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刮痧》解读中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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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电影《刮痧》讲述了一位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因刮痧可能虐待儿童而在美国经历了一场从天而降的司法官司，而这场司法官司实际所体现的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的碰撞。基于此，从哲学、思维方式和法律文化三个层面浅述影片中所体现的中西方差异。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世界的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对文化差异的探讨将促进中西方文化相互理解、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关键词：《刮痧》;中西方哲学;中西方思维方式;中西方法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20）02-0105-03
　　一、关于电影《刮痧》的概述
　　 郑晓龙2001年的电影作品《刮痧》，由梁家辉和蒋雯丽主演。故事发生在一个住在美国的中国家庭，梁家辉饰演男主角许大同，蒋雯丽饰演许大同的妻子简宁，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许大同，一个中国人，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融入了美国文化，成为圣路易斯的一名电子游戏设计师，得到了老板的认可和友谊。他和妻子简宁，儿子丹尼斯，在美国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把他的父亲从中国带来一起住在这里。在外人看来，他们从中国移民美国，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获得了当地人认可的社会地位，是成功的。许大同自己也对生活非常满意，认为实现了他们当初设定的“美国梦”。在一次行业年度颁奖晚会盛典上，许大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美国的爱和对实现自己“美国梦”的激动心情。有了前途远大的事业和充满爱心的家庭，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但是，人生并不总是顺遂人意，意外总是不期而至，许大同的“美国梦”并没有能够顺利实现。一次，五岁的儿子丹尼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开始拉肚子，他的爷爷由于刚从北京到美国，不懂得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中医技术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在皮肤上留下了鲜红色的痕迹[1]。出乎意料的是，这竟成了他虐待孩子的证据之一。之后的一连串事故，让这个美好幸福的家庭跌入深渊。一天，许大同的父亲晚上外出途中恰好碰到了老朋友老霍，老霍路上猝死。父亲找不到回家的路，被警察带回到警察局，心急如焚的许大同把儿子独自一人留在家中，而自己则急匆匆开车到警局接父亲。在此期间儿子丹尼斯在黑暗的房间里摔了一跤，弄破了额头，被送到了医院，医务人员发现丹尼斯背部有划痕，认为刮痧治疗后丹尼斯背部留下的瘀伤是虐待儿童所致，怀疑孩子在家里受到了虐待，并将矛头指向了许大同。于是，医生打电话给美国儿童保护中心，并与福利机构合作，认为许大同夫妇虐待子女，进而将许大同夫妇告上法庭，引起了一起虐待儿童的诉讼。由此，这个幸福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不幸。为了父亲，许大同到法庭上做了伪证，承认他给儿子做的刮痧。多年来，他一直努力工作，以为美国梦终于实现了，但这场从天而降的诉讼却粉碎了他的美国梦。在法庭上，面对对刮痧这一传统中医疗法一无所知的美国法官，以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许大同有口难辩。法庭宣布剥夺许大同的监护权，不准他与儿子见面。原来美好幸福的家庭突然变得支离破碎。激动人心的电影和电视情节总是牵动着观众的心弦。然而，如果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思想、文化和法律的深层差异。
　　二、中西方哲学观点的迥异
　　 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导致了文化上的差异。影片中的高潮部分在于庭审前的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刮痧究竟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还是虐待儿童的一种方式。在听证会上，无论许大同如何向法官和原告解释刮痧，美国人总是误解。因此，表面上故事讲述的是中西方的医学上的不同，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其根源是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哲学观。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其中的代表。儒家的孔孟哲学强调“仁、义、礼、智、信”，寻求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秩序和规范;道家哲学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认为世间万物皆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国古代的医学巨著《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医体系是建立在经验的总结而非理论研究之上。然而西方哲学更加注重实证和逻辑推演。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讲述的形式逻辑奠定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础，对人类思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人们的思维。西方的哲学更加强调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与认知，正如凯撒大帝在小亚细亚吉拉城大获全胜时所说：“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西方哲学渴望认识、把握自然规律并最终改造自然。
