊源始于人文主义时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人文主义者对希腊文化的推崇与研究上，更体现在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即民族主义的推动力中。
　　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以古罗马继承者（translatio imperii Romani）自居，皇位传承一般都要经过罗马教皇加冕。在这一政治身份认同中，与德意志对举的不是古希腊，而是古罗马。到了15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Ⅲ）治下，由于皇权衰落、疆域缩小，帝国不得不改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6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第一次出现于1474年）。从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起，帝国统治者不再到罗马加冕，帝国与罗马的联系名存实亡，成为一个单纯的德意志国家。此时的人文主义者、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御用诗人康拉德·蔡尔提斯（Konrad Celtis）依然把皇帝比成奥古斯都，把自己比成古罗马第一伟大的民族诗人维吉尔，与其说这是他仰慕古羅马与奥古斯都的伟业，倒不如说是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最初觉醒：1500年，蔡尔提斯校订出古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表现古代日耳曼部族生活的著作《日耳曼尼亚》（Germania），其政治动机不言自明。
　　然而，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帝国强大统一，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则皇权旁落，诸侯国林立，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于是，人文主义者在不舍弃古罗马的同时，想起了与自身更为相似的古希腊——政治上城邦林立、仅靠语言与文化维系统一的另一古代国度。正是在帝国与古罗马皇冠撇清关系之后，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在思想上用古希腊取代了古罗马，将其与自己的帝国对举：两个国度都存在于政治上的“多”和文化、民族上的“一”的张力之中。德意志与古希腊的渊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政治意味，是德意志民族觉醒的产物。同时，古希腊也为德意志人理解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在这一动力的助推之下，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研究古希腊的语言与文化，甚至在德语与希腊语之间建立人为的联系。蔡尔提斯认为，其故乡维尔兹堡（WOrzburg，来自Herbipolis，即草之城）的词源并不是拉丁文的herba（草），而是希腊语的Erebos（厄瑞波斯），即希腊神话中的黑暗之神。另一位人文主义者菲利普·施瓦茨艾尔德（Philipp Schwartzerd）将自己的姓按字面意义译成希腊语，就是闻名后世的梅兰希通（Melanchton，schwartz=melan=黑色，erd=chton=土地）。在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里，与其说它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倒不如称之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希腊帝国”。可以想见，包括温克尔曼在内的德意志文人在研究、赞叹古希腊时，意识中浮现出的是现实中的德意志。赫尔德在著作《人类历史的哲学理念》（1784-1791）中甚至认为，正是政治上的不统一才造就了古希腊文化的高峰，言下之意即：文化上，德意志将成为下一个希腊（Nova Graecia）。当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不满，而对其未来又充满期待时，他们就会想起古希腊。古希腊成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乌托邦。 　　德意志与古希腊之间的特殊联系逐渐体现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犹如我国唐朝人说本朝事不言“唐”而言“汉”，18世纪的德国作家在写德意志本土故事时，也经常将其发生地设置在古希腊，维兰德的《阿加通的故事》（GeschichtedesAgathon，1776/1777）即是一例。