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晚明广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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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立必先大破
　　与现在作为海运通衢的独特地位不同，明代的广东地居偏远，瘴气横行，一直是朝廷流放重犯的首选之地。天高皇帝远，朝廷的管理又鞭长莫及，发生民乱似乎成了必然。
　　广东动荡自正统年间的黄萧养叛乱开始，其后的若干年里，这片土地就没有片刻安宁。隆庆、万历年间，动乱更是达到极点，惠州有蓝一清、赖元爵等群盗乱舞，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等海贼处处屯结，倭寇之患为害数年。山贼、海贼、狼贼与番贼、倭贼四起，本国强盗与异国侵略者作乱，叛贼遍地。当地人民朝不保夕，愈穷愈乱，愈乱愈穷，可怕光景循环不已。
　　朝廷为了平息叛乱，设立两广总督，统筹广东、广西军政，负责安抚百姓、维持秩序等地方事务，巩固南疆边陲。威武庄严的总督府屹立在肇庆城，两广官员每月都要来拜见总督。
　　时势造英雄，明代杰出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此刻登上历史舞台。他以长驾远驭之才治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广东作为华南重镇进入他的视野。
　　张居正曾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他主政后，对两广总督的选择慎之又慎，精心挑选殷正茂、凌云翼、刘尧诲三位心腹能臣，先后出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凌云翼是张居正的同科进士，刘尧诲是首辅门人兼湖广同乡，都是首辅的挚友密僚。三人个性鲜明：殷正茂英勇善战，却较为贪婪;凌云翼才华横溢，却失诸滥杀;刘尧诲耿介清廉，武功不及两位前任。
　　像这样优点、缺点都十分明显的“刺头”官员，在以往的首辅眼中，除了刘尧诲勉强过关，其他两位恐怕为当权者避之不及。张居正不以为然，他十分注意保护人才，取长补短，恰到好处地交替使用他们。
　　张居正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人不疑，他授予历任两广总督相机行事的权力。有了首辅的鼎力支持，短短几年内，殷正茂俘获岭东惠州蓝一清诸贼，潮州、琼州的海盗头目也先后被殷正茂和刘尧诲调兵遣将，一一荡平，岭南政局重露稳定曦光。
　　粤治粤安宁
　　张居正在史上以“铁腕宰相”著称，无论是对抗政敌，还是平叛乱贼，都推行较为激进的铁血政策。经过一连串的军事活动，他深刻明白，简单粗暴的镇压绝非长久之计，一时的征战只是手段，想要广东长治久安，最终还是要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广东位于大陆最南端，南海之滨，临近南洋诸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很自然地发展成为汇通东西、对外交流的重镇。晚明以前，这里已呈现一派“船水马龙”、商贾船只往来频繁的繁华景象。
　　在当时的广东，海运核心正是今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带经济发达，财货积聚，不亚于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江南。但与江南不同的是，广东省城一舍之外，粤省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一带瘟疫丛生，人民尚且不能温饱。
　　正因为交通不便，人民穷苦，明朝政府对于山区的统治力量更显薄弱，尤其在粤西两广交界的漫长山区，政令难达，此地成为中央统治的空白地带。
　　穷则思变，广东政局动荡，究其原因在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不及他省。为此，张居正开出的药方是：开路;招募流民、垦殖荒地;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开放海禁，开展对外贸易。
　　为了有效控制边远山区，张居正提出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修路。大乱之后，辟除草莱，开通径路，急在除贼救民”，在首辅指示下，两广总督凌云翼精心策划，开辟了一条沿两广交界山区的驿道。开辟驿道的工程艰险，耗资巨大，南粤山区根本无力支持，因此新驿站的大部分经费由沿海发达州县承担。随着新驿道的开通，广东经济开发扩展到与广西相邻的粤西山区，昔日蛮荒之地变成了教化之城，大大加强了明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控制能力。时人感慨“豺狼荆棘之区，可化而为荡荡平平之城”。
　　那些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流民，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開通道路后，张居正指示两广总督要因势利导，招募流民，开垦荒地，给他们以喘息之机。招募流民能弥补因征讨叛乱造成的人口伤亡损失，也促使民众有序流动，消除动荡根源，所以，张居正极其关注此项工作，告诫两广督抚要有十足耐心，切不可急于求成。
　　殷商时代，京畿附近的顽民亦属衣冠旧族，历经三代帝王后，民风才渐渐有了变化。如今面对的是草木丛生、荒蛮之地的民众，全无教化礼数，怎能期待他们一朝一夕就能发生改变？张居正考虑到远县民众有不少来历不明、流浪无根的人，他们或许就是叛贼改名换姓隐匿于此，假若不加甄别一概招抚，无异于引狼入室，埋下动乱祸根。有鉴于此，他主张尽量“就近移民”，优先招抚四府附近、百里之内且登记在册的良民，地方政府对其轻徭薄赋，法令不宜苛烦，数年之后，必能建设为安乐之地。
