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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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2014—2016年对公允价值层次信息进行披露的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管理层权力在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高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对管理层权力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通过制约管理层权力而改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低水平的内部控制质量无法牵制管理层权力，导致管理层权力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加重管理层与市场参与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合理配置管理层权力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 管理层权力; 内部控制; 公允价值; 价值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F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2-0066-07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被创造出来，历史成本计量的局限性在金融工具方面得到了直接的表現，采用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已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由此应运而生。但公允价值在运用过程中尚不规范，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与相关性一直备受质疑。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使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更加规范，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6年9月发布第157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SFAS 157），公告中首次提出了公允价值层次理论。2011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其内容与FASB趋同。为了与国际准则持续趋同，我国于2014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CAS 39），CAS 39的颁布有望改善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可靠性与相关性不足等问题，但由于相关准则还不够完善，公允价值计量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自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以后，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与完善日益受到了广泛关注。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该规范和指引的出台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的内部控制环境并有助于支持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和企业价值的实现。公允价值作为财务报告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需要有效的内部控制来改善其价值相关性和可靠性。此外，作为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最高领导者的管理层，如若权力过大，可能会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同时，管理层一方面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负责，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内部控制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会对公允价值会计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本文选择沪深两市披露公允价值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管理层权力在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构建以及管理层权力的配置提供经验和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历史成本计量注重反映资产负债的现实价值，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只着眼于过去与当前的财务信息显然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公允价值能够及时反映不确定的经济资源，符合决策有用观需求，因而受到广大投资者的青睐。虽然公允价值计量因其可靠性与相关性不足而饱受非议，但是公允价值能够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且国内外准则制定机构都致力于完善与克服这一问题，因此公允价值计量依然被广泛推广与使用。我国的公允价值研究起步较晚。CAS 39准则的基本原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趋同，在具体应用方面又结合我国的国情予以考虑。该准则明确规定，企业对于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应首先使用第一层次输入值，其次使用第二层次输入值，最后使用第三层次输入值。公允价值层次理论显示，第一层次输入值来源于“活跃市场上可直接观察到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来源于“非活跃市场上可直接观察或者间接观察的报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第三层次输入值指不可观察的数据，是管理层对有关输入值做的预期，存在较大主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管理层操纵数据的空间，不可避免地导致低层次输入值的滥用，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同时，也正是由于第三层次输入值的来源不可靠，所以投资者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往往更信赖于可靠性程度更高的第一、二层次的输入值。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公允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但不同层次的价值相关性存在差异。
美国安然公司与世通公司两起财务欺诈案件的发生，一时间导致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降至冰点。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法案》，法案首先表明：“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萨班斯法案》颁布后，企业的治理结构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会计信息质量也有了显著地提升。2008年，我国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五个内部控制要素为一体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形成。作为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公司运营的效率与效果，长远来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制能带来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内部控制是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重要助推器，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而公允价值又是财务报告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很可能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存在影响。CAS 39准则发布后，在完善与丰富公允价值计量的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体现为基于估值技术得到的公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片面性，赋予了管理层选取低层次输入值的“酌量权”，为管理层提供了契机，加大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成本。作为企业的监管体制，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抑制管理层的利己动机，保证公允价值信息的真实性，从而降低投资者的决策成本，提高决策有效性。因此，拥有高水平内部控制的公司，其公允价值更具价值相关性与可靠性。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越强。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仅可以约束员工的行为，还能对公司管理层形成有效监督，制约管理层滥用职权的行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十二条规定提及“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负责，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经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负责。”