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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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关键词]儒经英译;伦理认知;伦理隐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9）04-0080-05
　　Christianized metaphorical ethical cognition in transl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LI Yu-liang， FENG Shu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over four centur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cognitive styles assumed by western translators vary widely among them. The missionary translators did their translation from the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i.e. in the way of Christianized cognitive metaphor， which indicates that a major cultural classic translation is always in the service of the translator’s purpose， not only for the religious mission， but for the purpose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as well. It can， by way of the common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ommunicate the universality of Christian ethics among western read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acceptability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hristian readers. And Christianized metaphorical ethical cognition in transl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been an effective engine that powers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Confucian classic translation; ethical cognition; metaphor; values
　　儒家經典作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代表，其思想与历史文化价值一直为欧美哲学界、伦理学界和宗教界所关注。因此，数百年来，欧美国家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也一直没有停歇。16至18世纪欧洲非英语国家，如意大利和法国，是儒家经典翻译的中心，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儒家经典的翻译主体逐渐由非英语国家译者转变为英美国家译者。以罗伯特·马礼逊、裨治文、理雅各以及赖发洛、苏慧廉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家，开启了儒家经典翻译的先河，为其在英美社会的认知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儒家经典英语翻译的中心从英国转到了美国等国家。庞德、陈荣捷、林语堂、森柯澜（加）、戴维·亨顿（美）、白牧之（美）、安乐哲（美）等相继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等经典，为美国民众开启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门户，大大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其后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儒家经典英译一直长盛不衰，产生了大量译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纵观儒家经典英译的历史，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的认知态度经历了从文化中心主义到文化对话的变迁，其所表现出的认知方式也千差万别。在众多西方译者当中，对于典籍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传教士译者将儒家思想宗教伦理化，体现了译者宣扬上帝遍在性及基督教伦理的价值取向。这种现象表明，儒家典籍同样是传教士译者实现其目的的工具。但客观上，这种宗教伦理隐喻化翻译，也向海外输出了儒家伦理思想。
　　一、“God”“Spirit”与我国古代的“上帝”与“神”
　　儒家典籍是英国传教士译者发掘有关上帝信息的重要文献资源。在一切有可能用基督教神学观念进行隐喻翻译的地方，他们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例如，在儒家经典翻译中，理雅各始终贯穿着这种精神。表现最突出的地方是《易经》《书经》《诗经》《孝经》等书的翻译。在《易经》译本中，理雅各抓住《易经·说卦》中帝与神的字眼，极力进行隐喻性解释和翻译。在译本的前言中，理雅各强调《说卦》第八和第十节通过八卦说明了“上帝一年四季对自然进行化育”，并通过“‘他的神（His Spirit）’的作用体现出来”[1]50。他认为用“‘God’来翻译‘帝’是正确的”[1]51，并认为“神”就是“帝”的化身，就像“圣父”和“圣灵”一样，并把“神”翻译成“His Spirit（他的神）”。再如《说卦·六》：“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理雅各译作：“When we speak of Spirit we mean the subtle（presence and operation of God） with all things.”意思是说神是帝的现身和化育，其隐喻原型就是基督教里的圣灵是圣父的显身。既然上帝是万能的，后文紧接的“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却又译作： 　　For putting all things in motion there is nothing more vehement than thunder; for scattering them there is nothing more effective than wind; for drying them up there is nothing more parching than fire; for giving them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there is nothing more grateful than a lake or mash; for moistening them there is nothing more enriching than water; for bringing them to an end and making them begin again there is nothing more fully adapted than K?n.[1]427
　　意思是说动、燥、说、润、终的力量莫过乎雷、火、泽、水、艮。这与前文有明显的逻辑矛盾。有趣的是，在同一个绪言里，理雅各警告读者不要相信《易》及《十翼》中的神秘主义，方能“走上科学的正途”[1]38。这无异于在说，译文中被嵌入基督教教义是科学，或者上帝就是科学。我国当代经学认为，《易经》中的神非鬼神之神，而只是说明万物是可以认知的，非不可知。但《易传·说卦》第五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一节，理雅各译作：
　　God comes forth in K?n（to His producing work）; He brings （His processes） into full and equal action in Sun; they are manifested to one another in L?; the greatest service is done for Him in Khwan; He rejoices in Tui; He struggles in Khien; He is comforted and enters into rest in Kh?n; and He completes（the work of the year） in K?n.[1]425
　　该译文把八卦与基督教的God联系起来，从而使“帝”真正成了神秘的存在。
　　二、从基督教教义到儒家伦理准则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等西方译者信奉基督教教义，其虽然始终持基督教至上的宗教优越感，但在翻译儒家经典过程中仍经常拿《圣经》的教义与儒家伦理准则相类比，表现出借助基督教伦理对儒家伦理进行认知和翻译的特点。其中的几条核心教义是：上帝是宇宙之主，万民是上帝的奴仆。选民对上帝要忠（faithful），要无条件地信守上帝所制定的戒命（commandment），要永遠跟从上帝，为侍奉上帝而献身。上帝制定了律法（law），上帝的选民要遵守上帝所制定的律法。神是公义（righteousness/uprightness）的，神的选民也要公义，而选民公义，就是要遵循上帝制定的律法。选民们因为受到上帝和耶稣的召唤，须有信、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敬（godliness）、爱兄弟和众人的心（brotherly kindness）。《彼得后书1：3》中西门彼得对耶稣的信徒们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唤我们的主。因此，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faith），又要加上德行（virtue）;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knowledge）;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self-control）;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perseverance）;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兄弟的心;有了爱兄弟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love）。”①有了这些品质，最终会更好地认识上帝和耶稣，并死后进入天国。
　　理雅各经常把《圣经》教义用于类比儒家伦理观念，从而在译文中留下了明显的神学痕迹。“天命”一语的翻译是一著例。例如《论语》：五十而知天命。
　　At fifty， I knew the decree of Heaven.
