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场费”的法律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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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维 于彩辉
［摘 要］随着中国大型零售企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外知名连锁零售企业的登录扩张，新型零售行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进场费”风波，供货商进驻零售企业等激化现象，笔者认为这些激化矛盾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新型零售业法律规范的缺失，本文以“进场费”为切入点，对中国新型供、零关系，从法律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
［关键词］进场费 供零关系 综合分析
一、进场费的凸现和激化
1.进场费的概念
广义的“进场费”是指大型零售商在商品定价外,向供货商直接收取或从应付货款中扣除,或以其他方式要求供货商额外负担的各种费用。从媒体披露的某超市对供货商收取的费用来看,除了进场费、新品上架费、新店开业赞助费、店庆赞助费、媒体广告费、落地陈列广告费、快讯赞助费、各类节庆费、无条件返利、新店开业折扣、损耗补偿等费用外,还有五花八门巧立名目的持续性的收费。
2.我国进场费的凸现和激化
随着我国大型零售商市场地位的不断增强,零售商与供货商之间由进场费引起的摩擦和冲突不断激化。现在几乎在所有零售商中，进场费已从正常操作费用变成零售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连锁店规模越大，进场费也就越高。根据《财经时报》测算，2003年内资零售上市公司的进场费税后利润占总净利润的５０％左右。法国家乐福中国公司的这一比例高达８０％以上。更为严重的是零售商不仅拖欠货款,还会擅自在应付货款中扣除各种事前并未约定的费用。
这一收费引发了许多激化的行为，比如2003年6月中旬，包括洽洽、阿明、正林在内的11家知名炒货品牌不堪收费之苦组成“炒货联盟”，并通过炒货行业协会在上海与家乐福叫板，不少诸如橡胶制品、轻塑工业和糕点企业也要求加入炒货协会；紧接着，造纸业“半途杀出”，使家乐福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此后，炒货风波“跨”出上海，南京家乐福也遭“讨伐”。而近日，“猛料”再出――家乐福低价搅局惹恼春兰空调，后者扬言要给予家乐福高达5万元的重罚。
二、各方的应对
1.供货商
为争夺在与零售商博弈中丧失殆尽的市场话语权，供货商们开始“抱团”反击。2004年5月份，全国150多家企业的供货商、零售商、地方供货商协会代表、中国商业联合会供委会代表聚集在吉林省长春市，成立了中国商业联合会零售供委会。
2005年4月间，上海、北京等10余省市供货商委员会拟聚集上海，就如何制止零售商收取不合理进场费等工商矛盾问题展开研讨，并达成相关共识，联合起来向零售商予以反击。首先可以相互获得与零售商抗争的“道义声援”，其次可以共同商量对策、互享经验，此外，还可形成一定声势，促使政府相关法规尽快出台。
2.零售商
２００３年夏天，步步高连锁超市董事长王填吸取家乐福遭炒货协会拒绝供货的教训，宣布取消进场费，同时希望供货商能够把商品的进货价格压低。但结果适得其反，习惯被收入场费的供应商们并不肯在价格上让步。于是在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５日，王填又宣布决定放弃１年前“取消进场费”的承诺，重新对进场商品收取进场费。经此折腾，在进场费上付出的代价是损失５００多万元的利润。
一直标榜是中国最遵纪守法的外资零售商沃尔玛也声称，在中国从不收取进场费，但通过压低进货价格，让供应商亦感到为难。国美、苏宁、大中也都向记者明确表示已取消进场费。但是，据来自新闻媒体、工商部门、供货商甚至零售商内部的信息，现在各家大型零售企业在收取“进场费”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
3.政府
北京市商务局会同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禁止商场、超市等零售商向供货商收取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进场费”。这一规范已从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起施行。在北京方面试图打破零售流通领域一些潜规则的同时，重庆、杭州等地有关部门也称今年将制定相关法规，用制度禁止商超和酒店收取进场费、店庆费等费用。《广东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也于3月1日起施行。这一《办法》规定，商场不能另编商品条形码或使用店内条码，销售者不得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方收取进店费、上架费、信息处理费等费用。
2005年6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北京市商务局在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律师的支持下，草拟了“商超进货类”的《北京市商品代销合同》和《北京市商品购销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这两份示范文本，重点在于强化对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流程的控制，以促进交易活动的公平与公正。
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10月底，发出了《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各界人士对进场费如何定性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国家征税未改变进场费性质。因为入场费问题目前确实存在增加收入的现象，所以国税总局的“通知”是国家职能部门正常行使职权。零售商获取收入不纳税，是不应该的。国家对进场费收税实际解决了有关纳税科目中模糊不清的问题，但与进场费的合法性无关。
三、对进场费问题的法律分析
1.从合同法原则看进场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照该条规定，供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合同内容遵从双方自己的约定，所以看起来双方约定“进场费”也是可行的，发生合同法律效力的。
但是，《合同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按照其他原则和规定，包括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所以按照《合同法》的整体规定，“进场费”的行为其实是零售商凭借优势地位，对供货商的一种不公平约定，属于“霸王条款”；其次，该行为同部分城市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违反；最后，从该行为的长远影响来看，必然会导致部分供、零企业联手抬高商品价格，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2.从不正当竞争法看进场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零售商明显符合《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身份；但是供货商的身份必须是在发生销售货物时，才能认定供货商也符合经营者的身份资格。因为有的供货商既是生产厂家，又从事货物销售，其在从事向零售商供货时，身份也应认定为经营者，所以供货商向零售商供货的行为，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所以，从该法律的基本精神看，“进场费”是一种违反公平、诚实信用的行为，不符合商家应有的商业道德，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社会经济秩序。