　　凌云翼首先在地势偏僻处开疆辟壤，新建罗定州，州内立东安、西宁二县，鼓励农垦。继任总督刘尧诲带领当地民众，一次便“度田五万八千四百七十亩，招徕流移二千四百二十四人”。新开垦的良田，政府准予三年免税，罗定州吸引了众多八方民众，大批汉人进入瑶区，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从前势不两立的汉人和土著，如今互市通商。短短十多年，两广地区由乱到治，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之景。
　　开放海禁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片板不许下海”，海禁政策作为祖训载入《大明律》，成为帝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被后世子孙长期遵循。嘉靖年间，英国的都铎王朝正极力推行拓海政策，中国的海禁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嘉靖曾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因商道不通，无以为生，奸商滑民在严苛法律与巨大利益的共同刺激下，走上了海上走私乃至武装走私之路。沿海的农民、渔民“资衣食于海”，也因“海禁太严，渔樵不通”，迫于生计，竟投向倭寇，形成了三分真倭，七分假倭，且假倭的骚扰规模和次数，远高于真倭的奇景，为先前历史所罕见。
　　嘉靖年间，最大的海贼头目王直、徐海，都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州商人。王直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南面称孤”，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王直之后，吴平继之;吴平死后，曾一本兴起。 　　中国海盗勾结日本人为害沿海百姓，固然可恶，但罪恶的根源在于禁海政策。东南沿海一带山多地少，民以商为生，中外贸易，双方商人有利可图，民亦有生路。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倭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业问题，连年倭患皆因私通贸易而起，“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张居正等内阁辅臣也意识到，旷日持久的“倭寇之乱”令朝廷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四处围剿终究只是应急之策。隆庆皇帝听取朝臣意见，起草诏书宣布“除贩夷之律”，选择帝国东南隅的福建月港作为中外贸易的窗口，厉行二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终于被打破，为海上贸易活动开启绿灯。
　　从隆庆元年“准贩东西二洋”，到万历年间，月港对外贸易长达半个世纪，形成独具特色的月港体制。福建商民利用这个通道，大规模出海经商贸易，进而移居南洋、日本，不仅在华商中一枝独秀，而且成为南海贸易中强劲的海上势力。
　　然而，月港体制也有相当的局限，它只准福建商人出海贸易，而不许外国商人入境通商，这无疑限制了外贸的受惠面。相对于福建的“有往无来”，广东则采取“互通有无”的模式，不仅允许外商前来贸易，而且允许中国商人出境做生意。
　　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港口众多，素有对外贸易传统。随着福建中外贸易的开展，广东当局也逐渐调整商人出海贸易政策。万历六年，两广总督凌云翼提请妥善处置海禁，准许商人出海贸易。张居正认为，在平定了山贼海寇后，广东亦可仿效福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国库收入，朝廷遂放宽对中国商人出洋贸易的限制。广东继福建之后，成为明朝对外交流的又一个窗口。广东商人只要领取海道发放的证照，不夹带违禁货物，就能置貨出洋;外商同样可以到广州、澳门等地经商。
　　两年后，朝廷选择在省城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展销世界各地的商品。根据著名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记载，广州“一年两次集市”即“交易会”，春季在一月举办，主要展销销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等地的商品，夏季在六月举办，主要销售运往日本的商品。各国商人怀着对东方大国的心驰神往，趁着季风起航来到中国，云集在广州这个华南重镇，在交易会上不仅可以买到好货，而且可以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定制适销商货。交易会规模空前，周期较长，外贸远及南洋、印度和欧洲，这时的海外贸易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开始和世界接轨。
　　中国的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和日本的“龙洋”。中国由于开放海禁，允许对外贸易，成了“白银帝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社会生活、风俗文化诸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也让晚明时代社会各领域的变革成为可能。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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