而公司往往会出现管理层权力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例如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这一方面违背了内部控制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没有将三个主体——决策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的职责相互分离，导致这三者的权力不能形成有效制衡，内部控制形同虚设，管理者往往独断专行，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不惜跨越道德底线。此外，现代公司制度普遍实行两权分离，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市场参与者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层作为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最高领导者，当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与运行不当、管理层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时，管理层存在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与职位之便操纵财务数据的可能性，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会计信息稳健性降低，信息使用者在利用这些财务数据进行投资决策时，很可能由于信息质量的失真而惨遭滑铁卢，最终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高水平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但可以充分发挥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制约作用，也会降低管理层操纵财务信息的可能性，以此来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削弱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的积极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两市2014—2016年披露公允价值信息的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为提高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ST的样本公司;（2）剔除样本数据缺失的公司;（3）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样本公司1 802家。其中，2014年601家，2015年532家，2016年669家。本文统计的公允价值层次信息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的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股价、管理层权力指标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所有数据经过Excel 2010软件整理，并运用Stada 11.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设Pi，t+1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公司在t+1年度4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股票收盘价格。
2.解释变量
（1）公允价值
FVANi，t（N=1，2，3）表示i公司在t年末每股以第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FVLNi，t（N=1，2，3）表示i公司在t年末每股以第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
（2）管理层权力
管理层权力的指标选择，本文借鉴卢锐[1]、赵息等[2]的做法，选取以下四个指标进行综合衡量：（1）两职兼任（Power1）：CEO兼任董事长时，会加强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管理层权力变大，若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取1，否则为0;（2）股权分散程度（Power2）：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小，对管理层的约束越小，管理层权力越大，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小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时取1，否则为0;（3）高管任职年限（Power3）：CEO在企业任职年限越长，地位往往越稳固，对企业的渗透能力越强，管理层权力更大，当高管在位年限高于行业中位数时取1，否则为0;（4）其他单位兼职（Power4）：CEO在其他企业兼职，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影响力必然更大，若总经理在其他单位兼职取1，否则为0。基于以上四个指标，将其合成一个反映管理层权力的综合变量（Power），并根据管理层权力中位数设置权力虚拟变量（Mdpower）。
本文涉及到的主要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三）模型構建
国内外学者对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奥尔森（Ohlson）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通过验证和比较发现，虽然收益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其对会计收益的信息解释能力较低，价格模型相对收益模型对会计信息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采用修正后的奥尔森（Ohlson）价格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H1的基础检验模型为：
其次，为检验H2和H3，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文献中常见的会影响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变量，构建模型2：
在检验H2时，采用模型2基于内部控制质量高低分组检验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在检验H3时，进一步基于管理层权力高低分组回归检验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股价P来看，最小值为3.220，最大值为54.180，标准差较大，为9.802，说明股价波动比较大。从各层次公允价值均值来看，表现为第二层次高于第一层次，第一层次高于第三层次，这表明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主要来源于可直接观察或间接观察的市场数据，整体上可靠性程度较高;各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均值大于其负债的均值，表明我国公允价值负债的使用程度不如公允价值资产的使用程度高;另外，公允价值各层次的标准差均大于其均值，表明各个行业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差异性较大。内部控制质量（UICD）的最大值为1，均值为0.53，标准差较大，说明企业间内部控制质量水平不均衡，平均来看内部控制质量在不断提升。每股以非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的均值高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运用程度并不深。管理层权力变量（Mdpower）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均值为0.2，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管理层权力不高，配置尽量吻合监管部门规定。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表3可知，股价与各层次公允价值资产呈现显著正相关，与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负债呈现负相关。初步证明公允价值信息整体是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主要变量间相关系数最高不超过0.52，从而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題。
（三）回归分析
1.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研究
表4列示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本文就各层次公允价值信息进行初步回归。由表4可知，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中，FVA1i，t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FVA2i，t与FVA3i，t的回归系数为正，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中，FVL2i，t与股价呈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显著;FVL3i，t与股价呈负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上，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另外，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显著性水平高于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资产，但第二、三层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这表明第一层次价值相关性强于第二、三层次，但第二、三层次之间的价值相关性相差无异。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低层次的公允价值资产具有不确定性或需要通过一定的估值技术才能得到，而投资者对于这种估值技术不能做到了然于心，抱有疑虑，所以更愿意相信来源于可观察数据的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资产信息。在模型2中，本文加入部分控制变量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再次进行检验，基本结论不变，且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有所增强，显著性水平由5%上升到1%。
2.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研究