　　 影片中对中医疗法的探讨也是值得推敲的。庄子的哲学给了中医学理论稳固的基础，庄子奉行“天人一气”“万物一体”的恢宏宇宙观，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脉相通”的。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察;主要依靠言传身教、代代相传、师徒传授等方式进行系统的学习，在治疗方法上多选择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刮痧等这样偏向临床实践性的治疗方法。但也因此，中医学更加看重效果，善于对经验进行总结，而轻视系统的实践理论和逻辑推理，因而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与中医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上，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加注重实践论，例如解剖学、影像学是将人体构造摆出来分析并治疗，化验、透视等科学手段和理论都证明了这一点。正因如此，西方的醫学无法解释中医的气和七经八脉，中医的哲学也无法完全理解手术、解剖的意义。中西方医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是大相径庭的，电影《刮痧》中法庭的激烈辩论和冲突，更是西方对中医疗法的无知与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三、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影片中，《西游记》成为了法庭上控方律师证明许大同暴力倾向的焦点。对方律师歪曲了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中国小孩子从小就熟知有关《西游记》的故事，成年人大都沉浸在书中的奇幻但却艰难的取经之旅中。但美国律师却认为许大同给儿子讲述孙悟空大闹天空、偷取蟠桃的故事便是传播暴力倾向的直接表现，这在中国的文化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控方辩称，这只邪恶的猴子用暴力偷走了蟠桃和丹药，独自一人吃了它，这样的故事对儿童是不适宜的。由此可见，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发散性，善于发现词语和事件背后的隐藏寓意，所以，中国人注重“言外之意”。中国的诗、词、歌、赋、曲、寓言、神话和戏剧等都是意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载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意味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对贫苦民众的无穷压迫，《西游记》通过对主人公孙悟空这一人物的塑造，以猴拟人，表现出对封建皇权的控诉和反抗。孙悟空的勇敢、憎爱分明、忠贞不二的性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西方人并不理解这一神话形象背后的意义。西方人的思维特点是重理性、重逻辑推理、重实证，西方思维则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来认识世界和事物。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无法像中国人那样联想、想象和欣赏故事本身之外的事物。影片中的检察律师运用逻辑思维寻求证据、理性和判断，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逻辑结论，使许大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在法庭上，当许大同的老板指证他打了儿子，让大同非常生气，当场责骂，失去了理智，最终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由于文化的差异，父亲在美国人的眼中面临着误解。因此，这使得大同分裂了家庭，后来他辞职了，失去了朋友和工作。从影片的表面看，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中西方内在的文化信仰的差异[2]。 　　 许大同试图将自己的中国文化信仰融入到日常的美国生活中，尤其是在与老板和最好的朋友打交道时，他的好朋友对大同对待儿子丹尼斯的方式过于悲观。大同的失败表明，他对自己原来的中国文化和他在美国的新家之间的差异感到困惑。甚至在他的家庭内部也有冲突，因为祖父不会说英语，而且被排除在许多对话之外，因为母亲为了她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的利益，在家里说英语。大同和他的妻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知道孩子在美国是获得成功的最好机会，对他们来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如同自己过去8年那样经历同样的麻烦，就是说话不带口音。在习俗上，他们甚至坚持让小男孩用刀叉而不是筷子，即使很明显他们仍然在吃中式食物，而且是以正常的方式供应的。食物是公用的，每个人用更小的单独的饭碗。母亲坚持要尽可能地成为美国人，这一点似乎有点死板，而大同的文化倾向也同样强烈，尽管并非出于有意识的选择。当大同试图在对老板的尊重和对儿子的爱之间取得平衡时，他对儿子的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当大同的儿子打他老板的儿子时，大同坚持道歉，这似乎没有必要，让大同显得固执和冷漠。出于对家人或亲密朋友的爱或尊重而做错事所引发的冲突贯穿了整部电影，而大同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失败的，他遇到了明显的和微妙的反华种族主义形式。就连中国民间传说中孙悟空的故事，大同也把它融入了自己设计的一款电子游戏中，用来在自己脆弱、担心失去儿子的时候激发自己的自豪感。尽管大同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一步接一步地走错了路，并被家人、朋友和敌人所误解。
　　 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不同文化之间可能产生相互影响。《刮痧》反映了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在价值观和文化观上的差异。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以重视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而闻名，虔诚、礼貌和忠诚是最重要的伦理，但是在西方文化中更强调个人主义、独立和平等。因此，文化与价值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冲突在故事中得到了体现。在中国文化中，体罚在中国家庭中很常见，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孩子的成长。但在西方社会，这是绝对禁止的，任何虐待儿童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法行为。为了表示对朋友的尊重，大同当着朋友的面体罚了自己的儿子，但这被他的外国朋友误解为暴力，这是东西方文化中的一种误解。如何避免故事的悲剧？我们必须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只有尊重不同的文化及其包容性，才有可能避免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3]。
　　四、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中个人地位和家族地位的冲突。
