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图书馆学家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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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梳理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发现其强调阅读指导的教育属性，他提出阅读指导的分众指导和分级指导原则，根据读者情况不同进行不同的指导，支持读者的系统学习;提出了完整的阅读指导框架，认为书目是阅读指导的基础，阅读习惯的养成需要引起兴趣并保持兴趣，读书方法的指导需因书而异，因人而异;注重阅读调查，关注读者阅读体验，并注重从多种渠道收集数据。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的阅读指导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当下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颇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 徐旭 阅读指导 阅读推广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
　　分类号 G252.1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1.014
　　1 引言
　　“学术创新必先从学术史研究入手”[1]。阅读推广研究需要关注学术史，目前尚没有学者对阅读推广学术史进行系统梳理，笔者近两年对国内外阅读推广的重要学术人物进行研究，其中徐旭是笔者重点关注的一位。徐旭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在阅读指导方面颇有建树。国内对徐旭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民众图书馆思想展开[2-4]，对其阅读指导思想着墨较少。本文希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所启发。
　　徐旭（1902-1974年），字寅初，出生于浙江嘉兴一小手工业者家庭。徐旭少年时期家庭贫困，在当地教会主办的秀州中学半工半读，1922年毕业之后留校，曾被派到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习图书馆学。1923年8月考取杭州之江大学文科学习，并在课外“阅辄览图书馆学书籍”[5]。1925年，徐旭因经济困难从之江大学辍学，回到秀州中学担任教员兼图书馆主任和事务部主任。1928年夏徐旭奔赴无锡，担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图书馆主任、劳农学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1930年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和劳农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两院合并后徐旭继续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担任图书馆实习指导、图书馆学科教授，讲授《民众图书馆学》等课程。1933年底，徐旭辞去教育学院相关职务。1935年8月赴日本留学[6]。之后徐旭的学术重心开始转移至经济学领域，“他是一位从图书馆学到民众教育而最近成为专攻农村经济、民众组织与训练的专家”[7]。经济学领域的年鉴、词典类工具书中多有介绍徐旭经济学方面的活动和贡献，因和本文关联度不大，此处不再赘述。
　　徐旭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工作期间是其图书馆学学术探索肇始，也是其图书馆学学术繁荣期，他的第一篇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院刊《教育与民众》之上，之后又提出《民众图书馆分类法》并将其用于图书馆工作中。徐旭曾被收录到1930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中，时年29岁，实属彼时图林青年才俊。在其发表的29篇图书馆学相关论文中，有28篇的发表时间集中在1929-1934年。徐旭于1931年开始发表关于阅读指导方面的论文，包括《民众图书馆中的读书指导问题》《图书馆之阅览指导法》《民众阅读指导之研究（附表）》等文章，在其所主持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创办，主要为图书馆学学生提供实习场所，面向图书馆周边的民众提供服务，杜定友曾在《图书馆与成人教育》一书中称赞该馆为“全国图书馆的模范”。开展了大量阅读指导活动。徐旭还曾对小书摊、小报摊进行调查。之后，徐旭在阅读指导实践的基础上将阅读指导理念进行升华，在其出版的《图书馆与民众教育》等著述中对阅读指导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再梳理。徐旭的著述是笔者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还参考了校友录、名人词典等传记类资料，查阅了民国时期关于阅读指导的著述，希望能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进行剖析。
　　2 徐旭关于阅读指导价值的认识：立足社会教育，多角度诠释