在法国人侵德意志之际，维兰德想起了古希腊的希波战争，认为希腊各城邦摒弃前嫌，同仇敌忾，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德意志虽是邦国林立，但只要同操一种语言，同属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就有联合的基础与力量，不至于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可见，“德意志一希腊”这一文学传统体现的是德意志文人的政治诉求。这一政治诉求在荷尔德林的诗作中往往被其对古希腊文化的狂热所掩盖，但如果我们把这种热爱放到上述文学传统中考量，则不难发现：民族情绪越为高涨之时，他对古希腊也越为狂热。这说明，荷尔德林对于古希腊的兴趣不仅来自从小接受的古典教育，也源自对18世纪末德意志和符腾堡公国所处多重政治困境的观察。他在诗歌中以古希腊为意象排遣其民族情绪，并在古希腊的意象中从历史哲学角度理解公国和德意志的现实。符腾堡公国的“时代史”不但是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描写古希腊希波战争的政治动因，更是他在诗歌中采用“借古喻今”这一手法的指归所在。
　　三、符腾堡公国的“时代史”
　　18世纪末的符腾堡公国大致以斯图加特为中心，南起图宾根上游的内卡河，北到海尔布隆（Hei-lbronn），东至雷姆斯塔尔（Remstal），西抵黑森林之中，面积约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约六十五万，。是神圣罗马帝国版图中一个中等大小的公国。与其他德意志公国不同的是，自16世纪起，符腾堡就不是大公一人的天下，而是处于大公与公国议会（Landtag）的共同治理下。18世纪末，公国处于内外政治危机之中，其“时代史”可以用“二元政体”与“双重危机”来概括。
　　要说明符腾堡公国18世纪末的政治状况，就要从1514年簽订的《图宾根条约》（TObingerVertrag）谈起。16世纪初，大公乌尔里希（Herzog Ulrich）因债台高筑而大举征税，符腾堡民不聊生。1514年农民起义四处蔓延，公国民众中被称为“可敬者”（die Ehrbarkeit）的特权阶层准备推翻大公的统治。“可敬者”阶层由法官、医生、公务员、富裕乡绅和神职人员组成，占据公国行政机关和教会中的重要职位，在公国议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还通过世袭联姻、垄断神职人员教育系统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力量，势力极大。有鉴于此，大公顾问康拉德·布罗伊宁（Konrad Breuning）在图宾根召开公国议会，与议会代表（Landstfinde，Landschaft）于1514年7月8日签订《图宾根条约》：议会代表为大公解决债务问题，大公则承认议会代表有批准税收、同意宣战等权力，但大公保留召开公国议会的权力。影响符腾堡近三百年的“二元政体”自此形成。
　　《图宾根条约》具有初步的君主立宪性质，因而被称为公国的“基本法”，甚至被誉为公国的《大宪章》（Magna Charta）。受其约束的“二元体制”虽然有民主进步的一面，却也暗藏危机。正是该条约使公国在18世纪末陷入内外双重的政治、军事斗争之中。事实上，在《图宾根条约》签订后的近三百年里，代表政府的大公与代表民众的“可敬者”阶层一直处于斗争状态。该政体没有很好地起到制衡权力的作用，反而因双方之间的敌对状态造成公国行政效率过于低下。但这一体制一定程度上又照顾到了公国多方面的利益，因而一直存在至18世纪。所以，当公国外的政治形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时，符腾堡内部难以施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以应对时局变化。“二元政体”的这些缺点在战事频发的18世纪末尤为突出。此时，公国内看似死水一潭，实则暗流涌动;公国外则已处于大革命的前夜。
　　从1770年荷尔德林出生到他精神失常，在这三十多年里，公国实际上完成了由“二元政体”向君主集权制的转变。就在荷尔德林出生的这一年，大公卡尔·欧根（Karl Eugen）与议会签订《继承协约》（Erbvergleich），重申《图宾根条约》权力划分的有效性，这是以“可敬者”阶层为代表的民众最后一次在政治上战胜大公。在1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公国的职能部门和教会越来越需要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员，而“可敬者”阶层中的大多数都没有专业知识，根本无法满足公国事务的需要。。卡尔大公应势于1781年开办卡尔学校（Karl-Schule），培养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诗人席勒就是卡尔学校毕业的学生。