　　又如《中庸》：天命之谓性。
　　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 is called The Nature.
　　无论是decree of heaven，还是 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其所指都是天国之命。在《圣经》里天国是上帝之国，天国之命令，也就是上帝的命令，其在该句译文中对儒家的“天命”形成了隐喻。但儒家所谓的“天命”并非如此。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谓天为命者，言人禀天气而生，得此穷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无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2]朱熹《论语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3]73此两者的训诂虽略有不同，但对“天命”都持无神论的观点。从认知方式上看，decree of Heaven明显属译者的宗教神学隐喻。
　　基督教真理（truth）观隐喻在译文中也很典型。在基督教教义里，上帝就是真理。如《诗篇Psalms （26：2，3）》中大卫说：“Test me， O LORD， and try me， examine my heart and my mind; for your love is ever before me， and I walk continually in your truth.”意思是说“耶和华啊，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在理雅各的笔下，似乎孔子也讲起了God的真理，如《论语》：六十而耳顺。 　　At sixty， my ear was an obedient organ for the reception of truth.
　　译文是说，孔子六十岁时说自己的耳朵对真理已经十分顺从了。这真理是哪里来的呢？这里隐约得见理雅各对基督教上帝（God）的真理的暗示，这个真理显然不是指科学真理。那么原文中的“耳顺”究竟指什么意思呢？《论语集注》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4]54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李充云：“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3]75-76其中仅指心顺从所听到的而无违逆，这是人的修养的一种境界，并无听到神谕真理的意思。而译文中的“truth”显然不是诚实的意思，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因为此处没有科学话语语境，所以理雅各此处所指的应当还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真理”，译者不能站到前台明言这层意义，却实际上在暗中植入了基督教教义。
　　把儒家世俗伦理看成具有神性的宗教，是儒学经典翻译中更高层次的宗教隐喻。理雅各一向把儒学看作宗教。例如，在《论语》翻译中他经常把儒家伦理进行宗教隐喻：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Ts?ng said， “The doctrine of our master is to be true to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benevolent exercise of them to others， —this and nothing more.”
　　原文中“夫子之道”讲的是世俗的人道，而不是宗教的信条。理雅各使用doctrine一语，表明他将孔子的忠恕思想看成了宗教教义。
　　根据基督教教义，选民对上帝敬畏是他们应守的义务。《传道书（Ecclesiastes12：13）》说，选民的义务就是“敬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也是他的本分。（Let us hea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matter： Fear God，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for this is the whole duty of man.）基督教的义务观也在儒学翻译中有所反映。例如《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裨治文、理雅各的译文分别是：
　　裨：It（filial duty） is the grand law of heaven， the great bond of earth， and capital duty of man.
　　理：Filial piety is the constant（method） of the Hea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Earth， and  the practical duty of Man.
