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角下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的 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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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典文学走向世界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起并大力支持一系列促进这一战略的活动和项目，但效果甚微。对后殖民背景下的文化“他者”和文化“自我”及中国经典文学走向世界的困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构建中国文化身份、加强文化意识和内省、融合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机制是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的五条战略路径。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中国经典文学走向世界;战略路径; 文化身份构建; 翻译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9）04-0092-06
The strategic path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going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 colonialism
WANG Hai-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The entry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into the worl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to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and strongly supporte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to promote this strategy， but with little effe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other” and cultural “self”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and the dilemma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going to the world， the result shows that it is an effective strategic way for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o go global to enhance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build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strengthen cultural awareness and introspection， integrate the nationality and cosmopolitan of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 a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post colonialism;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going out; strategic path;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mechanism
今天的中国要深度融入世界，就需要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充分展现中国形象”，就是把中国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文化艺术和风俗民情等传播出去，向世界讲述最真、最美的中国故事，让世界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中国经典文学走向世界是中国文化走向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起并大力支持一系列推动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的活动和项目，但效果甚微。中国文学在海外遭到冷遇，在国际社会缺乏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在世界文化趋向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文学应该以何种形式参与其中，的确是个急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具有强大的理论话语影响力。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后殖民主义，以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艾梅·塞萨尔（Aime Cesaire）等思想家为代表，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主要是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历史事实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借助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理论，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话语的学说。 后殖民主义自诞生之初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时至今日，它仍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理论。文化身份研究一般分为两大类：旁观和自我体验，前者被称为文化的“他者”，后者被称为文化的“自我”。“他者”一词是后殖民主义批判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自我”与“他者”通常是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进行讨论。“他者”和“自我”这两个概念已经渗透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建设中。以“他者”角度客观解读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的现状，可以成功构建中国经典文学的“自我”，使中国经典文学能够更好地走出去。
一、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文化“他者”和文化“自我”
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出现了一种研究东方和东方人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它是一种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研究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后殖民主义关注的问题之一①。在中世纪，由于拜占庭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发展，南欧各国成了基督教文化圈。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等同于资本主义权力，而“东方”主要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自我”与“他者”心理经验的体现—任何人“自我”形象的构成都是建立在承认与“他者”并存的基础上[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文化“他者”指文化对立派别或与西方文化不同、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文化异议者;另一方面，文化“自我”则指以西方宗教、哲學和价值观为基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主体。在赛义德看来，各种各样的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而是在东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而投射出来的产物，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1]。 人类史上的各个时期都见证了西方人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的一些差异。在18世纪之前，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文化绚烂多彩，在经济、社会、科学、文化乃至军事上都处于当时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水平。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学者钦佩中国文化，来到中国进行交流和学习，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是其中的代表。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中国社会处于弱势，中国文化受到鄙视。黑格尔曾评论说，自18世纪以来，由于政权更迭的重复，中国不再发展甚至停滞不前[2]。西方人重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优越性及其发展模式，认为西方规则就是全人类的普遍规则，西方价值观（包括宗教和哲学）应成为全人类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对其他文化的分析意味着一种文化霸权，是一种西方人把西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检验标准扩展到东方，并凭借西方人在全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力而获得文化上的权力[3]。从表面上看，东方的落后和排他性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间存在一种话语关系，然而，在话语背后，它表明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某种权力关系和霸权关系。西方人认为东方是“他们”，与“我们”（西方）不同，这表明东方需要被西方文明化。换句话说，“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他们”应该被“我们”改造和统治，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他者”就应该被改革和同化。在东方学家的眼中，东方无法表述自己，是一个缺席而沉默的“他者”，只能被西方的“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4]，东方的形象一成不变，那就是始终没有能力界定自己[1]。所以，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其实质就是西方人对西方价值观和思想的世界扩张和普遍化，力图使其他文化都转变为西方文化的一个过程。