此外，大公还出资在图宾根神学院（TObinger Stilt）培养牧师，荷尔德林就是受大公的资助来到图宾根学习神学。这样，“可敬者”阶层的政治基础及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垄断地位被动摇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时，符腾堡公国水到渠成，升级为君主专制的符腾堡王国。大公对民众的胜利、对《图宾根条约》的突破，说到底是对“可敬者”阶层政治垄断的胜利。总之，从1770年到1806年，符腾堡公国处于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的巨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虽然公国政治总的趋势是大公的势力越来越强，但在公国议会政治影响力不断削弱的同时，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民众中反对大公的民主力量也不断产生。符腾堡公国这段以二元对抗为特征的“时代史”，是荷尔德林诗歌创作的重要背景。可以想见，在荷尔德林的意识中，公国的“时代史”与古代希腊城邦之间的力量斗争已经类比起来了。
　　符腾堡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折射在公国的对外政策上。18世纪末，法国与奥地利在德意志西南地区皆有不小势力。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公国陷入两者的利益矛盾与军事冲突之中。作为1770年代以来公国内部斗争的利益既得者，卡尔大公为了保全统治地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革命之火燃烧到公国本土。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在对外政策上左顾右盼。起初，大公向法国暗送秋波，容忍法军于1792年占领公国莱茵河左岸的蒙贝利亚尔（Mompelgard，Montb61iard）。但在法奥（即第一次反法同盟）开战后，大公的亲法态度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遭到孤立，他便立即向奥地利（即帝国皇冠的持有者）献出四千名援兵，并宣称此举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在公国议会中，有代表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好感而抵制大公的政策，公国的民主人士更是不满大公的统治。荷尔德林称其为“暴君”，期望通过法国大革命将其推翻。他在1792年6月给妹妹的信中说：“亲爱的妹妹，相信我，如果奥地利人赢了，我们的日子会很难过。诸侯们会滥用暴力，甚是可怕。相信我！为法国人——人类权利的捍卫者祈祷吧。” 　　1793年卡尔大公逝世，他的两个弟弟分别于1793年和1795年继位，但继位不久便相继死去。1797年，卡尔之侄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大公宝座。在宝座更迭的几年里，大公与议会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议会通过控制税收权与大公对抗，公国税收不利，无力抵御外来侵略。1796年，以奥地利为首的反法同盟战败。同年6月，法国人莫罗（Moreau）率军侵入符腾堡。翌年，双方签订《坎波·福尔米奥和约》（Frieden von Campo Formio），规定奥地利将莱茵河左岸大部分地区割让给法国，领土受损的德意志公国可以得到一定补偿。为了协商具体的割让与赔偿事宜，各方于1798年12月召开拉施塔特会议（Rastatter Kongress）。对符腾堡公国来说，由于莱茵河左岸的蒙贝利亚尔早在《坎波·福尔米奥和约》签订之前就已在法国人治下，这次能否得到相应赔偿成了未知数。荷尔德林受好友辛克莱（Issak vonSinclair）的邀请，于1798年11月21日前往拉施塔特，并逗留至12月初。令他失望的是，本来的协商会议成了各方利益的角逐场：法国为了顺利得到德意志的莱茵河左岸地区，通过支持符腾堡的民主人士给大公施加压力;而公国在外交困难面前，非但没有团结一心，反而派出两个代表团与会，分别代表大公与议会。会议召开之际，拿破仑远征埃及，欧洲各国见势发起第二次反法同盟，位于奥地利与法国之间的符腾堡战事不可避免。1799年春，奥军进入符腾堡，拉施塔特会议被迫解散，两位法国代表在出城时被杀。法军继而侵入符腾堡，自西向东一路抢掠。1800年，公国实际已由法国控制，并被迫缴纳军税、为法军提供补给。0第二次反法战争依然以奥地利的战败而告终，奥法于1801年2月签订《吕内维尔和约}（Frieden von Lun6ville）。该《和约》可能是荷尔德林精神失常之前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荷爾德林为此创作了著名的《太平休日}（Friedens feier，1802/1803）。