　　兩者都把儒家的孝译作了义务（duty）。裨治文说孝是最大的义务，理雅各说孝是实际的义务。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义务来自天地大义，而非世俗法权。也就是说，人应该履行天地所规定的义务。这很像基督里所说的选民必须履行敬畏上帝、信守信条的义务。这里隐喻思维的痕迹也比较明显。儒家的孝是什么呢？邢昺在《孝经正义》说：“言孝为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运行于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别土地而为利，则知贵贱虽别必资孝以立身，皆贵法则于天地。”[5]这可谓是对“孝”的本体论意义的阐发，即孝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德性，与上帝对选民规定的义务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基督教道德术语对儒家伦理概念的隐喻
　　从笔者对《圣经》（King James Version）和部分《论语》《大学》《中庸》英译本所做的术语对比调查看，《圣经》（King James Version）中常用的伦理术语有：righteousness 336例，law 534例，truth 224例（其中一部分是真理的意思，另一部分是诚实的意思）;doctrine 55例，duty 8l例，path（s）55例，virtue 16例，knowledge 91例（主要是指对上帝、上帝的真理、道、律法等的知识，而非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知识）;commandment 333例（专门指耶和华的神谕，即诫命）;just 59例，uprightness 95例。这些术语在儒家经典的英译本中重叠率很高，在性质上属于概念认知隐喻。在此举其中两个术语翻译为例。
　　1. path与道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一共5次用到path，意思主要是指抽象意义的“路”。也指“人生之路”[6]57，264，319，也就是宗教修行之路，升往天国之路。儒家的道则是人道。理雅各使用path来翻译《中庸》中的“道”，显然是一种宗教比喻。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理雅各译为：
　　What Heaven conferred is called The Nature; an accordance with this nature is called The Path of duty; the regulation of this path is called instruction. The path may not be left for an instant. If it could be left， it would not be the path.
　　这段话里的path，意思抽象，近似于罗素所谓“正直的道路”[6]264。译文是说，人缘性就是听天的命令，这是义务，而且是基督教中人对于神的义务。而原文的道则是“当行之理”[4]17，不是由天所赐予（Heaven conferred）。 　　2. virtue与仁、德
　　virtue在《圣经》中使用的并不多，在KJV版本中一共使用6例。但virtue却是上帝的美德和上帝要求选民们要求修养的美德。《彼得书（Peter 1：3）》西门彼得说：“According as his divine power hath given unto us all things that pertain unto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that hath called us to glory and virtue.”《彼得书（Peter 1：5）》西门彼得又说：And beside this， giving all diligence， add to your faith virtue; and to virtue knowledge...”也就是說，virtue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属于上帝和选民，是至高无上的。理雅各和苏慧廉（Soothill）在其《论语》译本中分别把部分“德”也翻译成了virtue。如《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理雅各：The master said： “Heaven produced the virtue that is in me. Huan T?i—what can he do to me？”
　　苏慧廉（Soothill）：The master said： “Heaven begat the virtue that is in me. Huan T’ui—what can he do to me？”[7]
　　在孔子那里，天是至高无上的，天生德于他，无任何力量可撼动，更何况桓魋。但天并不一定是神。而理雅各、苏慧廉眼中的天则是上帝创造的天国，有神灵，故而能生出“virtue”。这与上帝召唤其选民修德以进天国，服侍上帝颇有相似之处。
　　四、结语
　　认知问题是中国经典外译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中国经典英译的历史来看，历代译者对儒家思想的认知都没有摆脱西方思想的基本框架，非此即彼，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也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即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已知到未知。所以，儒家经典外译，实际上就是西方译者在西方哲学与伦理学理论基础上的认知隐喻。他们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观念系统照射儒家思想体系，自然后者就羼入了西方思想。值得指出的是，从一个译者或译本来看，其认知隐喻模式往往缺乏前后一致性，几种理论观点常混杂在一起，比如理雅各的译本中既有神学思想隐喻，也有德性伦理学思想隐喻，还有义务论思想隐喻。这种现象反映出，在翻译的哲学解读过程中，译者缺乏应有的学科意识，更缺乏伦理学的门派意识，而最缺乏的是对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体系的本根区别的深刻认识，所以他们不是把儒学思想的整体性翻译得支离破碎，就是改编成自己的哲学。这种状况，西方哲学界和翻译界也已有所觉察，如芬格莱特（Fingarette）就曾指出，传教士译者倾向于“把孔子当成苏格拉底来崇拜”[8]，把“《论语》当成基督教伦理来理解”[8]。当代译者的翻译中宗教色彩消失了，却又难以摆脱“欧洲式的臆测”[8]。因此，在今天中国经典走出去的形势下，我们应该了解西方译者的不足，正视变异的合理性和将来的翻译实践所面临的挑战，采取适当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建立适当的儒学外语话语体系，寻求在中西文化的互通互利和融合中，把我们的儒家思想尽量真实、有效地传播出去。
　　[参考文献]
　　James Legge. The Y? King，The Sacred Book of China[M].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2：427.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7.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543.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Analects or the Conversations of Confucius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ertain Other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31.
　　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viii.
　　[责任编辑 祁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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