　　 中国有句老话：“百善孝为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未雨绸缪思想最重的国家。作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意识，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东方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忽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价值，以维护整个家庭社会群体的家庭本位。剧中的许大同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认为与朋友的关系也应注重“忠诚”。他的儿子打了他的朋友昆兰的儿子，那么他体罚自己的孩子就是为了给朋友面子。而对于这种中国逻辑，西方社会并不苟同，听证会上，上司在法庭也据实证明许大同动手打过儿子。孝顺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社会是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宗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东方农业社会。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认为，法律确立“尊卑长幼之序”，维护家庭成员间的不平等关系，父母的权威和孝道是绝对的，不服从父母的儿子将受到父亲的惩罚。为此，法庭上的许大同为保护父亲做了伪证。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状态。在西方法理学看来，在法律地位上父母和子女完全平等。法律上并不存在父母对子女惩罚的条款依据。相反，作为父母必须履行对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电影《刮痧》中，广慈医院妇产科医生出庭作证，简宁分娩时许大同并不在现场，而且在母子留存的关键时刻，许大同希望医生优先保护大人，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孩子。对于这种做法，许大同的解释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对新生儿人权的践踏，不应该为了大人的安危而放弃婴儿的生命，每个婴儿也都拥有自己生存的权利，这是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干涉和剥夺的。
　　 所以，《刮痧》也是一部关于中西方法律差异的电影。在美国法律中，父母不应该把孩子单独留下，也不能虐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违反了这项法律，父母可能会被带到警察局，或者更糟的是，他们的孩子将与他们分开。这部电影中的家庭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麻烦。这些法律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但在中国却行不通。在中国，父母有责任照顾孩子，包括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打他们。在美国，这是违法的，儿童受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常误解，甚至忽视它，所以导致现实中很多情况对中国人不公，就如同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
　　二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中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
　　 在中国人眼中，“面子”和“家庭成员的关系”都极其重要。在影片《刮痧》中，许大同明明没有亲自给儿子刮痧，但是为了父亲的尊严，在法庭听证会上提供虚假证据，承认是自己的行为。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法律价值。与东方文化相反，西方文化坚持理性正义、权利保障和自由追求，这已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代表。他们充分尊重人们的基本权利，使法律的适用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重视理性、公平和正义等法理文化[4]。所以当昆兰问简宁，为什么许大同要作伪证时，简宁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啊。”昆兰为此极为震撼。
　　 在电影《刮痧》中有一個感人的情节。为了证明许大同儿子身上的伤痕是传统的中医治疗而不是对孩子的有意识虐待造成的，昆兰毅然决然地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独自到中国寻找刮痧之地。在经历了传统的中医治疗之后，昆兰终于对刮痧的作用、过程有了整体的了解和充分的认识，并在回到美国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在证据的支持下以及昆兰等人的大力争取下，许大同和儿子团聚获得了法律的许可。影片正是由于昆兰放下成见转而对中华文化的接触体会，才最终得以团圆。中西方文化虽截然不同，然而互相理解互相融合，类似《刮痧》的悲剧才不会再度重演。
　　 在影片的最后一部分，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儿子，许大同爬上了九楼的排水管。最后，约翰派法官及时撤销了期限。大同爬进房子，又和家人待在一起。结局是完美的，家人终于团聚了，但是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让我们深思。在美国，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类似的故事重复上演，许多东方的生活习俗与美国文化的本土冲突，都是由于简单的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刮痧》展示了一个人的文化信仰是如何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内心，如何与你爱和尊重的人交谈以及你如何表现这些来审视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文化信仰是无形的，也使得在被质疑时很难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行为。许大同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而艰难的斗争，他试图保护自己的儿子，一个艰苦的文化磨难，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他认为他知道他的身份，他选新美国世界为自己的家，认为了解他的中国文化，也可以融入美国世界，但是事实告诉他这是多么的艰难。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不同文化视角产生的误解可能看起来非常深，但当人们愿意倾听时，可以用简单的两面性解释消除误解。
　　参考文献：
　　[1]张其成.模型与原型：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兼论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的怪圈[J].医学与哲学，1999（12）：25—27.
　　[2]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40—46.
　　[3]彭辰宁.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1）：56—58.
　　[4]樊浩.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J].学习与探索，1992（4）：47—52.
　　（责任编辑：陈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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