　　可见，荷尔德林在精神失常之前从未停止关心公国的时局与命运。18世纪末的“时代史”，特别是拉施塔特会议的召开，对荷尔德林1800年前后的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使其创作既有对符腾堡和德意志现实的批判，也有对自由的呼唤，以及对一个乌托邦式德意志的憧憬。此时的荷尔德林以古希腊为“鉴”，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理解公国的内忧外患，并有意识地将创作融入“德意志一古希腊”文学传统中。比如，在他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和悲剧《安培多克勒》中，同名主人公都生活在一个“季世”。他们两人，一个在小说的结尾处以希腊人的身份来到德意志，在看到德意志社会的“野蛮”（bar-barisch）之后离开;另一个则在对希腊社会现实的绝望中纵身跃入埃特纳火山。与其将这些情节看作荷尔德林文学创作脱离现实、一味拟古的证据，倒不如将其理解为他对公国内外政治形势不满与批判的诗化再现。当法军大举入侵公国、在符腾堡胡作非为之时，荷尔德林的创作主题由“批判”转为对“自由”的呼唤和对未来德意志的憧憬。在他的长诗《爱琴海》中，荷尔德林选取了古希腊的希波战争作为诗歌意象，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史”与之类比，借希腊之“古”喻德意志之“今”。
　　四、荷尔德林笔下的希波战争
　　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历史上两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荷尔德林选取前者作为诗歌意象，并将符腾堡的“时代史”与之类比，原因有三：第一，在希波战争中，古希腊民族第一次共同抵御外敌并取得胜利，它是古希腊人集体记忆中的民族解放战争，甚至可以被称为古希腊民族的诞生神话，这与1800年前后德意志的政治现状，特别是符腾堡公国面临的侵略危机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世界的内战，是一个民族的“分裂”，不应是德意志的历史发展方向。第二，自古希腊起，希波战争在文学中总是与“自由”这一主题联系在一起，这里的自由不仅指抵抗外来侵略，也意味着在此之后建立并维护理想的国家政治秩序;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利益争夺”战，类似公国和整个德意志的现状，这正是荷尔德林所反对的。第三，希波战争，特别是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开启了古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序幕，雅典民主制形成，文学、艺术达到高峰，为哲学的集大成奠定了基础，荷尔德林说“希腊人此时处在了他们伟大的巅峰”，这也是荷尔德林对未来德意志的期望;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公元前404年），希腊两大城邦雅典与斯巴达已两败俱伤，是古希腊衰落的开始。因此，以希波战争作为诗歌意象，既体现了18世纪末德意志的民族情绪，也符合荷尔德林对德意志未来的憧憬。
　　希波战争中有三场战役最为著名，它们按时问顺序分别为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温泉关战役（公元前480年）和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这三场战役在荷尔德林的诗作《爱琴海》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描写，共同构成一幅希波战争高潮时期的历史画卷。此诗的写作动机正是1800年法军对符腾堡公国的大举入侵。当时荷尔德林虽身处洪堡（Homburg v.H.，位于现黑森州），却也有切肤之痛，无法排遣的民族情感在笔端流露为他毕生最长的一首诗作（296行）。本文下面将以该诗为讨论对象，具体分析其中对希波战争的描写。鉴于萨拉米斯海战是该诗的主体部分，也是诗中提到的第一场战役，本文的分析也以诗歌中战役的先后为序。
　　萨拉米斯海战是《爱琴海》的重头戏，荷尔德林用了50行（第86-135行）的篇幅来描写。历史上，这场海战是希波战争的转折点，在战役中，希腊人大败庞大的波斯军队，波斯皇帝薛西斯（Xerxes）仓皇逃回亚洲。如果我们把《爱琴海》中对萨拉米斯海战的描写放到1800年德意志和符腾堡公国的“时代史”中理解，就不难发现，该诗的描写并不完全反映德意志的具体历史细节。荷尔德林的用意在于将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民族塑造成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他对未来符腾堡公国和整个德意志的乌托邦式想象。