二、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的困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出版项目，如“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经典。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文学外推项目，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文学海外交流项目”，等等。基于以上举措，国际上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学舞台上的影响有所改善，但中国文学和文化并没有有效地“走向世界”[5]。
（一）文化交流间的弱势
人们总希望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能实现平等互利和双赢，但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流似乎具有自身的规律与方向。如果文化有“强势”（“主流”“中心”）与“弱势”（“非主流”“边缘”）之分，那么文化交流的总方向通常是从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即便同属于强势文化或发达国家， 不同语言与民族之间的流动也基本是从相对的高势能国家向低势能国家辐射。当下“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带有明显的逆向交流的性质，即由相对弱势的文化向强势文化输出[6]。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深层目的是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建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然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东方主义思想在西方读者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今天，许多西方人仍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和东方人持有严重的偏见。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汉语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一种非主流语言，中国文学仍处于边缘地位，中国文化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和读者接受的心态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西方读者对中国仍是以前的刻板印象，存在着歪曲甚至妖魔化中国的阅读倾向。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他者”文化，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就难以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
（二）世界文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学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只有普遍价值观才能获得全人类的关注和认可[7]。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原因，普遍性始终在干预和压制民族文化的地方性。一般来说，中心地区文学空间的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学是普遍的，他们建立的标准具有普遍价值，因此他们会无意识地利用自己强大的文学空间（所谓的普遍价值）来衡量世界文学空间边缘的文学。中国作家的“本土叙事”由于缺乏来自西方的先验理想，所以被认为是琐碎的、庸俗的、亵渎的。而这种文学空间的权力结构必将导致对位于相对边缘的文学空间的弱势国家文学的地方性的忽视。而且，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地方特色性也超越了西方读者的期望，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和想象范围。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独特理解和情感，中国文学表达出了独特的情感色彩和道德情怀。但是，由于中心地区的读者缺乏中国文学的“前结构”，他们在阅读时容易误解和贬低中国文学。这种剥离作品对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简单判断，使文学作品的地方特色湮灭。因此，作为被西方国家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很难突出自身的民族性，难以成为一种独特的道德理想和具有吸引力的人类价值新模式。
（三）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薄弱点
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翻译始终承担着跨文化交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8]通过翻译，向世界解释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目前，在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原作的精神和意义的忠实传递难以保证[9]，翻译质量还有待提高，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比较薄弱。例如，中国的《论语》和《道德经》有数十种翻译，中国的四部经典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唐诗和宋词也被翻译成世界上许多种语言。相比之下，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国外却很难见到。过分关注中国过去的形象，对当前中国形象视而不见，无疑会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形象的了解只停留在之前的落后中国。所以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文学，只增加翻译总量是不够的，还需增加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比例。
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除了语言之间的转换之外，还需要考虑跨国、跨种族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方法、接受心态等方面的相关因素。因此，中国文化走向全球也應该考虑到“语言差”和“时差”等因素[10]。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相对简单，但进入世界的传播体系却极其困难，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简单利益链中各种复杂关系引起的道德伦理的急剧下降，导致传统文化的社会认同功能迅速衰落[11]。 三、构建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的战略路径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我们党和政府也深刻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建设对于提高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系统地完善了“走出去”战略。在这个进程中，文学的先锋和引领作用非常重要。从学术领域和理论认识方面，全国性的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研讨，连续举办过多次。中国文学走向全球需要各种要素的协同作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分析得出的困境及原因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现实的巨大挑战性。为了更好应对这样的挑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路径。
（一）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后殖民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化殖民。虽然权力反映在话语中，但权力却受制于经济实力。我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国力，缩小与西方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从而构建平等对话的平台，握有自己的话语权。
经济的崛起、世界影响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是文学传播得以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我们应积极提升综合国力，提高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与交流的加强，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应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中国文化，分享中国文化的智慧。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才能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捍卫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生存空间促进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
（二）构建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身份
西方文化中的“他者”，是一种外来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与西方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事实上，东西两种文化都是彼此的“他者”。所以中国文化长期以来被单向地视为文化“他者”是不正确的，这在文化上是不平等的。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文明，自中国古代以来，儒家、道家哲学、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包容万象特征的中国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长期性，使其在统治制度上建立了一种恒定的文化模式。几千年来，特定的中国文化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然而，近150年来，中国文化既有的发展模式在西方文化的不断扩张中被打断，中国历史被迫行进在世界历史的轨道上。如果我们要改变“他者”的单向身份，就应该通过自己的民族文化研究来传播中国文化，以帮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正确地描写中华民族的文化镜像，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