四、我国的立法现状、法理
1.立法现状
在供、零关系基本法律关系的规制上，我国的立法体系是将其纳入民、商法体系中，我国在民商法体系上采取了民、商分立的模式，但是也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历史上法律不发达的原因，以及新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各项单性立法的复杂性，所以在民、商法体系上存在很多单性法。民法体系的主要法律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 商法主要包括银行法、金融法、财税法等。
按照我国的立法模式，供、零关系实际超不出笔者在供、零关系基本模式中，论述的三种基本模式，所以现在主要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其他相关法律也同时适用。
2.法理
我国法律的发展史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法律原则和政策、精神的优先性和替代性，这种替代性表现在：当某一项基本法律不完善时，在没有直接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某些公认的法律原则，还有国家的政策、指导精神就起着实际法律的作用。
随着世界人口密度的增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交往的新发展，现在的社会已经日益融为一个整体了，每个个体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要求国家必须以比较积极的姿态，通过立法、制定规范、行政管理、政策指导等方式，对某些行为进行规制和指引，力求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对现代人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导致很多人反对国家介入民事活动，但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任何大规模的足以影响一定范围内社会生活的主体和行为，都是对国家管理社会权力的潜在威胁，必须由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或是行政管理、司法活动等手段，进行规范和调整。
五、综合分析及应对策略
1.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供、零关系
按照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论，任何已经存在的事实，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现在供、零关系之间存在的种种现象，包括“进场费”、拖欠供货商货款以及供、零关系紧张等等，都是隐含着一定的法律经济学原理的。按照最简单的供求关系原理，零售商（特别是大型零售终端企业），它们实际控制着零售业的终端，已经渐渐形成了一种零售权力的垄断，其他途径和形式的零售业，已经难以撼动其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型的零售终端就已经掌握了别人渴望而不可及的资源霸权，它们手中的零售霸权，实际就可以而且应当为其带来利益，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能够带来利益的都是资源，反之，任何资源也应当带来相应的利益。所以零售商必然要待价而沽，寻求把零售霸权变为实际利益的方式，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在选择供货商上做文章，逼迫供货商交纳“进场费”，而其在“进场费”中还要进行比较，则其丰厚者选为供货合作商。
反过来，因为零售商实际已经控制了零售霸权，占据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所以供货商能够做得，从同行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转为比较“进场费”的多少，看看是谁想供货商交纳的“进场费”多，就有机会优先获得零售商的“垂青”。所以“进场费”实际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经济学必须要考虑法律的要求，从整体社会利益的长远和综合考虑，这种前期竞争之后，首先是一批实力较小的供货商的非正当“出局”，然后就会是一批没有控制销售霸权的小零售商的“出局”，再次就是一批被各种费用和拖欠货款“压垮”、“拖死”的供货商，最后剩下的“强者”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合作”，而这种合作要想“双赢”，其利润的来源和成本的转嫁最终是消费者和整个社会，但是只给一小部分人带来了超额利润，所以最终的社会利益是受到损害的。
2.现有立法的不足以及法律效力的有限性
尽管“进场费”遭到种种非议，而且部分城市已经率先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大量传统商场照收不误。而且明知商家要收取“进场费”，大量供货商还是趋之若骛。笔者认为，进场费的根源是供货行业的恶性竞争，以及大型零售企业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市场经济需要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约束交易行为，但真正解决进场费矛盾的恐怕还要加上经济规律这只“手”。伴随中国商业经济走向市场化、发展至今20余年，普通供货商的地位由强转弱、由主动变被动，发生了太大的改变。由此看来，在“渠道为王”的时代，恐怕不是一个《规范》就能管住进场费的。
3.对立法的建议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必须保持合理、健康的竞争，任何不正当的经营和限制竞争的行为都应当被制止。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我们现在还没有从“计划阴影”之中走出来，很多人盲目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是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适当的时间、环境以及具体的条件下，政府的干预是必要而且有效的，所以建议参照国外《反垄断法》、《禁止限制竞争法》等的形势，明确地对市场经济中的不合理行为“宣战” 。
参考文献：
[1]朱太康、谈咏梅主编，公平交易法，河海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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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言、江平主编，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4]孔祥俊著，中国现行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5]马忠勤主编，公平交易执法，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6]张瑞萍著，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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