　　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的主流观点是将图书馆看作社会教育机构，徐旭也大力倡导民众图书馆对社会教育的作用，他指出“民众图书馆是设[实]施民众教育最重要的工具，它也是为设[实]施民众教育最合適的机关”[8]。徐旭特别强调图书馆的教育特性，提出“民众图书馆的工作，以教育为准”[9]。在此认识下，徐旭认为阅读指导是图书馆实施教育职能的重要方式，“指导民众阅览，实为民众图书馆最重要的工作”[10]。徐旭把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为读者的导师，“阅者先修先习何书，以及如何修习某书等，皆非经过导师的指示不可”[11]。徐旭将这一理念运用到阅读指导实践中，比如关于小说阅读，徐旭认为小说有好有坏，需要选择，并且不能只阅读小说。在他所设计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读书会章程中，对小说阅读进行了限制，要求会员“每月至少阅书三册，其中小说只限一册”[12]。徐旭还提出利用小说陈列的管理对读者的阅读内容进行干预和指导，将小说和非小说混合陈列，使读者“逐渐减少专阅小说的兴味，而选非小说替代之”[13]。徐旭进而对图书馆员的能力提出要求，认为图书馆员在学识方面除了专精图书馆学之外，还要明白各种学术的范围，各种作品的内容;在品行方面也要和蔼、诚恳、谦恭、勤朴。今天的读者与民国时期读者在受教育水平、偏好等方面有很大变化，今天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是否应该以教育为导向，图书馆员是否应该将角色定位为导师，需要图书馆界深入讨论，但不管是否强调“指导”，图书馆员应该要认识图书、熟悉图书，这一观点今天仍然适用。
　　除了从读者角度认识阅读指导的作用，徐旭认为进行阅读指导有利于图书馆和著作界的工作，多个角度阐述阅读指导的价值，这也是徐旭和其他学者的区别所在。杜定友、濮秉钧等学者主要从培养读者的角度阐述，徐旭则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阅读指导。徐旭认为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是对图书馆非常好的宣传推广，通过对读者开展阅读指导，读者能够了解到图书馆的作用，“就不必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提倡，而自然会使馆门前，实现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热闹了”[14]。徐旭同时提出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可以帮助著作界（作者和出版商）了解什么书是民众需要的，什么材料是民众乐于阅读的，从而出版真正的民众读物。徐旭强调这一点和当时民众读物出版情况密切相关，当时适合民众阅读的读物比较少，因此徐旭强调编辑民众读物，并且提出“组织一个全国民众读物研究会，在各省还得有各地方分会”[15]。 　　3 徐旭关于阅读指导原则的认识：分众指导和分级指导
　　3.1 分眾指导
　　徐旭明确指出阅读指导要以“读者的程度、需要、年龄、时间及时事地的差异为依据”[16]，核心思想是根据读者情况不同施行不同的阅读指导方式。由于徐旭并没有对这一表述进行更为精简的概括，笔者将其总结为分众指导。民国时期有其他学者提出类似观点，比如濮秉钧
　　濮秉钧为徐旭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期间的同事。曾经指出要根据民众程度和需要推荐图书[17]。徐旭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丰富了分众指导的依据。除了其他学者提到的根据读者的程度和需要，徐旭还提出了应该根据年龄、时间及时事地的差异进行阅读指导。二是扩展了阅读指导的深度。徐旭并没有停留在图书推荐这一项指导内容，还提出应该根据读者情况不同而推荐不同的读书方法。
　　徐旭所提出的根据读者的程度主要指根据文化程度去介绍图书和指导阅读。根据民众需要主要指结合读者“职业技能增进上有关的需要”以及“做人的基本需要（做好公民以及普通常识的书）”进行指导[18]。年龄主要是指阅读记忆力、阅读兴趣和年龄有密切关系，需根据读者年龄大小进行不同的阅读指导。关于时间，徐旭认为应该根据读者休闲时间长短的不同，推荐不同的图书（节本或全本）和不同的阅读方法（精读和略读）。这一点对今天的阅读推广工作仍颇具参考价值，在进行阅读推广时应充分考虑读者闲暇时间的长短。徐旭同时提出要根据时事地的差异，“根据时间的不同，事件的不同，地方的不同，而定适当的指导方法”，徐旭此处所说的时间并不是休闲时间，而是读者所处的状态，“在愉快时和在愁闷时就须有不同的指导法”，尽管徐旭并没有展开深入论述，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阅读指导要考虑读者所处的心情或者情绪状态[19]。事件不同和地方不同相对容易理解，家庭访问时的阅读指导和在研究会中的阅读指导应该有所不同，抗日救国和刑事诉讼两件事也应该有不同的阅读指导。徐旭所提出的“时事地”，用今天的专业术语总结，那就是阅读指导要结合读者的阅读情境。从笔者查考的民国时期关于阅读指导的著述来看，徐旭是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学者，遗憾的是，后续没有学者对此进行理论深化。
　　3.2 学级/分级指导
　　徐旭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译文中首次提到“学级”一词，“编制适合个人的学级文库，使民众不至于获得零碎的学问”[20]，通过查看该译文的英文原文[21]，发现徐旭所称的学级文库，英文为Reading Courses，是美国图书馆协会1926年开始编制的系列主题推荐书目——《有目的的阅读》（Reading with a Purpose）。该推荐书目涵盖了67个主题领域，每个主题领域包括关于该领域的简单介绍，以及从简入深的书目8-12种，以期读者达到对该主题的系统了解[22]。徐旭将这种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推荐书目翻译为学级书目。徐旭在论著中多次提到学级书目。1931年他在《民众图书馆教育论略》一文中指出，“代其选择一套或直接适合需要和环境，或间接有助于需要和环境的图书，令其循序学习之”[23]。1932年他提出“小学图书馆提倡各级文库的创设，引起小学生的阅读兴趣”[24]。1934年，徐旭明确提出“分级”一词。他认为民众图书馆应该实行分级指导，“按类，按科，按单位，按兴趣，按程度，按需要，或按阅者的职业，编成分级式的课程陈列”[25]。同年，他再次提到图书馆要编辑“按由浅入深的成套读物，按各科各阶段的读物”[26]。分级指导支持读者的系统学习成为其重要理念之一。