产生文化身份主体认同问题的主要根源是由于“自我”认可和“他者”认同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11]。张树艳通过对流散作家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的跨文化中国叙事作品的分析，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在流散作家处理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可能够帮助这三位作家树立信心，走出精神困惑。尽管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是英语写就，但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化这一根基。在文化身份认同这一抗争的过程中，这三位作家都通过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我”认可来平衡与缩小与 “他者”认同之间的差距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因此，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构建中国文化身份，需要以中国文化为根基，既要重视“他者”的参与，也要充分发挥文化主体的阐释改写潜能，还需要创新精神。只有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理念下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够把中国优秀的经典文学有效地传播出去[12]。
（三）加强自身的文化意识和内省力度
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所存在的差距使加强文化意识和自我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不同的文化，我们才有条件在这个新兴的多元文化世界中建立自己的位置。通过自我接纳，取长补短，共同构建一个相互认可、彼此包容、共同发展的基本秩序。”[13]60-61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强自身的文化意识和内省力度。首先，我们要保持文化清醒，树立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撑，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只有让西方人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才能避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才有助于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只有通过加强自身的文化意识和内省力度，我们才能澄清自己文化的优缺点，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完善。再次，我们不能只强调中国文化的全面和正确传播，而忽视了他人的主观接受。过分强调文化自治的产出只会造成“他者”的有意阻抗。文学作品大多与其历史、政治和文化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文学”“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是中国政府作为文学翻译赞助人实施的文学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其所选文本的政治标准取代了文学美学，难以使西方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引起众多的共鸣。所以，在推译文学作品的时候应选择一些能唤起西方读者的审美体验和产生思想共鸣的优秀作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恰当的方式解读原文，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超越传统，与时俱进，以获得目标读者的认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与生俱有的情操和美德。
（四）融合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
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全球化这枚硬币互为正反的两面，彼此联系又无法分割。民族性是转化成世界性的重要元素，也只有在世界性照射下才有价值，因而民族性志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而走向世界，从而将本国/族与世界相互连接起来，而世界性也只有在民族性的映衬下才更现实[14]。
中国文学要传递到全世界，就必须追求文学的世界性。不同国籍的人具有相同的方面，即人类的共性，这构成了世界的基础。文学作为人类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反映的是正義与邪恶、爱与恨、生与死、贫穷与财富等与世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世界性与民族性不可分，没有民族性的世界是空虚的。法国学者卡萨诺瓦指出，边缘的文学和作家往往不得不诉诸各种手段寻求进入西方世界的许可。然而，没有统一而纯粹的世界文学[15]。 世界性也提出了文本选择的学理规约，即尽量选择那些优秀的、正面的、能够支撑民族自信的、体现民族智慧的文化风俗和文化故事或经典文学作品，而且其价值理念必须与世界性元素整合起来，能够获取世界范围的价值认同。坚持文化的世界性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自信地选择那些能够向世界推介并阐释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我国政府一贯强调“走出去”的应该是优秀民族文化精品，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传播和谐理念，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与文化思想，这是理性的，也是必要的[13]67-68。
世界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总和，每种文学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内涵。所以中国文学应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基本的中国立场，以全球视角立体地呈现人物、故事和价值观，并以本土的方式表达全球价值观。同时，在世界文学界平等对待不同的“他者”，在互动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文化美学，并在此过程中推广中国经典文学。
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认同，就应该在坚持民族的基础上表达其国际性。此外，我们必须调和民族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文学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努力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实现较好的平衡。
（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机制
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实质性的飞跃和突破。中国文学需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翻译体系，实施中西合作的翻译模式，采用“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建立科学的沟通机制，并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将多维度的推广策略付诸实践。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采用西方汉学家与中国本土译者“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也就是说，外国译者负责实际翻译，中国学者和译者负责协助前者准确理解原作中的文化困境。在具体的实施中，无论现有的翻译事实和读者的接受效果如何，都应该尽量避免所谓的“呈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的极端异化翻译策略”。我们应该在保护作品中的文化异质性和尽可能消除文化障碍的实际需要之间做出妥协和调和，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方法将优秀作品完美地呈现在读者的眼中。
此外，缺乏海外营销渠道是制约中国文学正常传播到世界的瓶颈。所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应遵循传播规律，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输出国外，建立科学、系统的传播机制。即通过建立和完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的选择，进行相关文学作品的编辑、翻译、校正和出版;通过建立文学代理制度，强化专业出版经纪人制度，提供语言服务政策保障机制;通过透明和公平的营销政策和行为，建立作者、译者、出版商，市场和读者之间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
在传播机制方面，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就必须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翻译特点和传播优势，注重新技术在文学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在网络信息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网络游戏、电影、微信、微博等微观文化的崛起，标志着中国文化和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需要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数字中国”通信网络，加强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形成各种媒体的互动;通过全面整合资源，扩大传播领域，将中国文学传播到东南亚、南美、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华人社区，将弘扬中国文化的声音真正融入欧美的主流媒体和社会。
四、结语
我们在意识到“自我”文化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基础上，要改变“他者”的单向身份，就应该通过自己的民族文化研究来传播中国文化，恢复“文化自信”，帮助世界了解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正确地描写中华民族的文化镜像，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出國门，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当前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有机整体。我们要以历史、发展和开放的视野，探索多元化的战略路径，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意识，进一步整合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机制，各个环节有机结合，协同创新，形成中国文学走向全球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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