　　荷尔德林采用古典史诗的方式描绘萨拉米斯海战，其叙述有史诗般的厚重感。作者先用一个“荷马式的比喻”，将薛西斯帅军侵入雅典时的情景比成埃特纳火山喷发时燃烧的岩浆涌入山谷的景象（第91-96行）： 　　他轻松而迅速地发了令，如着火的山泉，
　　从沸腾的埃特纳向四周可怖地涌溅，
　　把城邑和绽放的花园埋在紫流里，
　　直到燃烧的大川在神圣的海中冷却，
　　这正像那波斯王，从以哥巴塔那冲来
　　他辉煌的喧腾，用火毁坏了城邑;
　　在希腊神话中，埃特纳火山下压着反叛宙斯的提丰（Typhon）;在本诗中，薛西斯（第91行中的“他”）俨然是提丰的化身，代表邪恶的破坏力量，如岩浆埋没“城邑”，摧毁“绽放的花园”。这里的“城邑”与“花园”显然暗指现实中德意志的城邑与花园，它们在法军压境之时如当年的阿提卡地区一般惨遭蹂躏。这样，相距2280年的两段历史由一个荷马式比喻联系起来。不过，这一荷马式比喻并未再现历史事件的真实情景，而是作者对法军横扫符腾堡时惨状的神话式想象。诗中的“波斯人”影射历史上的薛西斯，但诗中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所以，与其说“波斯人”暗指某个法军首领（比如拿破仑），倒不如说它是侵略意志的人格化表征。在荷马式比喻之后，诗歌接下来说：“悲哀啊，雄伟的雅典娜倒下去了”（第97行）。女神雅典娜象征雅典这座城（在这里同时暗指德意志），她在薛西斯的邪恶力量面前倒了下去。荷尔德林不说“雅典”，而说“雅典娜”，意在指出雅典代表与薛西斯对抗的神圣力量，同时也说明德意志和符腾堡公国在荷尔德林心中的神圣地位。此时的雅典，“神庙冒着浓烟”（第99行），“死亡笼罩着山谷”（第101行），而“那个波斯人带着猎物，横行境内，继续掠夺”（第101-102行），这俨然是1800年法国军队劫掠德意志西南地区的图景。雅典的陷落一来影射符腾堡公国已在法军铁蹄之下的事实;二来体现荷尔德林的历史哲学：一个国家的兴盛必定以其衰败为前提，希波战争之后古希腊的强盛是最好的例证。
　　在描述完波斯人侵入雅典城的情景之后，作为理想政治共同体的雅典人出场。接下来三段0是《爱琴海》对萨拉米斯海战的具体描写，荷尔德林依旧采用史诗的方式加以表现。诗中战斗画面的背景是雅典妇女手抱儿童、等待战争开始的场面（第105-106行）。在荷尔德林的观念里，作为理想政治共同体的雅典不仅囊括可以战斗的成年男性，同时也包含妇女和儿童。战争打响之后，荷尔德林运用一个荷马史诗中常见的意象，侧面描写雅典成年男性的战斗：在海面上，“天上的众神观瞻着向下衡量裁判”（第108-109行）。战争的胜负由神而定，薛西斯在诗中已被称为“亵渎者”（第103行），必定得不到神的相助。。作为理想共同体的一部分，希腊的战士被称为“英雄的子孙”（第113行）、“神的宠儿”（第114行），他们英勇奋战，“蔑视死亡”（第116行），神已“裁定”（第115行）他们的胜利。对于战争的描写，荷尔德林把大部分笔墨用在波斯军队身上，通过波斯人的步步败退侧面体现希腊人的坚定与团结。首先，荷尔德林将“镜头”拉近，用一个荷马式比喻把即将溃败的波斯军比作“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野兽”（第117-118行），纵然可以“将猎人惊吓”（第119行），但也只是困兽犹斗罢了。海面上战斗愈打愈烈，双方不断有船沉人海里。而后，荷尔德林将“镜头”聚焦到薛西斯本人身上：他已预感到失败，所以“眩晕”（第125行）、“邪笑”（第126行），并“火速派出使者”（第127行）察看战况，希望有挽回失败的余地，却没有一个使者安然归来。最后，波斯军四散，薛西斯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被“裹挟入逃亡的人群中”（第132行），此时追赶他的不是雅典人，而是“神”（第133-134行）。神追赶薛西斯既是神话史诗的笔法，也表明了波斯人侵略希腊的彻底失败。在荷尔德林看来，一个理想政治共同体除了有人的层面，还应有神的层面。薛西斯正是在一个人神共同体的反击之下，成了“弱者”（第135行）。
　　为了暗示萨拉米斯海战与符腾堡“时代史”之间的关系，荷尔德林从头至尾都用现在时来叙述这场战争;但其中的史诗与神话特征又让《爱琴海》与德意志现实产生较大距离。这其间的张力说明，荷尔德林通过战争描写言说的是对古希腊与德意志都适用的历史观，即如此重大的胜利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歷史上升期的开始，这当然也是他对德意志未来的期望。所以，在雅典人战胜波斯大军之后，荷尔德林不忘再用一节描写战后伯里克利（Perikles）带领雅典人重建雅典城的情景（第179-199行）。新的雅典城也由人与神的共同体建成，所以它“稳如星辰”（第180-181行）。如果说萨拉米斯海战暗示的是符腾堡公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历史，那么重建雅典体现的则是荷尔德林对公国的政治期望：公国应在走出战争泥潭之后在内部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秩序，让公民获得自由，建立一个如雅典般伟大的城邦（国家），所以荷尔德林也用现在时来叙述雅典重建的过程。