　　徐旭注重将分级指导的理念付诸实践。他所主持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将民众程度划分四个学级编制《民众学级文库书目》[27]，第一级是认识基本字，第二级是认识常用字及常见字，第三级是半自动阅读，第四级是完全自动阅读。他希望读者“能各按自己的程度参考这个书目，选阅各种书籍，由浅而深，由近及远，逐步将自己的程度提高”[28]。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结束之际，他和其他馆员已编制了两个学级文库。徐旭所编制的学级书目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编制的《有目的的阅读》略有不同，美国图书馆协会强调对某一个主题推荐循序渐进的书目，徐旭则强调根据民众程度推荐循序渐进的书目。徐旭在1941年对学级书目进行阐述时也开始强调学科或者主题，“叫人知道学某种学科，宜先读何书，次读何书，再读何书，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前进”[29]。尽管未见徐旭按学科编制分级书目实践活动的报道，可以认为徐旭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按程度和学科两种思路进行分级指导。
　　徐旭结合江阴巷的实践对学级书目的编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包括如何选择书目和如何编排书目两方面。需强调的是徐旭所提出的建议以指导读者进行系统阅读为导向，比如徐旭认为除了摘录概要，应告知读者每本书所合适的读法，以及需要对依序阅读的两本书的关联进行说明[30]。笔者对徐旭的观点进行提炼，那就是以读者学习规律为基础揭示书目之间的关系并进行推荐。今天很多图书馆进行主题书目推荐，可以考虑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依据读者的学习逻辑进行排序，并对各书之间的联系进行揭示。尽管按照上述思路进行书目推荐难度会比较大，但却是能充分体现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性之所在，也是图书馆深化阅读推广工作的必然路径。
　　4 徐旭提出的阅读指导框架：结构完整，层次清晰
　　1931年徐旭提出图书馆的阅读指导包括工具方面、读书方面和会集方面。同时期也有其他学者关注图书馆阅读指导的方法，施政钊于1931年曾提出“开图书展览会、编印各学科应读书目”[31]等多种方法引起阅读兴趣，杜定友于1932年曾介绍了“图书展览会、读书会、图书旅行团”[32]等十余种方法，但没有对各种方法进行层次化梳理。濮秉钧于1932年提出阅读指导主要包括指导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指导方式包括口头指导和文字指导[33]，对阅读指导方式进行了初步归纳。徐旭的主要贡献在于按照阅读指导的内在逻辑提出了层次清晰、结构完整的阅读指导框架（见图1）。徐旭认为图书馆阅读指导包括书目编制和读书指导，读书指导又根据是否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划分为活动指导和固定指导。阅读指导内容围绕阅读内容、读书方法（含写作和研究）、阅读习惯养成和阅读解惑几个方面展开。 　　图1 徐旭的阅读指导框架图
　　注：虚线框内为徐旭的原图，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原图出处：徐旭.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M].上海：中华书局，1935：38.笔者根据徐旭的观点在图中增加了“书目编制”相关内容。
　　4.1 书目编制：阅读指导的基础
　　徐旭曾指出“编制目录、索引、图书摘要、杂志举目
　　杂志举目，徐旭将其也称为“杂志要目提示”：将新到的杂志，凡其中有合时合事的文章，就当详列要目，提示阅众。即对期刊杂志中的文章进行揭示。、单元书目、必读书单等，皆为指导读者必要的工具”[34]。徐旭对书目编制的论述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介绍了每种方法应该怎么做。笔者通过对徐旭的书目编制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将其书目编制方面的理念总结为以下两点。
　　（1）徐旭认为书目编制工作应该常态化。尽管徐旭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常态化这一概念，但是他在著述中对多个类型书目的编制周期都有所说明，比如“图书介绍工作是每天应当干的;每周或每旬可印民众必读书目单来散发;每月添购新书应做新书内容摘要”[35]。
　　（2）徐旭认为应该采用多种方式对图书内容进行揭示。徐旭提出“加图文单”的推荐方式，“将一书的内容，用具体画来表明，其下再写上几句介绍该书内容的话”[36]，即用图画的形式表现书的内容，从而吸引读者。徐旭还提到可以采用“加注线”，将书中颇值得人人阅读的几处标注出来，以引导读者。徐旭认为通过加标记的方式，“书中的坏处，因阅者的不注意，其不良影响，自然会改少”[37]。笔者认为重点标注书中令人深思或印象深刻的句子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但希望通过此种方式消除书中某些内容的影响并不现实，并且存在对读者的阅读体验干预过多之嫌。尽管徐旭的某些观点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但多种方式深入揭示图书内容的思路仍有探讨价值。