表4列示了内部控制水平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就各层次公允价值资产来看，在高水平的内部控制组别中，即UICD=1时，FVA1i，t、FVA2i，t、FVA3i，t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0%、5%的水平显著，且显著为正;在低水平的内部控制组别中，即UICD=0时，FVA1i，t、FVA2i，t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出1%的显著性水平，FVA3i，t的系数为正，表明与股价呈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研究表明，不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组还是低组，第一、二层次的公允价值资产都表现出较强的价值相关性，这可能是与该层次公允价值输入值是来源于活跃市场上可直接获得的报价，或者是基于可观察数据获得的报价，投资者直接获取到真实有效的信息;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资产只有在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制度下，才能体现出价值相关性，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确保管理层从市场参与者角度充分考虑输入值选择假设，尽量避免管理层在不可观察输入值选用上“裁量权”的过度使用，有效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缓解管理层与市场参与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给投资者带来高质量的财务信息。
就各层次公允价值负债来看，在高水平的内部控制组别中，即UICD=1时，FVL1i，t、FVL3i，t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FVL2i，t通过统计学意义上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低水平的内部控制组别中，即UICD=0时，FVL1i，t、FVL2i，t、FVL3i，t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内部控制的提高对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负债的价值相关性有改善作用，表明高水平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改善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企业存在改善内部控制的动机，利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来解决公允价值计量所带来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不足等问题。
控制变量方面，每股非公允价值净资产（NFVPSi，t）始终与股价正相关，并通过了统计学意义上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在逐步增强，相比可靠性程度较低的第二、三层次的公允价值，更信赖剔除公允价值后的净资产。每股收益（EPS）在1%与10%的水平显著，说明每股收益对股价具有正向的解释能力。资产负债率（Lev）整体上与股价保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企业财务风险的加大会通过企业的股价反映出来。资产收益率（ROA）整体上与股价保持正显著关系，意味着企业良好的获利能力，会带来较好的股价变动。
3.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研究
为研究管理层权力对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在内部控制分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基于管理层权力高低（Mdpower）分组并分别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管理层权力高组，即Mdpower=1的组别里，如若此时内部控制水平高，FVA1i，t、FVA2i，t、FVA3i，t分别在5%、5%、10%的水平显著，FVL1i，t、FVL2i，t、FVL3i，t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若此时内部控制水平低，FVA1i，t、FVA3i，t都在5%的水平显著，而FVA2i，t没有通过检验，FVL1i，t、FVL2i，t、FVL3i，t同样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管理层权力低组，即Mdpower=0的组别里，如若此时内部控制水平高，FVA1i，t、FVA2i，t、FVA3i，t分别在5%、10%、5%的水平显著;FVL2i，t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如若此时内部控制水平低，FVA1i，t、FVA2i，t在1%的水平显著，FVL2i，t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的积极影响。当内部控制制度设计良好并有效运行时，即使存在管理层权力过大的情况，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依然会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从而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公允价值计量可靠性与相关性;然而，当内部控制设计不当、运行无效时，弱化的内部控制制度将无法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监督与约束，甚至在管理层权力过大情况下，管理层将逾越内部控制的规制，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管理层对于可操纵的第二、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尤其是第三层次，仅仅从管理层视角对不可观察输入值进行估计，容易忽视市场参与者定价时对不可观察输入值所做的假设，加重管理层与市场参与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与相关性。因此，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优化配置管理层权力，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从而制约管理层的利己主义行为，使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做如下稳健性检验：（1）改变内部控制质量衡量方式，以DIB內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发布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指数值越高，代表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以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分组回归，实证结论基本一致;（2）改变公允价值负债计量方式，在统计公允价值数据过程中发现，公允价值负债披露的较少。Song et al.（2010）基于第一、二层次输入值均来源于可观察的市场数据，将第一、二层次的公允价值负债合并回归。本文在稳健性检验时改变公允价值负债计量方式，合并第一、二层次的公允价值负债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实证结论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4—2016年对公允价值层次信息进行披露的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管理层权力在内部控制与公允价值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高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尤其是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相关性。对管理层权力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通过制约管理层权力而改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低水平的内部控制质量无法牵制管理层权力，导致管理层权力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管理层对于可操纵的第二、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尤其是第三层次，仅仅从管理层视角对不可观察输入值进行估计，容易忽视市场参与者定价时对不可观察输入值所做的假设，加重管理层与市场参与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与相关性。未来应继续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具体应用指南，制定出操作性更强、更详尽的实施细则，引导上市公司更好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和披露会计信息，从而有助于投资者做决策;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贯彻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将内部控制制度充分予以落实，以发挥高质量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信息的积极影响;合理配置管理层权力，尽量避免“两职合一”等有损于决策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三权分离的情况，加强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力度，优化配置管理层权力，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从而制约管理层的利己主义行为，以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为信息使用者服务。
【参考文献】
[1] 卢锐.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08（7）：107-112.
[2] 赵息，许宁宁.管理层权力、机会主义动机与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J].审计研究，2013（4）：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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