　　荷尔德林在《爱琴海》结尾处才提到马拉松战役和温泉关战役。与萨拉米斯海战不同的是，荷尔德林并未对这两场战役加以细致描写，而是仅以回忆的方式加以概括叙述。叙述者与古代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被拉开，说明在叙述这两场战役时，荷尔德林关心的并不是它们与“时代史”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通过“发思古之幽情”呼唤德意志历史上升期的到来：
　　月桂林呀，用你们常绿的树叶，给那些为你们而死
　　的人的坟冢戴上桂冠，那些男孩儿在马拉松胜利了，
　　却死去了……
　　……奔腾的水呀，
　　请从那山上，从厄奥他的山巅，日日哀怨地
　　唱着命运的悲歌，冲进当年战斗的山谷！（第281-287行）
　　马拉松战役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按希罗多德《历史》（第6卷第117节）的记载，当时波斯人阵亡约六千四百人，而雅典人仅为一百九十二人，这极大地振奋了希腊各城邦。0其实，希罗多德的记载并不可信，但说明从希罗多德起，希腊人就开始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英雄化。荷尔德林可能从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的《希腊游记》（Reisenin Griechenland）一书中读到，雅典人阵亡后被同葬于高高的墓冢之中，以显示他们的英勇气概。荷尔德林在诗中说阵亡者都是“男孩儿”，这是他对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化，并不符合史实。在荷尔德林看来，马拉松战役之所以伟大，或者说之所以“悲怆”（《爱琴海》，第280行），正是在于少年参战，虽胜而捐躯，因而诗中说他们“胜利了，却死去了”。月桂树应为阵亡者带上桂冠，这不仅表明阵亡者被埋在月桂树之间，更说明他们为民族的自由捐躯，理应得到胜利者的“桂冠”。荷尔德林对马拉松战役胜利的英雄化可以看成他对符腾堡公国的呼吁：公国虽小虽弱，但不可没有战胜强大侵略者和保卫自身独立、自由的信心。早在1799年1月，他就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如果黑暗的帝国要以暴力的方式来临，那我们就把笔扔到桌下，并以上帝的名义到最困苦、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黑暗的帝国”显然指以武力压境的法国，荷尔德林的这几句话显示了他在公国危急时刻的愤慨和投笔从戎的意愿。
　　荷尔德林的民族情感在接下来的温泉关战役中升华为英雄主义情绪。温泉关战役因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故事而闻名。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记载，斯巴达首领列奥尼达斯（Leonidas）率领勇士于厄奥他山谷（Oeta）抵御数倍于自身的波斯军队，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依然死守，最后一齐阵亡。列奥尼达斯的英雄主义行为使温泉关战役自18世纪至纳粹德国时期都是德意志人“爱国主义教育”的范例。在《爱琴海》中，温泉关战役虽是一曲“悲歌”，但也是一曲“悲壮之歌”，值得“日日”吟唱。荷尔德林在长诗结束时提到温泉关战役，其用意不言自明：只要山巅之水还唱着这首悲歌冲人厄奥他谷底，那么在温泉关战死的勇士将会永远被纪念;正如在巨大的牺牲之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巅峰时代会到来一样，德意志在赶走法国人后也会迎来光明的未来。这一点是荷尔德林在1800年之后的诗歌中反复强调的。
　　荷尔德林笔下的希波战争深植于源自人文主义时期的“德意志一古希腊”这一思想传统之中。德意志和符腾堡公国18世纪末的内政外交危机，即其“时代史”，是他在《爱琴海》中描写希波战争的动力来源;他在对希波战争的描写中影射德意志和符腾堡的历史现实，说明“时代史”是荷尔德林采用“借古喻今”手法的指归所在。在对萨拉米斯海战的描述中，荷尔德林寄托了对符腾堡公国和德意志未来的期望：他希冀德意志民族能成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从而取得反侵略战的胜利;而战争的胜利将成为公国和德意志从孱弱状态发展为如同雅典一般伟大之邦国的契机。诗中对马拉松和温泉关战役的回忆是荷尔德林民族情绪的抒发，也是对德意志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呼吁，因为战争胜利、取得政治上的自由是实现上述期望的前提。总之，荷尔德林对于古希腊希波战争的描写深深扎根于德意志现实的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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