　　4.2 阅读习惯养成：引起兴趣+保持兴趣
　　帮助读者养成阅读习惯是阅读指导的重要工作内容。“阅读习惯就是阅读的持久问题;一个具备阅读能力的人，而不能常常阅读，仍不能前进无已。那么怎样可以使阅读持久？这完全关乎阅读人的兴趣，兴趣始终不减，阅读的习惯就可维持不懈，所以分析起阅读习惯的培养工作，也就是引起兴趣和鼓励兴趣两种”[38]。徐旭认为应该通过各种活动来开展这一工作，在徐旭1935年提出的阅读指导框架中，将这类活动概括为展览指导，但是实际上徐旭所列举的活动没有限于展览，还包括读书比赛等活动，因此徐旭对这类活动的概括并不能涵盖此类活动。徐旭将阅读习惯的养成分为引起兴趣和鼓励兴趣两种情况，并分别指出各自适用的方法。引起民众阅读兴趣的方法包括“个别谈话、剪贴布置、读书竞赛会、图书展览会、读书运动、开映图书馆影片、图书杂志介绍、演讲等方法”[39-40]。除了引起读者兴趣外，徐旭为了长久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采用“考察借书人勤惰、读书比赛会和逐月添购新书”的方法鼓励民众继续读书[41]。“考查借书人勤惰”是指每4个月在借书证上考查个人借阅书籍的数量、类别，并在统计后公布，如有借阅图书数量少者，收回借书证;“读书比赛会”包括阅读、写作、书法三种比赛，通过比赛增加参赛人的能力或技术;规定每月至少更新20册书，保持读者阅读的新鲜度[42]。笔者认为暂且不论每种方式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徐旭提出的不仅要引起阅读兴趣，还要保持阅读兴趣长久的理念值得思考，今天的图书馆策划各种活动的重点是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加大保持读者阅读兴趣方面的工作力度。
　　4.3 阅读方法的指导：因书而异，因人而异
　　徐旭认为图书馆阅读指导员应该教给民众读书方法，并提出了“八到”读书法。“我以为民众图书馆的读书指导员，教民众自学自习，应该有八到，除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之外，需加上笔到、簿到、书到（工具书—笔者注）和时到”[43]。“八到”读书法是适用于所有图书的普适性方法，徐旭进而提出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阅读方法，阅读指导员应将阅读某书的具体方法告诉读者，“须教他们某书应重思考;某书应重记忆;某书可随意浏览;某书可详细研究;某书宜略读，吮其精华;某书宜精读，通其神气”[44]。徐旭这一因书而异的指导思想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为图书馆深化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徐旭针对不同程度的读者采用不同方式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主要是阅读辅导班和读书会两种形式。阅读辅导班主要针对具备一定识字能力但尚不能独立阅读的读者，辅导他们掌握读书方法。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曾经开办过两期阅读辅导班，学生需要阅读图书馆员指定的书目，并填写“读书笔记纸”和“读书问题纸”[45]，填写生字、疑难词句和阅后问答等项目，通过系统的训练，使学生能够进行独立的阅读。读书会则面向已经具备独立阅读能力的读者，以团体讨论的方式促进读者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阅读能力，同时锻炼读者的写作能力和研究能力。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自1930年6月创办读书会，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读书会章程，要求读书会会员每月必须阅读3本书，每月必须提交习作1篇，每月必须研究1个问题[46]，并且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办刊物《民友月报》上发表读书会会员的习作[47]。通过读书会这一团体讨论为主的指导，培养读者能够进行研究的能力。
　　5 徐旭的阅读调查：读者和服务提供者并重
　　徐旭认为阅读调查是阅读指导工作的基石，“调查民众阅读的兴趣，研究民众读书的方法二项，我们就可知道民众因年龄，职业，性别，和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喜欢阅读何书，及其所用之方法，以及为何某书或某类书为某种程度下之民众所喜读等”[48]。徐旭在提出重视民众阅读调查这一觀点的同时，积极投身于阅读调查实践。徐旭进行过两次阅读调查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当时还进行了一次“民众阅读习惯调查”，该调查主要考察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办馆成效，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调查符合条件的家庭所占比例，包括两个条件：一是每户须有两人具备阅读能力，一是每户须有一人常来本馆阅读。江阴巷有158户，其中97户符合条件，约占63%，可以说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服务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果按照今天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看，仅以这两个指标来考察效果过于简单，并且没有前测、后测的比较，有失武断，但不能否认徐旭及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员对效果的重视。这一个调查笔者认为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阅读调查，因此正文中没有进行分析。。第一次是1931年徐旭主持工作之下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阅读兴趣调查，主要面向到馆读者进行问卷调查。第二次是1933年秋徐旭对上海小书摊和小报摊所进行的调查，主要采用访谈方式。这两个调查各有特点，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5.1 民众阅读兴趣调查：关注读者阅读体验
　　蒋成堃在1934年曾指出“关于成人阅读方面，似仅有本院江阴巷的实验民众图书馆，曾在一年以前作过一度小规模的调查工作，可算是这种工作的一点先声”[49]。笔者通过查考《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制作的“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也证实了这一判断，1932年之前进行的阅读调查，主要是关于儿童阅读兴趣调查，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阅读兴趣调查是第一项关于成人阅读兴趣的调查。此项调查的问题涵盖读者的基本特征（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读者的阅读偏好（主题、篇幅、类型）、阅读动机、阅读方法、阅读习惯等。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对读者阅读体验的关注，相关问题包括：让读者写出爱读的书并注明原因，备选的答案包括“内容描写有趣、内容常识丰富、文字做得很工、情节神怪百出、可以陶养品性、很实用、听说很有名气、没有原因”等选项;让读者列出5本不爱读的书并说明原因，备选的答案包括“版本太坏、没有名气、文字不好、没有用、宣传不好的主义、内容熟烂不堪、有关社会风化、其他理由”;针对借书人群的阅书心得调查项目包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装订好、内容好、朋友介绍等）、看了这本书之后的感触（兴奋、烦恼、平淡、悲哀、愤激、厌恶、愉快），你有没有看过同这本书性质一样的书”[50]。通过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设计，可以看出徐旭希望发现某些书吸引读者的特质是什么，读者不喜欢什么样的书，读者眼中类似的书有哪些。这些问题是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特别是书目推荐的核心问题，如果能比较深入地分析并形成明确的调查结论，无疑能为图书馆阅读指导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参考。遗憾的是尽管该问卷的设计能够切合阅读指导的核心问题，但对调查结果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因此在指导实际工作方面大打折扣，同时也影响了徐旭对阅读指导理论的进一步探索。
　　徐旭对读者阅读兴趣调查并不仅仅针对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读者，徐旭希望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民众阅读兴趣和需要的调查，还应该有人多下功夫，去编造出一套能供各处调查应用的材料”[51]。通过查考的资料来看，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也确实向其他图书馆发送过阅读调查的问卷，厦门图书馆曾经收到过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问卷并进行了填写[52]。从徐旭的著述中没有查到对其他馆所填问卷的汇总分析，但是可以看出徐旭主持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希望将对读者的阅读调查推广至全国。今天，中国图书馆学会也可以考虑以各个图书馆为数据收集的渠道，对全国图书馆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动机、阅读体验进行调查，结合各馆的流通数据，发布图书馆界的《全民阅读调查报告》，一方面彰显图书馆界在阅读推广方面的工作力度，同时也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5.2 上海小书摊、小报摊调查：从商业流通角度调查民众阅读兴趣
　　之前的学者进行的阅读兴趣调查，大都直接针对读者调查和收集数据。徐旭则独辟蹊径，对上海22个小书摊、10个小报摊的摊贩进行了调查。民国时期也有其他书刊流通环节的调查，据笔者查阅《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在徐旭此项调查之前曾经有24条关于书店的调查，但均立足于了解书店发展的基本情况，统计非常简单。徐旭对小书摊、小报摊调查的出发点是为了了解民众的阅读兴趣，并据此编辑民众读物的原则。徐旭对小书摊、小报摊的调查实是当时的创新之举。
　　徐旭采用深入访谈的方法，根据摊贩的态度“或从谈话入手;或从看书入手;或从购书入手;或从填表入手;或从询书入手”与之进行交流，了解摊贩的学历程度、营业收入，摆摊的时间、环境、所在地，以及何种人喜阅何书、何书销量最好，引起读者关注的图书陈列的方式等问题[53]。徐旭对访谈的数据进行了比较深入地剖析，发现了小书摊的主要顾客群（儿童、店友、妇女、工人和妓女）及不同人群的阅读偏好（商人喜阅侠客之书，工人喜阅歌唱之调等），徐旭认为这些研究发现可以为民众图书馆提供参考。徐旭建议“由全国图书馆协会及全国社会教育社合力组织民众读物研究会;少建造贵族化的图书馆，多设置民众的阅书摊”[54]。可见，徐旭的学术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图书馆的微观运作，而是站在图书馆事业发展和民众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去分析阅读调查的研究发现。
　　6 结论
　　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通过其在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阅读指导的实践，对阅读指导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再思考。徐旭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丰富了分众指导的理论内容，在之前学者提出根据读者程度和需要的基础上，提出应该根据年龄、时间及时事地的差异进行阅读推荐，还应该根据读者情况不同而推荐不同的读书方法。提出阅读指导遵循分级原则，使读者能够循序渐进，进行系统的学习。
　　（2）提出了结构清晰完整的阅读指导框架，认为编制书目是阅读指导的基础工作，阅读习惯的养成有赖于引起并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方法的指导方面应该因书而异，针对不同的读物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根据读者程度不同分别采用阅读辅导班和讀书会的方式进行指导。
　　（3）开创了成人阅读兴趣调查以及从书刊流通渠道调查民众阅读兴趣的先河，其重视读者阅读体验的调查思路也是一个创新。
　　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就笔者查考的民国时期图书馆阅读指导方面的论述，俞从真、许君瑞、梁上燕等几位学人在阅读指导方面因袭了徐旭的阅读指导框架[55-57]。民国时期图书馆编制的读书会章程多以徐旭拟定的章程为蓝本，徐旭对当时图书馆阅读指导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徐旭的学术重心转移至其他领域，没有对阅读指导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其他学者也没有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希望能以此文做一开端，引起同行对徐旭乃至其他学者阅读指导思想的关注，期待如火如荼的阅读推广在学术史研究的支撑下得以深入科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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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蒋成堃.成人阅读兴趣与习惯之调及研究（附表）[J].教育与民众，1934（10）：1787-1830.
　　50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民众阅读兴趣调查报告（附表）[J].无锡图书馆协会会，1933（3）：35-41.
　　51 同15：117.
　　52 馆讯：调查成人阅读兴趣与习惯[J].厦门图书馆声，1934，2（8）：6.
　　53 徐旭.民众教育困难谈：上海小书摊之调查（附表）[J].教育与民众，1934，5（6）：1111-1133.
　　54 同53.
　　55 俞从真.如何指导民众阅读书报杂志[J].民教之友，1939（5/6）：0-4.
　　56 许君瑞.战时民众读物之编制与阅读指导[J].时事半月刊，1939（22）：20-25.
　　57 梁上燕.怎样指导民众阅读？[J].广西教育通讯，1940（11/12）：20-22.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收稿日期：2019年6月8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Research on  Xu Xus Readers Advisory Theory
　　Zhao Junling Shang Qiaoai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d Xu Xus readers advisory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Xu Xu emphasized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readers advisory. Xu Xu pointed out that library should provide personalized and systematic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to different reader. He formulated a general framework of readers advisory， including compiling booklist， fostering reading habit， and training reading methods. He also focused much on reading survey， especially on reading behavior and data collected from small booksellers. Xu Xus thoughts is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der advisory in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gave inspiration to todays library.
　　Keywords：   Xu Xu; Readers Advisory; Reading Promotion; Jiangyinxiang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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